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革命者如何争取群众

一、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

我们从第九章第五节已经知道，革命先锋党之所以需要，是由于群众的直接行动是间歇性的，同时也由于推翻资产阶级权力所需要的战略的科学性。我们现在可以为上述分析再补充一个因素，那就是无产阶级内部政治上的不一致。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表现为种种不同的思想流派的总和。各种门派林立，其中有社会民主派，即典型的改良派，有正统的支持莫斯科的共党（源出于斯大林主义，而日益倾向于新改良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派及无政府工团主义派，有毛泽东派，也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第四国际）。在许多国家，还有介乎上述主要思想流派之间的中间派（中派主义）。

工人运动思想上的不一致，在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历史中有许多客观的根源。

从工人阶级生存的社会条件上看来，工人阶级并不是完全均匀一致的。有些工人在大企业工作，有些在小企业工作，有些住进城市已经有好几代之久，有些却刚刚搬来；有些具有高水平的技能，有些却技术普通。由于上述这些分别，不同种类的工人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着快慢的差别。

技术水平高的那类工人，会比那些半生都失业的工人更快懂得有需要组织工会。但是，他们的工会组织也更有可能屈服于狭隘的社团主义，把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屈从于工人贵族的特殊利益。这些工人贵族为了保卫既得的特殊利益，就力图阻止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在大城市和大工业生活和工作的工人，也会比小城镇小企业的工人，较易觉悟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无比潜力，较易掌握到，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工厂，是有可能得到成功的。

助长工人阶级的非均一性的，还有工人阶级斗争经验上和个人能力上的差异。一组工人可能参加过十几次罢工并且大部份得到胜利，还参加过许多示威。另一组工人可能十年才参加过一次罢工，而且失败了，他们从未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过政治斗争。不同的经验对两组工人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同。某个工人或职员可能天生就喜欢学习，看报之外还看书，另一个工人可能简直从不读书。某个工人可能在性情上就已经是富于战斗性的，甚至是天生的领袖；另一个却可能比较消极，并且爱袖手旁观。某人可能容易和同事交朋友，另一人却更喜欢躲在家里，完全专注于家庭生活。这一切，对于个别工人的行为及其政治抉择，以及在特定时候所能达到的阶级觉悟的水平，都有局部的影响。

最后，我们远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特殊历史及民族传统。英国工人阶级，最早建立了独立的阶级政治组织，即宪章运动。但它从未有过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或纲领为基础的群众性政党的经验；即使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政党也没有。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即工党，是从群众性工联主义中产生，而且也以此为基础。

法国工人阶级受到它自己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特殊传统（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普鲁东主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法国大工业之相对弱小，以及工业相对地分散在各省小市镇，阻碍了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要等到两次大战之间，后来又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大工厂在巴黎、里昂、马赛及法国东北部发展起来之后，阶级斗争的一般路向才能够由大罢工决定（例如一九三六年六月，一九四七至四八年的罢工潮，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工人阶级中占支配地位的党，使法国工人阶级具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有明确关联的世界观和传统。

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长久以来都以革命工团主义传统为其特征，受到伊比利亚半岛大工业显著的落后所影响。

工人运动内部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是工人运动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的结果，也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辩论和对立的结果。第一国际为了是否需要夺取政权的问题，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第二国际分为革命派与改良派，争执的问题有下列种种：应否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应否支持本国的国防；正正在群众的革命斗争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和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生存的时候，对这斗争究竟应该支持还是压制。第三国际分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英基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不断革命论和「阶段革命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为在一国之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种乌托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并且由此而分为支持和反对使国际革命的利益屈从于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的两派。

但是，即就这些思想分歧而论，它本身也还是有更深刻的客观根源和物质性根源的。

二、反对阶级敌人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

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分歧，使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不统一。虽然工会在许多国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西德、奥地利）是统一的，但是，工人运动分成许多政治组织却是普遍情况。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懂得，这是由于客观因素使然，并不是出于偶然的，不是由于「分裂主义者」的「罪恶」，不足由于个别或一小撮「叛徒」的「罪恶行为」。

政治分歧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工人阶级曾经在许多党派共存的条件下（而各党派又都宣称忠于工人运动）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作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决定，但是，就在这次大会上，工人阶级内部党派分立的情况比我们目前在西方所见的更为厉害。德国工人阶级分为三个大党以及许多小派别，这并不妨碍一九二○年三月的总罢工取得胜利，把卡普（一个极右的保皇党政客－－译按）的反动政变消灭在萌芽状态。西班牙工人的政治及工会组织虽然分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差不多所有工业中心正确地对付了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暴动。

但是，要工人运动的政治分歧不致损及工人阶级的整体战斗能力，就要这政治分歧不致妨碍工人阶级在行动上一致来对抗阶级敌人，对抗雇主、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府、资产阶级国家。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能力从事政治及思想斗争，在工人阶级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且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党－－换言之，一方面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要存在着工人民主，另一方面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又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为了对付资产阶级的进攻，工人阶级作出一致反应是比一切都重要的。这进攻可能是经济上的进攻，例如裁员，关厂，削减工资等。也可能是政治进攻，例如侵犯罢工权和工会自由，侵犯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民主自由，或者企图建立权威主义政权或公然的法西斯政权，全面压制工人运动的自由。在所有上述情况下，只有广泛而一致的反击才能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工人阶级真正的一致行动，要通过真正的统一战线（把所有在无产阶级的重要部份中有点影响的工人组织都包括在内）来实现。

