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

最近读了汪晖的近作《1989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之打印稿（以下简称《再论》，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摘自该书），观感颇多，现就书中若干观点和表述略加评论，同时也就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发表一些看法。

一、1989年政治运动的历史定位及其后果

1989年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及其失败与90年代中国思想界状况之关系可谓人所皆知，但由于对言论自由的种种他律和自律，大陆知识分子极少有人直接评论这一运动。汪晖率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大胆尝试着解读这一运动，试图“超越形式主义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值得赞许。但通读全书，看到的却是对运动参与者的刻意拔高或贬低以及对运动性质的扭曲，不免令人失望。书中除了提到一句“这场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的意义”之外，通篇都回避了民主一词。汪晖把1989年的运动称为“社会运动”，这是个十分独特也蕴涵深意的提法。相对于思想运动或文化运动，社会运动通常指参与者具群众性和草根性，其类型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市民运动、国民运动等。就1989年民主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来说，这场运动足可被称为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国民运动（“文革”类型的“运动国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至少也应称其为“市民运动”。但该书似乎刻意要与模糊阶级划分的“市民社会”理论划清界线，故而宁肯称之为“城市的社会运动”、“以城市为基地的社会运动”，而拒绝更简练的说法。

梁启超认为，国民运动可分为对外的国民运动与对内的国民运动。[1] 对外的运动比较容易促成，例如1946年就爆发过由国民党领导的针对苏联的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针对美国的两场大规模学生运动；如今只要有人煽风点火，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也不难成为燎原之势。而在中国对内的国民运动或市民运动则特别宝贵和难得，其中代表个别社会阶层利益并以经济、社会目标为主要诉求的，通常称为社会运动；代表社会各阶层普遍利益并以政治目标为主要诉求的，则通常称为政治运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论证，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选权，则合格公民共享之；剥夺普选权，则大家共失之；而收入则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个人收入的增加或被剥夺，其影响可能只局限于个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认为，有无普选权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减的影响；在价值评价系统中，法治自由权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2] 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的民主运动不是争取个别社会阶层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争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种“公共物品”的政治运动，虽然因农民的缺席而不能将之称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但它至少是以全民利益为诉求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在前期被举世公认（包括官方也一度公开承认）是“爱国民主运动”，运动后期的参与者则高举着“爱国维宪运动”的旗帜。

《再论》刻意将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诉求──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诉求──反对腐败、官倒、太子党、要求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区分开来，其目的似乎在于解构运动的“全民性”、“市民性”、“政治性”，以便对这场运动作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分析。于是，“包含着复杂成份的”运动被“批判理论”一分为二：通过社会运动──社会保护运动（或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分析链条，抽离出一个由“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员起来的反抗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成份；同时扬弃另一个“新自由主义”利用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建立话语霸权，特殊利益群体利用运动使权力架构向有利于自身方向转变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

《再论》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1989年政治运动爆发时的社会背景，指出了与官方有关的三个关键性因素：政治领导之间的分歧及中央与地方的分化；社会动员的广度使官方的传统控制方式失效而一时处于迷茫状态；运动的诉求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因而具有某种合法性。尽管《再论》也涉及到1980年代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进程与得失分析，但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见解，也未超出1990年代在这些命题上已有的许多出色的研究；如果查阅一下1988至1989年的《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那些报纸上的许多讨论比晚10多年问世的《再论》的分析更深刻。

事实上，象《再论》这样试图单纯从社会各阶层的客观状况中直接演绎出这场政治运动的动因，可能是很难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90年代上半期与80年代下半期的社会各阶层状况并无显著差异，而且80年代后期的许多潜在社会矛盾在90年代已明朗化并日益激烈化，如果按照《再论》的推论模式，似乎90年代更可能爆发类似的运动，但1989年之后其实中国再也未出现对内的学生运动或国民运动。显然，《再论》至少回避了对运动发起者方面三个关键性因素的分析：首先，经过高校竞选运动之后多次民主运动的洗礼，1989年政治运动的学生领袖及其顾问具有比较丰富的领导学生运动的经验；在胡赵主持大规模政治平反运动和抵制反自由化运动的政治氛围下，历经30年来政治上风风雨雨而积聚起来的一批知识精英已具有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中国民主化的初步政治意识；在知识界大方向基本一致的“新启蒙”思潮引导下，学生与知识分子在运动爆发前已有一定程度的人际联系与思想整合。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对于运动的暴力镇压”，上述因素在运动之后已不复存在。

