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臣民的罪感意识刍议

基督教文化中,人有原罪意识。这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相反，我们的文化主流是高扬人的价值。从源头上说，人是从那里来的？细分有不同的说法，但作为我们主流文化的回答是十分清晰的，也是十分肯定的，这就是“天生人”或“天生民”。天地是万物之源，而在万物之中人是最贵重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我们先哲虽然大讲天人合一，但在实践上更重视“制天命而用之”。这句话是荀子提出的，但在其前，墨子已经讲过人可以通过劳动（他的用语是“力”）从自然中获取和创造自己需要的物品。墨子还深刻地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劳动创造物品，禽兽仅靠自然物生存。汉代的董仲舒也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宋儒邵雍也说：“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之二》）总之，从天生万物与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看，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是天地的骄子，没有天生的原罪意识。

但进到社会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天上地下的差别。在有关社会关系的主流文化与观念中，只有帝王是“天子”、是最尊贵的。帝王之下的臣民绝对不能称天子，有敢于称天子者，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取而代之果真当上了天子；二是被杀头。在正常的情况下，臣民们在天子面前都是卑贱者，并形成了普遍性的罪感意识。就是说，在君主面前，一般而言，臣民都是天生的孽种、是君主的负债者、是谬误的载体、是有罪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原罪”意识。臣民的罪感意识说来话长，有社会制度、身份等级等等各种因素，对此暂且不论，这里仅从臣民的“自愚”、“自罪”、“请死”说起。

在臣下与君主对应关系中，君主是圣明的，臣下是愚昧的。臣下与君主对话时都要把自愚作为陈述的前提。不管是什么样的进谏，几乎都要称为“愚计”、“愚议”、“愚陋”、“鄙陋”、以及各种自卑自贱之词，如“愚臣”、“贱臣”、“薄陋”、“虚薄”、“馊贱”、“刍贱”、“犬马”、“驽骀”、“鸟兽”、“葵藿”、“枯朽”、“奴才”等等。唐朝的魏徵可谓历史上直言诤谏的巨擘，他上唐太宗的《十渐疏》是千古名篇，以道谏君，历数唐太宗的堕落，文字直落千丈，然而就是这篇鸿文，一开始就自鄙地说：“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朝臣都是“愚”字当头，民众更是一群愚昧之辈，于是称为“愚夫愚妇”、“愚氓”。其实“民”这个称呼就是愚昧无知，贾谊说：“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新书・大政》）董仲舒说：“民之号，取之暝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民氓就是愚昧无知的代称。

上述这些用语有些固然有自谦的含义，但从根本说是一种是非、曲直定位性的表述和反映。孔夫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孔子说的的上知与下愚并不仅仅指个人的才智，它首先是一种阶级性的“认识论”定位，“上”指贵者、圣者，“下”指贱者，相对于君主，所有的臣民都属于“下”。君主是智者、圣者，臣下则属愚昧无知者。臣民的愚昧无知定位，是臣民卑贱和错感意识的根源之一。作为人，“认识”是其基本特性和标志之一。因此在“认识”问题上的定位关乎人的本质判定。既然臣民在君主面前都属于愚昧之辈，因此也都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当臣民处于这种地位时，就只有不停地进行自我谴责和自我检讨。如果人总是处于自我检讨和自我愚昧的判定状态，这种人就只能做奴才和听任使唤的工具，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自主性。

自我愚昧化是自我错误感的起点，那么臣下的“自罪”则是责任的自我判定。面对着君主，臣下首先是一个负罪者，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大抵都要先表示自罪。“待罪”一词成为官僚们任职的形容词或代称，足以说明臣下的罪感意识的深重。宰相位极人臣，但常自称“待罪宰相”，其下者更不待言，如臣被任命带兵，则自称“待罪行间”。许多官僚常常泛称自己的任职为“待罪”。我们的先辈为什么要创造出“待罪”这样一个词？这中固然有谦称的含义，我想根源是主臣关系体制的产物。别的不说，在古老的传统里，功要归君，罪要归臣。为臣的义务之一就是时时刻刻要维护君主声誉，处处事事“不忘增其名”。墨子有句名言：“有善美则归之于主，而所怨谤在下。”又说：“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同中》）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将领乐羊一次邀功，被魏文侯拒绝，他立即改口说：“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战国策・秦策二》）韩非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礼记・祭义》说：“诸侯有善，归诸天子。”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形成一种公认的臣德，即忠臣要“令谤在己，誉在上”，臣下“不洁其名”。就是说，忠臣要替君主受过，不为自己辩白。臣子的责任和义务之一是“为君隐恶”。李斯重复道：“有善归主，有恶自予。”、墨子、李斯的话被其后的臣子们广泛引用。汉代名相萧何就以此为左右铭，他甚至故意做坏事，抢占民田以自污，以此反衬皇帝刘邦的伟大。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从理论上认定了这一道理：“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於君，恶皆归於臣。臣之义比於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白虎通・日月》从日月关系说明有功要归于君：“臣有功，归功于君何法？法归明于日也。”其依据是：“日之为言实也，常满有节。月之为言阙也，有满有阙也。所以有阙者何？归功于日也。”“有善则归之于君”是为臣必备的基本品德。于是类似“皆圣王之之德，非臣之力也”的话语，成为臣下自我认定的格式。如果出言不慎伤害了君主声誉，或有意无意“彰君过”，这要犯“大不敬”的罪过，会招致杀身之祸。《礼记・表记》说：“事君欲谏不欲陈。”郑玄注：“陈，谓言其过于外也。”臣下向帝王上书不能揭皇帝的短处。相对而言，臣下绝对不能“干名采誉”，即不能张扬自己的名誉，如果张扬，“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汉书・终军传》）。臣下“以己为拭（式）”者，即坚持己见、自以为是者就是犯罪，应予惩罚。臣下还常常把自己给皇帝的上书或议论时政的文字说成是“罪言”。起先孔老夫子教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后来就把越级上书视为一种犯罪行为，汉代的梅福上书时先称：“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汉书・梅福传》）唐代杜牧有一篇议论平定藩镇方略得失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则曰《罪言》。杜牧自己说：“嫌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后来有多人把议论政事之文称为“罪言”。

