路易・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的孤独

首先，让我感谢法国政治科学学会和让・夏洛（Jean Charlot）给我的殊荣，感谢他们邀请我来进行这场交流。并且，我也应该马上向诸位表达我在接受这个邀请时产生的头一重顾虑。贵学会原本的兴趣在于当代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我却提出了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缺乏现实性的话题：马基雅维利。另外，我的再一重顾虑是，诸位平时听讲的对象，不是众所周知的政治人物，就是历史学家，或者是政治科学家。但我只是个哲学家，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想和诸位一起探讨我所说的马基雅维利的孤独这个话题。告知诸位我仅仅是一个哲学家，这等于说，我会发现很多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但是，至少在我努力说清楚我想要提出的那么几个观点之后，我希望诸位能够原谅我这一点。我希望，尽管我们在学养、专业能力和兴趣方面彼此不同，但交流却是可能的，我个人对于这场交流寄予厚望。

我知道依照贵学会的惯例，客串讲演者应该回答一些事先就已经传达给他的问题。想必是由于我的主题缺乏现实性，也不那么中规中矩，所以就限制了我的对话者。因为我只收到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来自皮埃尔・法弗尔（Pierre Favre），关于那些认识论的观念，我在一些已经很早的文章里就概括过了。请他允许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一次私下的交谈，因为它太个人化了，同时也会让我离题太远。第二个问题来自科莱特・伊斯谟尔（Colette Ysmal），关于葛兰西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评价：是的，我的确和葛兰西一样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讨论民族国家的理论家，因而也是一个讨论作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过渡状态的绝对君主制的理论家，但我相信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非常例外的条件，这正是我待会儿要讨论的内容。第三个问题来自于盖・波特利（Hugues Portelli），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是的，我的确认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但它看起来更像是巧合和重复，而不是有什么直系的血统。我可能也正在讨论这一点。

承蒙诸位允许，所以我很乐意从我对自己选定的主题――马基雅维利的孤独――的一些思考谈起。

似乎不得不抗议，我们面对这样一位作者谈论孤独实属悖论，因为他总是在缠扰着历史，从十六世纪至今，毫无间歇，他不断地像魔鬼、像最玩世不恭的恶人那样被谴责，或者得到最伟大的政治家们的身体力行，或者因为他的大胆、他的思想的深刻而备受赞誉（例如在启蒙运动和意大利复兴运动当中，例如受到葛兰西的赞誉，等等）。当我们看到他在历史上总是被一大群势同水火的反对者、支持者以及殷勤周到的评论家包围着的时候，又怎么可能提出要来谈论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呢？

然而，只要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给每一个试图面对它的人所强加的那种分裂，那么谈论他的孤独就是可能的。事实上，他把自己的读者完全分裂开来，变成支持者和反对者，而且，不管历史环境怎样变化，他都一如既往地把他们分裂开来――这说明，要把他分派到某个阵营里去，对他进行归类，说出他到底是谁以及他思考的到底是什么，都是多么的困难！他的孤独首先在于这样的事实：他似乎是不可归类的，他不可能归属某个阵营，去跟其他思想家为伍，也不可能归属某个传统，像其他作者那样要么归属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要么归属自然法学派的传统。无疑，也就是因为这种不可归类性，才有如此不同的党派和如此伟大的作者，到头来既没有成功地给他定罪，也没有成功地把他接受下来，无一遗漏；好像在马基雅维利身上永远有某些东西是不可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不去管他的死党，如果从我们现在的优势地位出发，想一想上个世纪里那些一直在钻研他的作品的评论家，我们就会从他们的惊奇里再次对这一真相有所发现。我刚才说的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现在我要说的是那些伟大的现代评论家，他们实际上各自都――以折射的方式――把一个特征当作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接受了下来，而这个特征正好可以解释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引起的那些急剧的分裂。他的思想的的确确有着一个古典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它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对象，例如君主、不同种类的君主国、征服和保持君主国的方式，统治它们的方式。有着一个古典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也就是有着一个可认知、可认同、可以给人安全感的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有着一个可以毫不含糊地加以理解的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即便这个体系还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难题。但是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发现了跟那些尚未解决的难题有所不同的东西――一个谜――而且恐怕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克罗齐去世前就曾说过，这个马基雅维利问题可能永远无法解决。这个谜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它可以采取那个众所周知的二难困境的形式：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它可以采取那些更微妙的形式：他的思想怎么可能既明确无误的又难以捉摸的呢？为什么就像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在他的论文里精彩地论证过的那样，它是通过一些中断、离题和悬而未决的矛盾来展开的呢？一个思想体系貌似受到那样严格的控制，而实际上恰恰是它的表达方式既明明白白又闪烁其辞、既完整又不完整――这又怎么可能呢？所有这些令人困窘的争论都证实了一个看法，即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就产生于他的思想的非凡特性。

不光评论家，就连普通的读者也能证明这一点。甚至在今天，任何一个翻开已有350年历史的《君主论》或《论李维》文本的人，恐怕都会被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陌生的熟悉，那种Unheimlichkeit[令人害怕的东西]所触动。我们搞不懂这是为什么，但我们感到这些古老的文本在对我们说话，仿佛它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它们吸引着我们，仿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早就为我们写好了，并且要告诉我们一些与我们直接有关的事情，尽管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德・桑克第斯在19世纪记录下了这种奇怪的感觉，他说马基雅维利“他让我们震惊，他使我们冥想”。为什么有这种被占有的感觉？为什么这样震惊？为什么冥想？因为他的思想无视我们本人而不断进入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冥想？因为这种思想只有打破我们思考的事情，让我们震惊，才能不断进入我们的内心。这种思想无限地接近我们，但我们至今都从未与它会合，它用惊人的力量折服我们，让我们措手不及。可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搞得措手不及呢？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并不是那种通常的发现，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的那种发现：例如，这位奠基人就像霍克海默所说的那样，用后来伽利略的那种方式看待政治，试图证实各种要素的变化组成了一种恒定不变的关系，因而用“事情就是这样”和“这就是规律”之类的实证模式来看待政治，认为这套模式支配着各国政府的统治。

