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何家栋：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条极其曲折和艰辛的道路。本文所要探究的是民主的“世界潮流”（包括“另类民主”的“反潮流”）对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中国的内在因素中，对民主化进程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特定的当事人的选择。

一、中心与边缘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多知道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话：“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在毛泽东随后主持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又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这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似乎又是外因――帝国主义列强了。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呢？出路是引进“世界体系论”，把“社会内部矛盾”的“社会”由中国扩展为世界，把内外之别变为中心与边缘之分。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中心观”

世界体系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他们没有使用这样的术语。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者沃勒斯坦，通常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一种是“世界经济体”。“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５００年而仍没有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６０～４６２页）资本主义原来只是“欧洲世界经济体”，但在五百年中已扩展成全球范围的、惟一的世界经济体。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便逐渐地融入了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成为世界体系的内部矛盾与冲突。

中心、边缘、半边缘首先都是指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世界经济体除了直接决定政治体的产生外，还影响着政治体的结构，经济体与政治体的结构在空间上是高度一致的。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国家率先建立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民族国家，成为政治体的中心；经济体中的边缘地区在经济边缘化的同时，在政治体中也沦为边缘。与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中国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沦落到边缘或半边缘的境地。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将内因、外因统一起来，强调二者的共生关系，内因、外因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体系内的因素，自然而然地融为“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或“体系动力论”。正如吉登斯所说：“已开始被称为‘世界体系研究’（特别与沃勒斯坦的著作有关）的一个主要诱人之处，就在于这些研究特别反对所有的内发模式论”，“因为发达国家和依附国家都是全球性的，……它们的发展途径应根据作为一种整体性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来解释”（转引自安然：《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费正清“冲击－反应”（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说的提出要早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但在理论上能够很好地与后者相契合。费正清在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文化、历史和政治传统，认为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之后，事实上已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而十九世纪西方的海上入侵则是对这个庞大文明体的有力冲击，通过对这种冲击的反应，一部中国近代史才变成了世界历史的有机部分。

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认为其师的学说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他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柯文所说的“中国中心观”是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组趋向”，包括以下四种特征：?１?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２?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３?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４?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第１６５页）这些研究取向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或者社会史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或放在中国局部地区，或放在十九世纪（此时西方初来中国，尚未渗透到中国生活中去）”。但是，“中国中心观”并不适合于研究中国民主发展史、中国科学发展史或者中国现代学术史，因为“当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上层社会（不仅包括诸如外交一类的中央政府活动，还包括具有全国声望的文化思想界的上层人物）或放在比较广泛的地区（特别是沿海或包括重要中心城市的地区），或集中在二十世纪时，则引起变化的外来决定因素就很可能显得远为突出”。（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非可以涵盖所有的领域。在近现代的中国金融业中，存在着明显的“中心与边缘”化，中国传统钱庄因为西方银行的进入而没落衰亡；而在餐饮业中，传统中餐却没有因为西餐的进入就沦为边缘，反而走向了世界；而中国的戏曲则一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就民主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中心与边缘”说是比“中国中心观”更值得借鉴的研究模式。

中国的边缘化

柯文说他“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Ｓｉ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１７４页）而中国中心主义或者说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正是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作为东亚范围内的原生国家，与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等周边的次生国家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华夷秩序理念。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滨下武志归纳了朝贡秩序的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４０页；另参见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载《读书》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是介于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体之间的一种世界体系。一方面，中华帝国并不像波斯帝国或罗马帝国那样向附庸领地派出总督，实行直接治理，而是满足于一种名义上的宗主国－朝贡国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在朝贡体系的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长期存在着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时断时续。由于皇室力图垄断对外贸易，迫使民间贸易商变成了所谓的“海盗”、“倭寇”。朝廷不时下达的禁海令，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限制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了海外贸易、投资、移民的规模、广度和深度，致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中后来居上，掌握了主导权。

在十几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东亚世界经济体的中心；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久已形成的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被打破，中国自身也逐渐沦为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输入国和初级产品与白银的输出国，也就是说，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或半边缘。

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７、２８页）１７９３年马戛尔尼使华故事，意味着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及其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第一次严肃的挑战。以１８４２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为开端，中国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清廷才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常驻使节。１８６４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出版了亨利•惠顿（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于１８３６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一书，中文书名确定为《万国公法》。这标志着中国从“天下秩序”的中心国家沦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

当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在思想和学术上不可能不受到触动。外来的“科学”很快便占据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中心位置，而传统的“中学”、“国学”则沦为边缘。

张之洞虽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又主张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而在民族存亡之际显然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世事”之上，即其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１９０３年张之洞参与修订了新的《奏定学堂章程》，章程确定设立经学科、文学科、政法科、医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科和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完全取代了传统学术的“四部”体系。其中的经学科后来又并入了文科，使得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系显得比西方更加“科学”化，因为西方学术和教育体系中还保留着独立的神学学科。

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思想学术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本土宗教体系作为精神文化的中轴，意识形态的“西化”比在其他文明古国更加迅速而彻底。任剑涛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切入中国文化语境的时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双双紊乱的时候，一方面传统的整合两种秩序的经典权威依托――儒家经典，显示出了全面的疲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不同立场上的中国志士们发生了共同的吸引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但是志士仁人们的志愿选择，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流头脑的思想者与一流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们，大都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则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品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被认为是转型中国的思想指引。（任剑涛：《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二、潮流与激波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向国人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世纪后，江泽民在２００１年“七一讲话”中提出：“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认识和紧跟世界潮流，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念兹在兹、贯彻始终的一个中心思想。

反潮流与赶浪头

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潮流”，取决于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暴力和残忍性在历史上曾经是潮流的驱动力。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骑扼杀了欧亚大陆上许多文明的萌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宋代的政治文明，比元明清的专制主义更具有“现代性”。然而，“进步性”或者说“先进性”始终是世界潮流的基本属性。希腊成为古代文明的奇葩，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都是与各自时代最活跃和最丰富的思想碰撞、学术争鸣、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视为社会技术的创新）以及人才荟萃密切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