比自罪更加低下的是“请死”。君主杀戮臣下与臣下自我“请死”是不同的两回事。君主杀戮臣下是制度或权力行为，而臣下“请死”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定位。也就是说，臣下对君主应有以死相报或时时等待君主降罚、直至处死的忠心和心理准备。韩非的《初见秦》篇是对秦王的一篇上奏，文章开始的一段话就是这种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典型表达。这段文字是：“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为臣知而不言当死，言而不当也当死，这不是韩非自己的发明，而是当时流行的共识。《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张仪说秦王时即有几乎相同的语句。臣“不忠当死”是古训和行为准则，这点在更早的文献中已有记述。臣下与君主交往最重的砝码是自己的生命，于是臣下请死成为一种前提性的自我认定和表忠心的证明。至晚在战国的文献中，我们已看到不少这类请死的语句。在臣下上帝王奏章中用的最多的词有：“昧死言”、“昧死请”、“昧死望见”、“昧死再拜”、“昧死上言”、“昧死愿”、“昧死陈情”、“臣有斧质之罪”、“伏斧质于阕下”、“斧质在后”、“请伏斧质”、“伏斧质请罪”、“罪当伏斧质”、“斧质横分”、“死无以报德”、“先狗马填沟壑”、“致死”、“不惮死进”、“罪当诛死”、“冒死陈闻”、“彷徨阕下，伏待斧质”、“臣等有死而已”、“陨首阕下”、“不敢惧死”、“臣罪当死”等等、等等。

臣下把死作为信物和条件，这中无疑有某些臣子无所畏惧的勇气、志气、豪气和张扬道义的抗争精神，但更多的是蕴含了无限的恐惧、自卑、服贴和怯懦。臣子们动辄请死，表明臣下除了是帝王的工具外，还是帝王施威的材料，所以要时时刻刻准备着挨杀。一般说来，上述请死的用语与上奏的内容并没有多大关系，如秦朝的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联名上书，建议用最尊荣、最崇高的“泰皇”为帝号。这本是颂扬君王之举，根本无过可言，可是依然要称“臣等昧死上尊号”。很显然，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格套。应该说，这种形式化的格套更具有普遍意义，它表达的是臣下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定位。这个死意味着自卑、自贱、自罪；同时也死掉了人格、死掉了尊严、死掉了自主、死掉了意义、死掉了理念。在我们的祖先那里曾有过“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豪言壮语，但很少有这样的壮举。占主流地位的是罪感意识，韩愈说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把这种意识集中的表达出来了。当然，这不是韩愈的发明，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他只是把这一意识以更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在说到臣罪意识时，还必须联系君主对臣下的恩赐观念，君主恩赐观念与臣下罪感意识是互为表里的。这种意识源远流长，不过随着圣王观念的兴起和君主集权的强化，臣下的感恩观念与负罪意识更加强化，并相应地形成一种文化定式。

围绕着“圣”有一大套理论，这里不能展开。要之，圣人与圣王是合二为一的。臣下的负罪意识与圣王崇拜观念息息相关。这一点要从圣王的伟大说起。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清晰的创世说，但圣人在人类的成长中扮演着“成人”的功能。天地生万物和人类，但这种人是自然的人。人之真正成为人，是圣人造就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最初的人与动物无别，由于圣人发明了器械、工具、文字，制定了礼义、规矩、刑罚，改造了人的野蛮性，使人组合为有秩序的群体，于是人与动物揖别，人从而成其为人。正如韩愈说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所以在圣人、圣王面前，人永远是承恩者和被教育的对象，是长不大的孩子。

圣人、圣王、先王与现实的王细分是有别的，但又是一脉相袭。商朝时期的王与巫混合，半神半人。最古老的文献《盘庚》篇记载，所有人的生命是商王从上帝那里乞求而来的，商王自然是最伟大的恩赐者，反过来，如果有人不听命，他自然也有杀戮之权，而且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属和仆役。周朝的王称天子，也是半神半人，他眷护天下，自然也拥有天下，《诗经》里有一句著名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十六个字简单明了，把天下的人与物都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成为王的从属品和依赖物。翻开历史，君王们“率兽食人”的恶举尽管数不胜数，但理论上却是“皇恩浩荡”，洒向天下的是阳光和雨露，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何谓君，何谓臣？有一个经典定义：“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管子・形势解》）“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管子・君臣上》）“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任法》）面对着君主的生杀予夺之权，臣民如果不是对抗，大抵只能是感恩和畏惧。韩愈、柳宗元是文字大家，也是颂扬皇恩的高手。我在《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收入拙著《中国的王权主义》）一文中，就他俩对唐王庄严而肃穆的歌功颂德和相形之下自卑、自贱、自罪作过较详细的剖析，这里从略。总之，从思想文化上看，对君主的无限的颂扬与臣下的自卑、自罪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韩愈、柳宗元等把自己的“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与这种称颂相应的是说不尽的自责和自罪之词，愚昧呀、鄙陋呀、负恩呀、惶恐呀、有罪呀、该死呀等等，没完没了的自辱、自责、自贱、自罪！这不单是韩愈与柳宗元个人品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