不，不是诸如此类的发现让我们措手不及，因为只要这种发现进入我们的文化，并且在整个科学传统中自我繁殖，它在我们眼里就是熟悉的，决不会让我们惊奇，“让我们震惊”。然而，马基雅维利本人自称是一种新的知识形式的发明者――所有伟大的政治探索者，就像维柯和孟德斯鸠所做的那样，都使用过这种方式。但这种形式的知识恰恰和伽利略的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始终无人继承，被孤立在那个目睹了它的诞生并给了它生命的时代和个人的身上。

我在这里已触及到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和非凡特性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的要点。但是在继续讨论这个要点之前，为了能够继续讨论下去，我很乐意证明，我们首先必需驱除这个马基雅维利之谜的古典形式。

这种古典形态可以陈述如下：马基雅维利在骨子里，到底是像《君主论》似乎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呢？还是像《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似乎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呢？这就是人们提出难题的一般方式。可一旦这样提出难题，也就等于不证自明地接受了一种先在的政府分类，一种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府类型学，用以思考不同的政体以及它们的正常和反常状态。但是马基雅维利恰恰拒绝接受或实践那样的类型学，他并没有要求用他的思考来规定任何特定的政府类型的本质。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正如德・桑克第斯和追随他的葛兰西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个目标完全不在于制订民族国家的一般理论――在他的生活的时代，这样的民族国家就以绝对君主制的形式存在于法国和西班牙――而在于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在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在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意大利，什么才是奠定民族国家基业的前提。马基雅维利用彻底的、政治的提法提出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建立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由任何现有的国家来完成的，不管是君主们统治的国家，还是共和国，还是教皇国，因为它们统统是旧东西，或者用现代的说法，统统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而不能自拔――甚至包括那些自由城市。马基雅维利用彻底的提法，提出“只有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因为一个新君主在一个旧的君主国里不会有任何成就――因为他只能沦为这个旧世界的囚徒。我相信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这种拒绝的政治意义，把握马基雅维利给读者留下的这种不确定性。显然，马基雅维利寻找他希望中的君主，但他从一个君主找到另一个，终于明白自己是找不到的。那个任务的迫切要求，意大利在政治上的不幸，意大利人民的品质，以及四面八方高涨的呼声，这一切都使他确信：这样一位君主将会受到人民一致的欢迎；因此他用动情的语调表达了这种迫切要求。切萨雷・博尔贾的奇遇已经向他证明了这一要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个人几乎已经成功地奠定了一个新的国家，而这正是因为他在起步的时候一无所有，因为他是没有国家的君主，所以他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旧的政治形式的囚徒，而封建主义和教皇就用这些形式掩盖着一个备受侵略者蹂躏的意大利。迫切的要求使马基雅维利对那个政治任务和在意大利大量存在着的手段确信不疑，他同样确信，这个呼之欲出的新君主必将摆脱一切封建的束缚，能够白手起家地承担起这项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一般地谈论“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一般地、抽象地谈论，没有说出任何人物、任何地点的名称。他用这种匿名性谴责了一切现有的君主、一切现有的国家，同时呼唤一个未知的人物来创制一个新的国家，说到底，就像切萨雷・博尔贾那样，从他的父亲教皇陛下给他用来找乐子的一个连国家也不是的一小片外省的地方开始，塑造他自己的国家。如果有一个未知的人物就这样从无起步，并且如果幸运眷顾了他的“virtù”[能力]，他就有可能成功，但条件是他必须奠定一个新的国家，一个能够长存的国家，一个能够成长壮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不管使用征服还是什么别的手段能够统一整个意大利的国家。照这样看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问题就整个儿被取代了，并且可以从这些前提出发得以阐明。为了奠定一个新的国家，马基雅维利说，这个人必须是“独自一人”；他必须独自一人缔造出任何政治都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独自一人颁布最初的法律，独自一人奠定“基业”并维护它的安全。

这是国家的第一个环节，它必定是那个唯一的人的工作，这个人从一介平民一跃而为君主；因此，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这是一个君主主义的、专政的环节。

但这还够不上一个充分条件。因为一个像这样形成的国家脆弱得可怕。它经受着两个危险：它的主人可能陷入暴政，而马基雅维利对暴政的诅咒就像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的诅咒，因为暴政激发了人民的憎恨，从而导致君主的毁灭――它还可能在被派系之争弄得四分五裂之后，任凭自己受到列强的凌辱。

因此，一旦奠定了基业，最要紧的就是让这个国家能够长存下去。为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独自一人奠定基业的君主，必须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成为众人”，建立一个法律体系，用它来保护人民反对贵族的暴行；还要建立一个“复合的”政府（他的说法），一个能够代表国王、人民和贵族三方的政府。这是第二个环节，它意味着权力扎根于人民，准确地说，扎根于人民和贵族相互斗争的矛盾之中。令人恼火的是，马基雅维利无视他的时代已经确立的真理，捍卫了一个观念：各种情绪的冲突、赤贫和豪富的冲突――简言之，阶级斗争――是国家的巩固和扩张所绝对不可缺少的。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坚持认为这第二个环节是马基雅维利作为共和主义者的环节。但是，他谈到法国政府的优点，谈到罗马这个令人敬畏的历史典范――它表现出一个悖论：既是一个由国王们奠定基业的共和国，又在共和国的制度里保留了君主制――如果我们比较这些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