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

全球化问题自80年代开始真正成为学术界瞩目并研究的对象，发展势头迅猛，其中涉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的潮流：第一是以原现代化学派发展起来的观点，即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观念西方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终将成为“文明冲突”的根源；其二是以原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基础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边缘化位置的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就必须以自己的民族主义或类似的意识形态为武器，抵制西方的全球化。第三是从其他立场出发，将全球化视为与区域化并行的学者，认为全球化究竟是带来同质性、异质性或是分享化的后果，从人们的视角和价值判断的标准来看，其指向尚不清楚，因而民族主义与各类区域保护主义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1

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分析全球化对现代民族发展的利弊。由于现存的国家依然还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问题也就超越了纯学术的范畴，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

一，全球化催生民族国家

沃勒斯坦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历史体系包括两类：微型体系与世界体系。微型体系只存在于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单一文化的社会中，如农业等，世界体系并不是一定包括全世界，而是说它内部包括有多种文化。他认为现代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是为市场，交换和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的体系。2这种世界性体系起源于欧洲，它的一个基本法则，就是所有的物质和社会的空间均逐步屈从资本的法则，即资本无限积累的法则，这种法则是地中海地区各商业城市创立的已经有近千年历史的经济体制的最终结局。这样的结局在欧洲产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本在中世纪统一的宗教文化覆盖下孕育的民族，逐步发展为民族国家。“民族”是一个复杂的大观念，但民族在现代的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3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人类群体利益认同的范围与“民族”逐渐重合，并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自己主要利益的代表。

这种观念在欧洲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原本笼罩在统一宗教文化圈内的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进程中一系列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发生变化的综合产物。地理大发现是这一系列变化产生突变的决定性事件，由此开始的商贸大潮不仅开启了全球化的序幕，也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

在新的商贸大潮与欧洲各国商人竞争的态势中，人们渴望的商业便利是一套使经济活动能够得以进行的有秩序的社会结构。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英格兰国王给予商人、城市和市场特别的和平；13世纪布莱邦特的公爵们为保护他们的人民不受莱因兰小诸侯的劫掠而进行耐性的谈判；红胡子非特烈和非特烈二世这样的皇帝，也宣布普遍的“陆上和平”以保护他们人民的 “快乐田园”，王朝垮台后，一些君主也在更有限的范围内，追逐同样的目标。4由此可见，全球化推动着世界商贸的发展，也催生着以保护商贸活动为最初宗旨的民族国家意识。英国作为一个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保有自己较为统一的文化、交通与统治机构，天然具有从中世纪含混的状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有利条件。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英国民族国家的各种机构都相应地发展并健全起来，而地理大发现与新航道的开通，则使英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航运的中心与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之一。于是，英国迅速地开始了自己民族工业的发展。世界贸易的需求刺激着英国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羊毛等出口和加工的企业也日益兴旺。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城市的兴起，与原有的中世纪形态的城市相比较，它具有新的功能和结构，产值也高，更容易受到商业波动的影响。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各类商人控制的贸易额几乎占英国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5这类城市形成了一个新的生产与交易的中心，它同样也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它们部分或全部自治，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居民产生了共同利益的观念，而且还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与君主们共谋维持生存的方式。

但仅有以上的变化还不足以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一般说来，现代民族国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一些内容：1，有一个大致的领土范围，2，一定数量整合而成的民众与人口；3，政府必须在其领土的大部分范围内对大多数民众行使有效的权力，即所谓主权。6霍布斯鲍姆将西方学术界关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门槛原则”（principle of threshold）总结为三项条件：有足够长的建国史，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与官方语言，有武力征服的能力，以便使人们的危机中形成共识。7换言之，没有某种形式的武力作为后盾，现代民族国家就无法产生。因此，以商贸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着欧洲后，不仅催生了新的民族意识，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这种战争，如果从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开始计算，在欧洲近代的历史上从未中断过，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才有了几十年短暂的和平；然而，随之而来的 1848年革命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几乎使近代欧洲的历史成为了一部战争的编年史。欧洲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对近代初期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来说，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国防”开支。8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是“打”出来的。

