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新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

纽约――随着乔治・W・布什的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新保守主义者们将会走向何方？回顾整个美国政治史，极少有一小撮迂腐的学者像布什及副总统迪克・切尼领导下的新保守主义份子那样对外交政策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无论是布什还是切尼都对学术思想没有多大兴趣。绝大多数总统都希望为自己的总统任期赋予特殊的涵义。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给了新保守主义学者难得的机会，把本属于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标签借给了布什和切尼共同的事业。

新保守主义者在《标准周刊》这样的期刊杂志上撰写文章，并充分利用像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的智囊团布道场，在精神层面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弘扬自由的目标逻辑植根于美国历史上从开国元勋时代就开始信奉的使命理想，这种理想要求美国占领伊拉克，除此之外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反对声被看成老套、缺乏想象力和懦弱的反应而轻而易举地搁置一旁，世界各国终于迎来了全球民主的新时代，而捍卫这个新时代的恰恰是美国无可辩驳的军事力量。

不会有多少人思念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在约翰・麦凯恩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做了最后一搏，麦凯恩的外交顾问包括互助会的几位著名会员（其中多数都是男性）。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在巴拉克・奥巴马的顾问班子里身居要职。

新保守主义者在布什内阁所掌握的权势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很不寻常，它以对一切思想实验持怀疑态度而闻名于世。一定程度的政治实用主义并不是什么坏事。知识分子通常在智囊团和大学等纯洁的思想保留地之外手无缚鸡之力，他们有时候太容易被有权有势的领导者所吸引，期望这些领导者能够实际实践他们的理想。

可是明智的领导者必定会注重实际，因为纷乱的现实需要妥协和融合。只有狂热份子才希望把想法发挥到逻辑的极致。有独裁爱好的掌权领导人与理想主义学者的结合通常会导致错误的政策。

这就是布什和切尼在接触到新保守主义者思想时的所处的状况。这两个人以前都曾被看作务实主义者。布什首次竞选时是一位谨慎的保守派人士，准备在国内保持谦逊并在国外继续推行低调的政策。而切尼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有大胆想法的人，还不如说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执行官僚。但扩大总统的行政权力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专制野心和被误导的理想主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的混合在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就控制了一切。

就算真的发生某种奇迹，让伊拉克变成一个安定、祥和、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也已经付出了太多的鲜血（多数在伊拉克）和财富（多数在美国）代价，因此很难为新保守主义者鼓吹的革命军事干涉找到辩护的理由。发展民主本身或许是新保守主义者狂妄野心的又一个牺牲品。“民主”这个词在出自美国政府发言人之口的时候，已经被新帝国主义的涵义所玷污。

当然，从前也曾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过。日本学者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理想主义部分导致了日本所发动的那场灾难性的战争，那场战争的目的是要从西方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亚洲。在争取独立的共同斗争中实现全亚洲团结的理想并不是件坏事，实际上，这样的理想本身甚至值得赞扬。但认为可以靠日本皇军在中国和东南亚乱砍乱杀来实现这一理想的理念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

社会主义也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所滋生出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勇敢而必要的修正措施。被一旦缺少自由民主政体就无法繁荣的折衷妥协冲淡以后，社会主义在西欧起到了很多的积极作用。可是以暴力来推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的企图最终却以压迫和大规模杀戮为结束。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中东欧人现在就连对社会民主也抱有怀疑的态度。即便巴拉克・奥巴马在西欧被奉若神明，许多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却认为他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者尽管顶着这样一个名号，但实际却根本不是什么保守主义者。他们激进地反对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所信奉的对待国外强人的务实的方法。尽管在现实主义者中执牛耳的亨利・基辛格赞成伊拉克战争，但他所擎起的 现实政治 招牌却是新保守主义学者主要的攻击目标。他们相信在国外积极推进民主不仅从美国的传统上看合乎道德，而且也合乎美国的民族利益。

这种主张包含着真理的内核。自由主义者们也同意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中东地区缺少民主脱不了干系。现实主义从安抚独裁统治者、平衡权力的角度来讲有它自己的限度。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由地球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来推进民主。

但革命战争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所需要的是找到一种不那么好战的、更加自由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强调国际合作而不是粗暴的军事打击。奥巴马不大可能重复新保守主义者的错误。但他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从新保守主义者灾难性政策的废墟上挽救某些理想的元素。

Ian Buruma，巴德大学人权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有《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杀害凡・高和忍耐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