为了揭示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之一面，《再论》反复强调运动中“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诉求，认为“工人阶级的‘铁饭碗’面临危机，收入下降，下岗和失业虽未成为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一种迹象已经为国有企业的工人所感知”。《再论》用90年代后期的公众认知来解释1989年的运动起因，既违背事实，在学术方法上也是极不严肃的，这很像“文革”前大陆史学界对工人在“五四运动”中作用及其阶级意识的夸大宣传。事实上1989年的大众心态相当逼真地表达在这样的民间话语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此话的前半句说明，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当时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满意的。后半句则表明，他们最不满意的是新权贵和极少数暴发户通过非正当手段巧取豪夺；他们期盼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新闻自由，以便充份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希望通过刚进入普通家庭的彩电看到多姿多彩的新闻和其他电视节目，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并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奢侈品，工人和普通市民阶层同样是它的消费者与追求者，只是后一阶层的自觉意识稍差一些。正因为如此，当时民主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不少工矿的工人并没有多少对就业和收入的危机感，相反却心安理得地领着为让他们“安心上班”而发的加班费。那时能预见到后来国有企业职工境况的只是个别的“乌鸦”型知识分子，他们微弱的警告声不仅很难打动工人，甚至连让工人听到也不容易。直到今天才有不少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发出了“早知今日，何不当初”的感慨。

与拔高工人阶级态度的表述截然相反，《再论》却一再流露出对知识阶层的鄙视。“这一阶层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历史联系似乎已经完全断绝。它关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力的落实，但没有能够将这一诉求与其他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密切地关联起来。”“1989年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能够针对上述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自觉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

《再论》把运动中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与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的诉求割裂开，是没有丝毫历史根据的。1989年政治运动中如影相随的一对口号是“反腐败”、“争民主”，学生和工人上街同样都举着这两面旗帜。连官方也常常说，学生运动以“反腐败”的名义如何如何。换言之，争取自由民主与争取社会公正不是“没有关联”，而是始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回应这种诉求，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拟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也兼顾到扩大民主和反腐败两个方面。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在运动目标上的差异与整合的困难，导致“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的流产，确实是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将此次运动的目标限定在新闻自由上，因此主张在“五月间出现短暂的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后便把运动重心放到巩固既有成果上；而学生运动的主流则想趁热打铁，争取政府对自治学生会的承认，进而实现结社自由的目标。为了整合这两种运动目标，一些知识分子作了艰苦努力，包括“12君子”到广场公开游说，以及在“蓟门饭店会议”上激烈争辩。

《再论》因为运动的失败结局而抹杀运动参与者的“政治实践”，是不公平的。知识分子将新闻自由（或者广义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作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并非为本身的特殊利益所驱，而是因为认识到它是争取其他自由民主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反腐败、反特权、争取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事实上，运动中首先发起成立工人自治组织的就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生，运动后期的领导中心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运动被镇压后判刑最重的知识分子判决书中也列举了他们到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罪行”。然而，《再论》作者或是因孤陋寡闻，或是故意视而不见，在书中一笔勾销了运动中知识分子群体在“建立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方面的努力。

单凭学生与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表现，《再论》还难以给运动直接扣上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的大帽子，所以它必须引入“这一运动的最为保守的方面（即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汪晖认为，“出于对正在到来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这些利益群体试图通过将自己的诉求注入社会运动，……利用注入资金……从而达到利用社会运动迫使国家内部的权力架构按照有利于自身阶层或自身集团利益的方向转变”。汪晖所说的“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在当时无非是指以“康华公司”为代表的“太子党”和大大小小的“官倒”集团；他们是运动的主要批评对象，正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发出了“镇压20万人换取20年稳定”的叫嚣，他们怎么可能、又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注入资金”而参与了这场运动（即使是最为保守的方面）？《再论》的这一说法纯属对历史的杜撰。

确实，运动之后官方媒体曾大肆炒作“四通公司”向学生运动“注入资金”，但“四通公司”及后来派生出来的“四通利方”、“新浪网”等均属民营高科技企业，未必是最为人们诟病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表。当时令学生运动受到最大鼓舞的是全国总工会的赠款，虽然它是官办组织，但在朱厚泽的领导下曾有过积极的表现，直到现在也还是相对最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一个党群机构，显然与“私有化”无缘。至于香港各界人士、北京个体户、街坊大妈大嫂们的捐赠，则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与“利益群体”毫不相干。

笔者以为，1989年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是以“反腐败”、“争民主”为旗帜的对内的国民运动或市民运动。从运动主体方面来说，目标是争取实现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公民的宪法权利。《再论》硬要通过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将统一的运动割裂开来，是不适当的。国际经验证明，弱势集团的斗争如果不是表现为砸机器、零散罢工、帮会黑道等低级方式，而是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展开，就必须以获得自由民主等公民权利为前提条件。在此之前，国内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表现为国民运动、市民运动的形态，而不一定是阶级运动的形态。近年来，世界各国也出现了环保运动、生态运动等新形态的社会运动，对这些运动应用汪晖所熟悉的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无疑也是南辕北辙。

1989年政治运动及其失败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这给其后的年代打下了深深的印痕。《再论》对此的分析是：“一、1989刚刚出现的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之间的互动条件彻底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