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自由主义之争：学术建制与知识问题

《天涯》杂志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解读“新左派”》。这篇文章评论了国内几个主张以社会主义式的“全面民主”，来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的人士的观点。后来被评论者之一，北京大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韩毓海先生署名发表了《“相约98”，“告别98”――新年答客问》的回应文章。文章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为此，我首先要向韩先生表示感谢。因为，这促使我对自己的学术道德进行深刻自省，并对自己讨论问题的方式和知识资源，加以检讨。之后，有了下述两方面的体会，特写出来请教韩先生，以求获得学术上的进步。

学术建制

韩先生的回应，从《南方周末》发表的朱学勤先生评论1998年自由主义言述的文章谈起。韩先生认为，《南方周末》发表朱学勤评论“新左派”朋友的观点，并为自由主义辩护的文章，是一种传媒炒作。接着便指责为自由主义辩护的学者们的主张，乃是一种“本质化的自由主义”，暗示其没有接触“真问题”，只注重了过程的公正而忽视了结果的公正。主张自由主义的学人是对市场“制度拜物教”式的崇拜，是“鼓吹私有制度万岁”，容忍权钱勾结和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侵入，因此，要对市场进行“知识考古学”的追究，在过程公正之外寻求结果公正。其间，韩先生认定，我与朱学勤先生在观点上的不谋而合，是有意的“党同伐异”。而尤其使我需要反躬自省的是，韩先生指责我的评论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一连串的胡言乱语”，“极其拙劣的胡言乱语”，“一厢情愿的滑稽表演”，和“专以打人为务”的“打人棍子”，是“以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自利”，“别有用心”，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公然玷污”。并且，韩先生因此断定，我的评论“不是学术”，我是不自量力地自称为学者，不能让我的言论“公然存在”。

韩先生的回应，涉及到相当多的问题。除开需要认真讨论的各种思想性的、知识性的问题之外，最需要我们这些被指责的人首先认真对待的问题，则是如何校正自己讨论问题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先生的回应，促使我们暂时放下观点差异，寻求建立一个健康的学术建制的可能。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宗旨，具不具有健康的学术建制，涉及到它所捍卫的言论自由的可能性问题。

健康的学术建制，所指有二。一是参与到学术活动中的学人，如何可以形成一个健康的学风和学术心态问题。中心所在，就是自由主义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立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二是学术讨论如何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条件。重心所在，就是自由主义关于言论自由的社会保障观点――“自由意味着平等”，平等地获得言论自由的社会保障，使人们能够理智地讨论问题，理性地达成共识。前者是形成健康学术建制的内在动因。后者是形成健康学术建制的外部条件。

就前者而言，假如一个学人真是像韩先生指责的我等，既只能“胡言乱语”，又诳称学术与学者，那确实就应当受到严厉的指责。学术虽然是一项毕人一生之力，也难保能够发现十足真理的艰苦事业。但是，学人可以做到的，则是谦虚谨慎，认真读书和思考，以求在知识上不闹笑话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探求。所以，我愿意对自己的评论中间可能存在的知识性缺陷，请教韩先生，以便求得明师，指点迷津。在此，想先说明的是，我在《解读“新左派”》的那篇评论中，既没有将之自称为学术，也没有自封为韩先生所说的那种学者。文后所写的“学者”，仅仅是表明尊重《天涯》杂志发表文章的惯例而已。况且，“学者”只是指“学习的人”、“从学的人”。这其实是一个谦恭的词汇。不知道韩先生是否把学者看成真理的宣示者，所以把那些愿意从学的人都要赶出学门？而且事实上，我绝对不会认为我的那篇评论是“学术”。因为，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的“学术”，是有具体含义的。我的那篇《解读“新左派”》，从评论者当初的为文动机上来讲，本来就只是要撰写一篇社会文化时评而已，并未强拉时评成为学术。因为，按照现代学术研究的划界分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有着十分严格的知识讨论规程。大致是指在知识累积、精确考订的基础上对某一个或某些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思想界关于“思想”与“学术”的划界诉求，已经将学术的细致梳理、问题针对、确凿可靠与思想的多元探求、价值梳理、因人而异的差别，进行了大家较为认同的区分。从而，达成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基本共识。按照这种双向要求，漫无边际的游想、诗意浪漫的抒情、随便涂舞的遐思，既不是思想，也不是学术。因此，我深深赞同韩先生的说法，应当将“胡言乱语”革出学术之门。也因此，我绝不敢妄称一篇文化时评是“学术”。而且，我愿意自警，对评论与学术的界限保持自觉：社会文化时评与学术研究不同。韩文与他所指斥的评论者之文一样，都是属于前者。那只是一种“现场反应”、“临时反应”，理性中夹杂着过多的感性，意见（opinion）多于论争(argument )，论争淹没了证明(justification)。评论的意见需要净化，需要论证，需要系统化，需要将之置入有前因后果的思想史中定位，才有望成为学术研究。假如难以作这样的提升，那就仅仅是一篇文化时评而已。