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君主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充当着活动的主体，它们先于现代民族而产生，在它们出现以后，才在自己的领地上形成一个民族的基础，所以，这些君主国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带步人。9 但随着商贸与殖民扩张活动的加强，原有君主国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商业阶级出现，他们的财富日益增加，也要求更为有效的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商人，在争夺殖民地市场的斗争中，无不体会到一个纯粹的商人与一个在国家政权支持下的商人在商贸活动中地位的巨大差别；而每一个君主国的合法性，由于已经不能自动地从宗教获得，它就必须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以便为自己的统治寻求新的合法性。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对外关系上，它们都开始摆出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面孔。对内，国家开始清除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对外，则是积极地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地，以便控制殖民地贸易。无论是哪种情况，武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国家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主要是向商界筹集资金来增强政府的能力。甚至著名的英格兰银行，最初就是专为政府贷款而建立的。商人向君主提供武器、金属和贷款，并在整个欧洲管理着直接和间接的税收。当然，他们也利用王权对自己的依赖渗透到各级国家机器，商人掌管税务，银行家则把持了皇家财政。10于是，荷兰、英国和法国先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代表民族利益的绝对君主国，它们最终作为“新”工商经济时代特定区域内人们共同利益的保护者，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民族的概念一经产生，就又反过来使绝对君主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由此使民族与民族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观念之一。11这种观念，随着欧洲经济的扩张逐步地传播到了整个世界，并使得尚未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竭力建立起自己的类似政权，于是从欧洲开始，全世界掀起了创建民族国家的高潮：在英国和法国之后，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国家，然后是奥匈、沙俄、奥斯曼土耳其三大帝国解体，在它们的废墟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国家；20世纪后，则是广大亚非拉地区的人民争取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而增添的国家几乎不胜枚举。21世纪初，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已增至206个。当然，这一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暴力与血腥冲突，并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很多沉痛的记忆。

但全球化对人类文明发展毕竟有着巨大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各大区域的文明开始了交流，欧洲得到了原本没有的食物。蚕豆原来生长在秘鲁，16世纪传入欧洲，并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重要食物，玉米是葡萄牙人从16世纪起由美洲引进，而在以后欧洲人的食品中有为重要的土豆，也是从秘鲁引进并在17世纪方才在欧洲广泛种植的作物。12此外，全球化推动着世界贸易的扩展，以荷兰、英国和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日益增长，各种对外贸易的公司迅速地发展起来，虽然这一时期的官方统计资料并不完整，但学者们估计，自1700年开始，英国进口的三分之一都来自美洲、印度与非洲，而出口的七分之一也流向这些地区。在 18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至少增长2.4倍，而法国可能增长了3倍。13而到1875年，英国对外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重更是高达30%，德国25%，法国16%。同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各种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新的经济体系开始建立起来，其本质就是“以竞争代替中世纪的条例，这些条例以前一直控制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14对于发展中国家，即便这种变化是痛苦甚至丑陋的，但毕竟也开启了其发展的大门。15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进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发展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6

二，强势民族主义与弱势民族主义

按照沃特斯（Malcolm Waters）的分类，全球化在人类生活的三个领域得以呈现。其一是经济领域，进行的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其二是政治领域，涉及权力的集中和运动，权威的构造与外文政策的实施，以及对人口和地区的控制。其三为文化领域，关系到意义，信仰，嗜好，趣味，价值观等象征符号的生产，交换和表达。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尽管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开始的一种全球范围内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但它毕竟使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个发展的机遇，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领域鼓吹的全球化，却完全是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面貌的一种企图，不仅极力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并且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全人类的利益。目前的情况是这几种状况混杂在一起，使人很容易产生各种误解。所以西方某些大国乐意将自己的意志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并以种种借口去干涉他国的内政，甚至动辄以武力对弱小国家进行威胁。在这种政治全球化，或者也可以称作是霸权主义的威逼下，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其他的选择，大多只能以本国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自己生存权利在意识形态上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防卫性措施：迄今为止，尚无哪个发展中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联盟能有效主动地对付西方强国的经济霸权。就是欧配克这样的资源性输出组织，在西方的压力下也未能发挥其本该发挥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尽管在形式上有很多极端的地方，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防卫性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目的是防备超级大国或是相邻的大国对本国的干涉与掠夺。

实际上，不仅发展中国家在被迫利用民族主义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即便是俄罗斯这样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任务的国家，近来也出现了类似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突出象征就是要求通过补贴和贸易壁垒保护俄罗斯的工业。17

上述现象表明，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强烈。但发达国家民族主义的总体表现形式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却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因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新形势下更多地以“全球化”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式出现，而发展中国家的防卫性民族主义便只能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了。

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根源。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民族主义从它产生之日，就具有一种双重的特性：一方面，它是一种自由人团体的理想，它要求所有的人都享有与信仰自由相同的自由生活的权利，这是从欧洲宗教改革中就一直存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要求某种形式的权力机构能够保护自己的实际利益---捍卫区域性共同体的利益，这是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根源。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经济迈进的趋势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追求自由的理想与追求经济的利益很自然地成为了一个钱币的两面。

民族主义的这种双重特性，最早在英国显现出来。英国现代民族主义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革命的旗帜是捍卫传统的自由，在清教兴起的过程中，上帝选民的意识、圣约以及传道的热忱得到了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