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内容提要]1910年左右，无政府主义便成了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旋律。20年代末，它奠定了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并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当中散播强烈的乌托邦意识，激发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将到来。为此，他们怀抱政治救世主义苦苦求索着革命的道路，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几年内就为一大批知识青年所接受,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令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众多历史学家进行过探讨,中国历史学家的论著最多,其观点大同小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在他们看来,乃是不断克服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结果。在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转变"模式,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那些后来背离或退出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其原因据认为是这种转变不彻底。因而,在这里,无政府主义,作为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①

80年代后期,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受到西方中国史家的影响,开始提出不同解释,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泽厚的"启蒙一一救亡"模式。新文化运动被看成是引进西方思想及其价值的启蒙运动,而当时的救亡危局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勃兴,从而启蒙被压倒。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适应于解困这种民族主义危局之需要的意识形态而被广泛接受。李泽厚极为简略地提到了无政府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胜无政府主义,乃是因为前者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与方法。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泽厚没有通过专著使自己的模式精致化,同时这一模式亦含有强烈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内在信条。③这一模式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把这一模式更加简化,极力夸大并赞扬新文化运动中以弘扬"民主与科学"为代表的"启蒙精神",从而为发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提供意识形态资源。

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之关系作出精辟分析的当属美国的两位历史学家。马思乐(Mamtee MeiSIZed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着重分析了民粹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但此书成书较早,有些史实尚未厘清,故其分析和结论有不尽确当之处。④另一方面,这本书在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着墨不多。

Arif Dirlik 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一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给予了全面的分析。它在两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详细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Dirlik 此书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段落后;来又重印在他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其中心论题就是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观同其他激进主义(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进行比较。⑤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左派学者,Dirlik 过多地关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观之间的差异,并且试图展示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先见之明,而在价值理性层面上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连续性毫无关切。由于对于自由主义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并不认同,DirHK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思想中价值一元论所内含的极权主义倾向他也未加分析,从而未能揭示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所持的价值一元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的关系。此外,他也未能揭示传统文化借助无政府主义为中介在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现有的研究成果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大量问题依然有待澄清。

一、无政府主义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

在1919年以前,中国实际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一个团体宣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同无政府主义的情形完全不同。事实上,早在1905年,同盟会与梁启超的争论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但论战双方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中国国情,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家,被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⑥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大约是在1归0年夏天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他们更多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许多人致力于传播和宣传无政府主义,例如吴玉章和陈延年,前者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⑦后者(陈独秀的儿子)曾是〈进化〉杂志主要编辑和撰搞人之一。⑧邓颖超在30年后对天津"觉悟社"的回忆中透露了他(她)们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向往:

(当时)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

1.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无政府主义

李大钊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何时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难考证的史实。Didik认为,李大钊很可能是受〈劳动〉的影响。⑩其实,在此之前,李大钊便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但是他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所共有的激烈的斗争意识。李大钊对新文化运动激进的抗争意识似乎也持保留态度。他在1917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年与老人》一文中指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地主与徊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11)

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全面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其集中体现是他在1919年7月6日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他把互助视为人类进化的真理,同时把阶级竞争视为人类前史的特征,是"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的一条不可避免的途径。(12)经考证,这篇文章写于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之前,事实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除了客观详细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以外,李大钊依然坚持他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的观点,他认为必须把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即阶级竞争与阶级互助结合起来。(13)

李大钊接受无政府主义,与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与儒家士子们一样,李大钊在分析问题时倾向于诉诸道德,个人道德的修养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确立,被视为创造"青春中国"的根基。(14)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互助的原则,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他指出:“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5)在这里,"修齐治平"的儒家信念在李大钊的无政府主义中凸现出来,道德理想主义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同时,儒家的另一个基本信念,即小我与大我同一,也始终呈现在李大钊的文字中,在他那里,个性的解放,自我的修养以及青年的进取精神,都只有在创造"青年中国"以及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才具有其价值。他坚信,"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力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16)因此,个人的我融人整体的"我",人生才有意义。

正是基于对无政府主义式道德乌托邦的追求,李大钊对北京大学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活动予以热烈支持。他为"工读互助"活动热心捐款,并称"耕读作人"是一句绝好的新格言。(17)当时这种乌托邦实践失败之后,李依然保持乐观,主张"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的地皮,先从农作人手"。(18)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李大钊把"少年中国"运动看成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19)在研究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无间。1920年秋,他在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黄凌霜、陈德荣等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主要成员。(20)同年12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八位发起人中有两位是奋斗社的成员,即郭梦良和陈顾远。

2.陈独秀的平民主义民主观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陈独秀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这一点非常独特。尽管有一陈独秀的传记作者认为,早在1911年以前,陈独秀就了解并赞同无政府主义。(22)但这一说法根据不足。陈独秀1920年在日本期间曾与张继过从甚密,1904年又积极参加暗杀团的活动,1905年同刘师培也有一段短暂的同事时光,(23)但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模仿俄国激进派的一些革命手段。没有证据表明,陈独秀与刘师培等人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有投合之处;旅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师复等对陈独秀也没有什么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一开始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强调生存竞争。(24)同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对民主的理解是一种平民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其核心论是人民主权论和政治平等。(25)五四运动前后,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陈独秀的"民主"观从政治扩及到社会各个领域。此时,他开始笼统地赞成社会革命,并基于这一立场,在1919年4月转变了对俄国革命的看法。(26)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一度支持无政府主义的一些活动。1919年底,他与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活动。翌年2月,陈独秀来到上海。他有同王光祁、张国焘、彭璜等在沪发起组织了"上海工读互助团"。(27)同时陈独秀与上海的元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合作,于1920年7月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把〈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这段期间,他们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28)

3.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恽代英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恽代英的无政府主义中,对于自我完善和社会道德的关注是十分突出的。早在1914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义务论》一文中,便用现代的语言高扬了这种儒家意识。在他看来,一个"元贫贱富贵之阶级,元竞争防御之忧患"的大同之世的发达,在于"人类之利他心",因而他倡言"义务论",反对"权利论",以此作为天下治平的基础。(29)在1915年,恽代英就对传统的习俗、信仰和社会规范表示怀疑。他不满于既定条条框框的束缚,强调"夫大道天下以,非圣人所得私有。圣人之言行,偶合于道,而道周自道,不必遂为圣人之附属品也。"(30)他蔑视圣人,力图自己去追求这一大道。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王阳明的话:"道,天下之公道也;天下之公学也;非朱之可得而私,非孔子可得而私。"(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