至于韩先生指责我“别有用心”，而且是与朱学勤先生合谋，“党同伐异”，以便达到代表自由主义以“自利”。我想是因为韩先生需要指责我，而努力对辩论对方进行动机猜测的原因导致的。韩先生指责中出现的骂词，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学术讨论中被人踩到痛脚时常常有的现象。但是，韩先生以猜测别人的研究动机来代替对别人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问题：研究者的心理活动与研究结果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我们分析某个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研究者提供的研究结果。而不将关注放到对其研究动机的心理学猜测上面。或者是从其发表的言论与文字，来从事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研究者意图的估摸上面。因为，任何对于研究对象或评论对象的心理动机的猜测，都可能带有任意性，将别人完全没有的动机和意图强加给人。并可能导致思想专制的“腹诽治罪”。是否可以说，韩先生对我研究动机的诸多猜测，乃是一种危险的研究心理在作祟？从韩先生指责我胡言乱语，因此要取消我的言论“公然存在”的“理由”看来，他已经显现出以自己的臆断，认定别人研究动机的凶险，要将别人的言论自由加以剥夺的强烈冲动。

就后者来讲，韩先生对于另一家登载与自己的观点相反对见解的传媒，就如同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学人一样，严加指责。他批评相反意见是“误读”的结果，进而指责刊登这些意见的传媒是在“炒作”，是对学术界“真实状况的遮蔽”，“真正有意义的知识与思想的掩埋”。韩先生此论，让我们思考健康的学术机制之得以形成的条件问题。传媒是“公器”，应当成为合法发表不同见解的场所。假如传媒只是传播一种声音，而且是传播遮蔽真实状况，掩埋真正有意义的知识与思想，那这种传媒机构就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因为，这样势必妨害言论自由的社会兑现。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学人是不是“误读”，传媒是不是“炒作”，不应由争论的双方来加以断定，而应当付诸公断。如果争论的双方可以断定对方是误读，发表对方见解的传媒是炒作，那么就意味着，作出这种要求的人就是既要参与游戏，又要制定游戏规则，是想谋取一种独占话语权的言论霸主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公平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讨论就完全无法期望了。为了形成健康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活动空间，这里既要求学者自律，也要求传媒自律。学者的自律，要求学者在学术讨论中只是把自己当作“游戏”的参与者，而不是既是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否则会把自己娇惯成真理代言人。传媒的自律，要求传媒尽量公正地发表不同见解，而不是成为某个人，尤其是某个具有一定权力（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话语权力）的人攻击其他人人格的工具。只要一个学者能够理性地对待论争对方的言论，他就达到了自律要求。只要一家传媒，它只是发表学者的学术见解而不是提供人身攻击场所，它也就达到了自律的要求。就此而言，韩先生对朱学勤先生以及《南方周末》的批评，乃是一个游戏者兼裁判的角色混淆的结果。这离公平的学术讨论所要求的学者的自律，有相当距离。联系到《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只是刊发韩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而拒绝提供反驳园地给被攻击者，倒是有违传媒自律的要求，有违捍卫言论自由的公共机构基本的职业伦理。需要接受韩先生批评的，不是《南方周末》，而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当然，中国的现代传媒，基于捍卫言论自由的实践基础非常薄弱，它常常可悲地成为某些人泄私愤的工具。这还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期望在未来加以改进的事情。只是我们需要思考：公共传媒的公共性，究竟如何可以获得保证？当我们在以公共性立论的时候，这恐怕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话题。假如缺乏面对公共问题的“公共”传媒，真正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讨论就难以出现。言论自由的外部条件，就没有保障。我们和韩先生一样热切期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和“真正有意义的知识和思想”，就难免被遮蔽和掩埋的命运。

