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解读“新左派”

扫描时下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思想格局――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已经演变为二元对垒：对阵的一方，是做派上显得十足的道义凛然的新左派。(1)

另一方，则是依据时代要求与学理回应而呢喃言语的自由主义。对阵态势则明摆着：新左派对自由主义采取的是攻势，它依赖西方学术化左派集聚的学理资源，仰仗文化多元主义的学术主张和“全球化”时代潮流凸显的民族性问题意识，将过去激进左派的主张做温和的处理，对自由主义加以严厉的指责。似乎时下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弊害均由自由主义导致。自由主义者处于明显的守势。他们对来自新左派的指责进行抗辩，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加以勾画，对自由主义的可信度与有效性提供说明。从三足鼎立到二元对垒，其间的演变有做解析的必要：各自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判断，与我们所处当下时代的演变有紧密的关联。

“新左派”概观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以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理论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2)

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其二，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其三，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与帮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自由主义者”做出这种行动来。

比如，二战中意大利有号称自由主义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国胡适就是一个典型，周作人就是一个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之成为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以法治、秩序和渐进来抵抗革命。并且，以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急切地呼唤一个有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重新赋予社会以秩序，使各阶层的人能各安其位，使社会生活有法可依，从而也使自由主义的‘游戏’能重新开场。”?

而在韩毓海那里，拒斥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因为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因此，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进一步，必须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

对自由主义的拒斥，在汪晖处说的明显要婉转一些。当然，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他以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分析，认定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是一种在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信仰基础上，预设的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观念以及普遍主义的立场。因此，再一方面，自由主义对现代性(表现为对资本的批判与拒斥)和全球性(表现为对中国问题的正视)的反思都是缺乏力度的。故尔，超越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依托，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

将“新左派”坚决拒斥自由主义及其相关言路的基本理由再做归纳，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论证缺陷；二是在实践上与其理论预期的疏离。

“回归”，所围绕的基本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政治主导。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个方面，国内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地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政治参与，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对付的问题：

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无法解决的人民民主问题，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无法解决的正义的政治制度问题，交易的体制化时代无法解决的人的情感适意与诗性想象问题。他们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以诗化的创新代替务实的制度建设。或者干脆对自己的方案缄默不语，却搬出西式的“组合思想”(如贝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新左派”言论(如崔之元)，来对付我们对“新左派”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期待。但是，透过他们这种“理性的狡计”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合立场，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直接民主、政治中心、激情跃动的肯定，对单纯理想主义诗意浪漫的顾盼，与对走向务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不满。?

归纳起来，“新左派”吁请“回归”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参与的轴心意义与时代中所谓的“全面的社会民主”(3)的决定性作用。

从对“新左派”的文献的理解上可见，“新左派”之所以谓“新”“左派”，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

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新左派”之“左”，“左”就“左”在――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4)

或则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谓“全面的民主”)社会就只有期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来造就了。

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遮遮掩掩地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缄口不言。他们在高明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下，为一种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的“隐形”社会主义辩护。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晖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否定、对九十年代各种思想主张“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指责)。总之，“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出了问题，只有彻底的解构才足以为他们自己倾心赞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鸣锣开道。(5)

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无法抹去的空想性，从“新左派”言述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

西方根柢

客观地讲，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国家――社会、个人――公共、计划――市场这些理念，无不直接与自由主义有关。其二，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亦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总结和辩护。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肯定，对于依据规则进行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对于基于保护这种个人权利基础上形成的法治体系，即限制权力和凸显权利的制度取向，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力图捍卫的。其三，现代的社会生活格局，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或是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的，也都与现代社会大众的选择与自由主义的吁请和作用相关。离开了自由主义与实际生活的互动，就难于理解现代生活了。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一旦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主流，它就得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

这些批判，自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思想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就在西方被左、右两派人士共同宣布为敌人。然而，近现代西方思想史表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这类批判构成了资本主义良性发展、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述趋于健全的思想动力。

于是，当作为现代化主流发展模式的、西方的“典范性”的现代模式，以不可遏止之力向非西方社会扩展时，非西方社会人士就会将反抗西方的依托，直接搭挂到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非主流思想体系上面。因此，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抵抗，没有例外地在寻求这种支持。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来自西方这些抵抗自由主义的新老左派们的思想观念。将“新左派”的陈述放到现代世界史历程中看，便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从东西方社会的现代运动关联性上看，当代中国“新左派”试图接榫的西方左派思想，有着新老两个鼻祖。老鼻祖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出发，着力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霸权进行反抗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系统批判。对现代极权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抑或是社会主义式的，法兰克福学派都进行了具有理论力度的批判。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极权主义的抑制，却发生了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语境横移问题：他们在德国这样的非自由社会里观察畸形的资本主义久了，却到美国这样的具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不予区分地把美国的情况当作德国的情况加以批判，以至于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不适宜地混淆在一起加以抨击。(6)而当代中国“新左派”在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言述时，却对之不予考虑，又再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进行不择地点、不论条件的横移。(7)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新鼻祖则是在时下西方时髦的、非难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各种学说。这里面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阿明以研究现代化理论知名。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作为先发展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地位，而后起现代国家则只能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的压迫、剥削对象。这便造成了“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化。于是，阿明将资本主义式的“经由市场的全球化”判定为“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吁求一个基于普遍―特殊的辩证法，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