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二战以后，邦雅曼•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关于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贡斯当政治思想复兴、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及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 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 Constant: Political 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 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 Fontana，1988：3）。

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李强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大体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李强把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与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理论界对卢梭的批判有关：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界出于对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当时的理论需求，开始从新的视角思考极权主义问题，并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结果之一就是把当代极权主义与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中的某些思潮联系起来。尽管不同自由主义者讨论的角度不同，批评的对象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索。由于自由主义者把卢梭作为极权主义的最早先驱，因此曾经批评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贡斯当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柏克、托克维尔在五、六十年代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李强，1998：286－287）。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强，1998：64）。《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其曾作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

从此可以看出，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如果洛克（John Locke）不对菲尔麦（Filmer）的“君权神授”思想的思想进行批判，也许菲尔麦的思想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了；相似的是，如果贡斯当不对卢梭进行批判，也许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还有待时日，也许其学术地位还主要依靠他那不足七万字的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并也仅局限于文学方面。

二、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贡斯当政治思想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他以时代的区分为基础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它所引起的影响几乎使贡斯当的其它政治思想湮没无闻，因此贡斯当的有关自由的言论引起了特别重视。伯林称贡斯当的那篇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典范（拉明•贾汉贝格陆，2002：38），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人类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可以说，后来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区分直接脱胎于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后来又出现对“第三种自由概念”的讨论（昆廷•斯金纳，2004：81－111；应奇，2004，5：52－57）。

纵观国内外有观贡斯当自由思想的研究，可以把其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是对贡斯当所属的自由传统进行归类，一般认为贡斯当虽然是法国人，但他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的研究。哈耶克认为，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是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阐发的，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强制的不存在是自由的本质。而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所开创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一种集体的目标中方能实现。哈耶克在讨论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时，曾小心翼翼地指出几个例外，其中就包括贡斯当（其它的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认为他的思想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明显差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61－82）。

克兰斯顿在《自由主义在法国》（克兰斯顿，2000：84－85）一文中认为贡斯当属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作者把法国的自由主义分为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和国家本位的自由主义两种），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虽然克兰斯顿的分类不同，但他表达的是与哈耶克相似的观点。国外学者伯林，国内学者李强、顾肃等人也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

但冯克利在《贡斯当：自由的还是保守的？》一文中虽然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根据贡斯当对社会由“成长”或“进化”而生成的习俗，采取十分尊重的态度，而这种尊重正是“保守主义的精髓”，就把贡斯当看成一个保守主义者（冯克利，1999，5：128－13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忽视了贡斯当的思想背景。贡斯当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而以休谟、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尊重传统和习俗，尤其尊重对自由进行保护的制度传统，因此不能因其对传统的尊重而把其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把他归结为“带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更合适。同时贡斯当并不赞成柏克式的对传统不加鉴别的继承，他尊重的只是与自由有关的传统，对奴隶制度毫无尊敬之意。

其二主要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的区分是否合理进行评论，哈耶克、伯林以及约翰•格雷三人的看法可见一斑。一种是批评性的，以哈耶克为代表。虽然哈耶克并没有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直接进行评论，但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205）。哈耶克在1973年为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自由主义”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9世纪有些作家否认古人知道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由下述情况可知，这种否认是不能成立的：当雅典的将军在远征西西里处境极端危难的时刻，他让士兵们牢记，他们是在为一个使他们“不受限制地决定自己喜欢的生活”的国家而战（哈耶克，2000：111）。从这可以看出，哈耶克并不同意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的观点。

另外意大利的圭多•德•拉吉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也认为，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存有缺陷，主要缺陷在于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实际上古代的共和国特别是雅典和罗马，承认许多所谓的个人自由，他们缺少的只是个人权利在法律和政治上限度的观念（圭多•德•拉吉罗，2001：158）。顾肃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中大概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贡斯当关于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的区别并非无懈可击，实际上古代人并不只是在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顾肃，2003：305）。

另一种态度是支持性的，以伯林为代表。伯林认为，在古代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对政治理想的个人自由进行讨论。孔多塞（Condorcet）曾指出，在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不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这一说法也似乎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中国人以及所有其他存在过的古代文明（以赛亚•伯林，2003：197－198）。从这可以看出，伯林至少是同意贡斯当的古代人所享有的自由并不包括个人自由，而不像哈耶克、拉吉罗等人对贡斯当所作的批判那样。

还有一种持中间主义态度，约翰•格雷就是这种观点，他在其著作《自由主义》（约翰•格雷，2005：3－4）中开篇就提到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他说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揭示了这样一个洞见：在古希腊人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念并不是指一种有保障的个人独立空间。……但是贡斯当的洞见也很容易被夸大，其本质上的合理性不应该导致我们忽视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中自由主义观念的萌芽。约翰•格雷既指出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区分的贡献，又指出其不足之处。

其三是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局限性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贡斯当的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对伯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从上文曾指出的伯林对贡斯当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除此之外，伯林的《自由论》一书的导论就是以贡斯当的格言“真实存在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作为卷首语的（以赛亚•伯林，2003：3）。

李强曾经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了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贡斯当不是一个十分思辨的思想家，但他有文学家的敏锐，有政治家的现实感，加之他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因此，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有独特的魅力，特别是他关于自由以及极权主义式暴政的分析，尤为深刻，对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颇大。贡斯当对人民主权理论的批评，对民主可能产生暴政的担忧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更明确的阐述。贡斯当的影响有可能通过托克维尔作为中介影响到J．S．密尔，真正将贡斯当自由思想发扬光大的是伯林（李强：1998：302－303）。

就贡斯当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与伯林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的关系而言，人们经常把“古代人的自由”等同于“积极自由”，把“现代人的自由”等同与“消极自由”。但刘训练曾指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可以大致等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但“古代人的自由”只是属于伯林笔下的“积极自由”的一种。因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并不仅限于政治自由，它实际上涵盖了多种自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更加现代的”理性主义自由，而不是“古代的”共和主义自由（刘训练，2004：52－54）。从这也可以看出刘训练显然受到《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积极自由分类方法的影响，该书中曾把积极自由分为三种，分别以斯多葛派、柏拉图和康德、卢梭为代表（戴维•米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