知识问题

韩先生的答客问，是以学术研究为自己定位的。如果说他对我的严厉指责，涉及到的只是学术建制问题。而他对自由主义的“学术”批评，则涉及到十分复杂的现代政治哲学理论问题。他的表述，因为对概念没有定义，下有太多判断，修饰辞藻累积不少，我不能很明白地理解。因此，需要就他提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下出的基本判断，请教韩先生。

韩先生提到很多现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术语。由于他基本上没有给出定义，所以，我觉得韩先生需要在这些词汇的各种通常意义中，为我们选定一个定义，或则，将自己对这些概念术语的定义明确化，以便我们知道他想表达的基本意思。这类概念在韩先生的文中比比皆是：诸如本质化、自由主义、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社会、所有制、知识考古学、制度、拜物教、发展、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权力、权利、公正、社会公正等等等等。而且，组合的概念也没有定义，比如“本质化的自由主义”、“市场的知识考古学”、“制度拜物教”等等。就这些概念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含义来讲，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为不同主张的学者和流派所分享。而且我们知道，概念乃是现代运思的起点，假如概念不清，就无法提供给研究者以清晰的思路和可靠的知识基础。由于这些概念的梳理，都非常具体复杂。因此，我仅就韩先生使用而我又不是太明了的三个复合概念，请教韩先生，以便有望与韩先生进行“学术”讨论。这三个复合概念是“本质化的自由主义”、“市场的知识考古学”与“制度拜物教”。这三个概念，均涉及到复杂的现代社会变动与思想史问题，我想引述一些学术界的基本定义，希望韩先生为我指出，他在文中使用这些概念时究竟是在哪一种意思上锚定的。

“本质化的自由主义”，是由本质化与自由主义两个词汇连接而成的。关于自由主义一词，韩先生在他指责自由主义的全篇文字中，都没有解释过。我愿意将之理解为韩先生要批判的就是这里提到的“本质化的自由主义”。因此，本质化一词，就成为韩先生批判自由主义的关键词。“本质化”，是一个哲学术语。它用以指哲学本质主义的基本特点。在整个二十世纪，哲学界批判本质主义的声音，不绝于耳。最为有名的是维特根斯坦。本质主义的基本特征，在描述上确实像韩先生批评朱学勤致力寻找历史上自由主义言述的相似性那样，是“渴求共性，蔑视个性”。但是，本质主义在理论上的构成是复杂的。按照维氏的划分，它具有三种理论形式。一是绝对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主张某一类事物有着唯一不变的普遍本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主张只有一类方法具有揭示事物普遍本质的奇效。二是基础主义或还原主义。这是一种认为语言和世界都可以分析还原为最终的成分的主张。三是科学主义。此乃一种将自然现象的解释简化为数目尽可能少的基本自然律，从而认定任何认知与解释都可以归为“科学方法”处理的题材的主张。三种本质主义的理论形式，都具有典型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因此，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它们的谬误被揭示出来：因为本质主义企图用一个共同的本质统摄现象，从而掩盖各种现象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批判本质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面对事物和认知的个别性和偶然性，而不能寻求认识某种共同性。维氏提出的与本质主义针锋相对的概念“家族类似”，就是一个揭示事物之间或解释之间的相似性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