廿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是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夺得权力，德国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这个悲剧是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既不肯又没有能力及时地达成协议组织反对纳粹兴起的统一战线的结果。这个悲剧的后果是这么严重，每个工人都要从中汲取下述的主要教训：为了阻止法西斯主义兴起，为了通过工人阶级一致而坚决的行动去阻止杀人犯、酷刑打手和刽子手上台，一切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是不可缺少的。

达致统一战线的障碍，主要都是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工人大部份出于本能对于任何统一的倡议都是赞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几种政治及思想上的障碍：

－－社会民主党只要在资产阶级国家裒面负起责任时，就会实行压制工人的政策（共产党只要身处于同一地位也会这样做）。这包括了种植行为，从「简单」地破坏罢工，到有系统地在工人组织内策划叛卖，甚至组织暗杀革命领袖，有时连普通工人都谋杀（诺斯克！译按，这是第一次大战后臭名昭著的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主持谋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以及工人群众）。这些行为自然激起工人阶级激进层的义愤。

－－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工会领袖经常显出官僚作风，施展操纵手段，还有共党领袖坐直升机升到工运领导地位，等等。这些做法，再加上当权的官僚所采用的压制政策，也在若干层份工人中引起正当的敌意。

－－工人运动中的传统领袖有系统地担当反革命任务。他们破坏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增长，客观上（有时更是自觉地）帮助了大资本的反革命和反工人的计划，并且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反对那种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的对待工人运动的传统群众性组织的态度。这种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不仅妨碍工人建立反对阶级敌人的统一战线，而且妨碍同那些控制了工人阶级多数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进行有效斗争。

这些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不了解工人运动中官僚化的传统群众性组织的双重和矛盾的性质。（一般来说，宗派主义的特征，是在理论上是把策略或战略的某一方面加以夸大，无法了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无法了解它们的整体）无疑，这些组织的领导所采取的政策，大部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实行着阶级合作主义，他们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要为工人阶级所经受过的无数失败负责。然而，同样真确的是，这些组织的存在，让工人能够获得一种起码的阶级觉悟和力量，如果连这些收获都没有，那阶级觉悟要发展，就更困难得多了。

这些组织的存在，还让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日常力量对比得以改变，倘若没有这种改变，工人阶级的自信心就会大大动摇。只有当这些组织能实时为其它更高级的阶级组织（工人代表会）所代替时，才能防止因为这些组织削弱了而引起工人阶级的退却或瘫痪。这些组织倘若被资本家的反动所削弱－－更不用说受到摧毁了－－那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严重削弱和挫折。就是根据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工人对抗资产阶级反动的统一战线政策。

三、「阶级对抗阶级」的阵线的进攻动力

遭遇到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攻击，尤其是遭遇到右翼专政或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时候，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议建立一切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从基层开始。他们要使一切自称属于工人运动的组织都参加到统一战线里来，包括最温和的组织，包括那些在最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力量领导下的组织。他们有系统地呼吁社会党、共产党、改良主义和天主教的工会领袖们都来参加建立全国性和各级地方性的统一战线，以及各工厂和各区内的统一战线，为了用一切适当办法去应付敌人的进攻。

那种不肯把统一战线扩大到包括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的领导层的做法（共产国际所谓「第三时期」的政策，今天有不少毛泽东、斯大林派的组织采取），根源在于一种最后通牒主义的幼稚思想，不了解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客观作用和主观的先决条件。这种思想首先假定了大多数的社会党工人（或者是跟着共党走的工人）已经准备好要同革命工人一致行动，不用得到他们的「社会法西斯」或者「修正主义」的领袖们预先同意（译按：共产党曾指社会党为社会法西斯，而毛派曾把苏共和亲苏的各国共产党称为修正主义者）。它这样就把那有待解决的任务－－就是，使群众通过自己的经验同机会主义的领袖们分离－－当作已经解决了。事实上，正是那个邀请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来参加对付反动势力的进攻的统一战线的呼吁，才让追随这些领导的工人们得到宝贵而必要的经验，对这些领袖们的信用、能力和忠诚作出判断。

而且，认为不必要把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在工人统一战线里面，就会假定革命者已经在工人阶级里面占了多数，散播有严重后果的幻想，以为靠少数人的突然行动就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法西斯的威胁。

这是不是说工人统一战线是一种严格地限于防守性的策略呢？决不是。把整个工人阶级组成一股战斗力量，即使起初是为了防守，也把阶级力量的对比改变了，显著地加强了工人群众的战斗性、实力、自信心以及政治行动的能力。所以这就为斗争造成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可以迅速地把防守性斗争转变为进攻。一九二○年三月，在德国卡普政变的时候、德国工人组织一致的反应得到胜利，这就造成一种形势，许多组织（甚至是改良派的组织）的战士们在几天之内就决定了在鲁尔地区好几个城市里成立武装的工人民军。连最温和的工会领袖都提出成立工人政府。西班牙群众在多数大城市对一九三六年七月法西斯政变的一致而胜利的反应，引起无产者普遍武装起来而且占领工厂。

为了充分利用工人统一战线的进攻性的潜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在基层和上层都需要构造起统一战线，而并不把这个呼吁变成对工人政党、工会或者群众提出的最后通牒。这个提议的意思是：除了要有工人组织的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协议和「联盟」之外，统一战线还要包括许多在工厂、工业区、住宅区和市镇的分区里面的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尽量迅速发展成为有系统地进行动员和群众行动的民主选举的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