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史密斯：政党的生命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套关于一党制下的政权巩固理论，并试图利用该理论来解释一党制国家政权寿命长短不一的原因。文章作者认为，在政党建设过程中，政治精英们思忖如何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支柱时，不得不考虑的两个因素就是反对派势力的强弱和寻租的难易程度。如果反对派势力越弱小，且寻租越容易，那么政权建设的成本就越低，但同时这又将不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联盟或政党组织，并最终导致一党制政权脆弱而不堪一击，一遇危机就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如果执政精英起初就面临强大的反对势力并且寻租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他们就会给潜在的盟友提供话语权和决策权，从而推动政党建设。事实也证明诸如此类的执政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有更强的柔韧性和生命力。为了证实该理论，作者以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印尼和菲律宾这两对国家为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前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民主制的崩溃催生了“新威权主义”。学界对“新威权主义”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把重点放在总结非民主统治的各种类型（Typology）上，以及试图探讨有关各类非民主政权的根源的理论。在民主转型研究的高潮阶段，学者们的注意力都转向了那些发生了民主化的政府身上，而威权政府却被晾在了一边。最近，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跨国数据模型和博弈论来检验各种民主制度的亚型（democratic subtype）的影响，而这种分析方法主要依赖于已经渗透到威权主义研究领域的制度分析。盖底丝（Barbara Geddes）对于这个课题所作的数据收集工作就是一个开拓性创举。她通过细述不同政体内在的机理及其对政权寿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系统分析威权主义打开了一扇大门。[1] 然而，最近这些学术研究基本上没有解释清楚那些强大的威权主义政府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威权主义研究领域的一块空白就是某个威权政府的起源和该政府所建立的体制、这种体制体制和该政权的最终结局之间的因果链问题。换言之就是一个专制政党的起源是如何影响该政党所建立的政权的寿命的。

本文试图建立一套新理论来分析一党制下的政权起源和政权寿命二者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政党建立之初所面临的财政（经费）危机和政治束缚对其后来的发展历程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倘若精英们在建党夺权之初就遇见诸如群众运动类的政党、外国殖民势力干预等一些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并且“租源”（rent resources“权力寻租之源”）比较匮乏的话，那么他们只有通过政党建设来动员自己的选民才有可能克服上述危机和束缚。相反，如果政治精英们起初面临的反对势力力量涣散、不堪一击，而且“租源”又很丰富的话，那么在执政之后当其面临各种政治经济束缚时就会束手无策。其结果就是他们懈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建设。接下来我要阐明的观点是：党派领袖建立的政党组织类型会直接影响其以后应对危机的能力。对一个政治实体来说，转型研究（transition studies）所关注的是从某个政治危机开始对该威权政府产生负面影响时开始，而我的研究却从该政体的起源开始，而截至最终导致转型发生的政治危机开始发生之时，并试图探究到底是哪些既有条件能预示政府会被政治危机掀翻，又是哪些因素能解释政府面对危机时候能够平稳度过的原因。因此，把宏观性根源和政治沿革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能更加精确地解释专制政府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存留与否的变量。本文通过对非洲和亚洲的四个一党制政权进行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理论和观点。

本文主要围绕如下四个部分展开。首先，我将讨论一党制政权的走势并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来检验一党制政体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我将提出一套专制政府的起源论，即巩固政权之初的原始条件就已经预设了该政权后来严密的制度变迁轨迹。第三步，通过对四个相互对照的案例的分析，我主要是论证该理论的因果推论。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提出该理论及对其进行的初步实证研究对下一步的学术研究的指向性意义，并指出下一步可以建立什么样的数据库可以检验政权起源与政权变迁的轨迹二者之间的关系。

案例和理论初探

虽然文章下一部分要提出的论点应当能够解释不同政体类型以及同一政体中不同亚型的政权的持久性（寿命），不过我为本文所选的样本只包括那些已具有一党制特质的国家。[2] 同时，我把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统治下的菲律宾也包括在内。学者们一般认为马科斯统领的执政党要对后来的政治后果负很大责任，不过在盖底丝的数据体系里，是将马科斯政权归为另一类的。[3] 我所选的样本囊括了41个国家，覆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拉美及中东各个地区。（见表一），这些国家的一党制政权寿命在4-72年之间不等。

这些一党制政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政权寿命长短不一。加纳和几内亚的一党制政体只持续了6年，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政权却存在了72年之久。还有11个国家的一党制政权至今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其寿命介于29至66年之间。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平均达30年之久，全部寿命的标准方差大到13.6年，而且只有两个政体的寿命（印尼和缅甸）落在全体寿命平均值的5年之内。不论是在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的政权中，还是那些已经垮台的政权中，各国的发展水平都相差甚远。对于那些至今犹存的一党制国家，在2000年，其中人均GDP最高的是新加坡，达26,640美元，最低的是莫桑比克，只有198美元。对于那些目前已经不复存在的一党制政权而言，在其崩溃之前，人均GDP最高的是台湾地区，达17,000美元，最低的是几内亚比绍，只有168美金。就所关注的样本时段里垮台了的那些一党制政权，在崩溃前的那一年的GDP增长率也差别甚大：增长率最低的是-20%，最高的却达到了14%。对那些到2000年仍然存在的一党制政体而言，其中经历了经济负增长的也很多，有些政权经历的经济负增长的持续时间不亚于、甚至超过了一些业已崩溃的一党制国家所经历过的经济负增长时期。

考虑到影响一个政权寿命的潜在的因素会很多，有可能它们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就能解释各政权寿命之间的差异了。也就是说，仅仅简单地考察一下这些政权的寿命范围并不能揭示诸如发展水平、各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地区性效应、甚至一个简单的该政权已经存在了多久等和政权类型无关的因素可能给予的解释。所以，就有必要尽可能地排除各个混淆因素，保证它们不糅杂到那些确实影响政权寿命的真实变量中去，尤其是当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本文中所关注的这类结论时。

出于上述考虑，我重新运行了盖底丝的分析（见表二，模型一），并通过基线逻辑回归统计模型（baselin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获得和她的分析所得的类似结果。[4] 即使样本中包括了君主政体，一党制对延长政权寿命影响仍然很明显（模型二）。[5] 不过，由于样本中各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差甚远，有可能那些存在寿命较长的政权（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政权和前苏联苏维埃政权，持续年限分别达72年和75年之久）夸大了一党制相对于其它政权类型对延长政权的寿命的作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权（PRI）和苏维埃政权是唯一两个存在时间大大超过平均寿命30年的一党制政权。在排除了墨西哥和苏联这两个超过70年的政权后，我重新运行了上述逻辑回归模型。除去了这两个超长寿的例子后，在，一党制对政体寿命的影响的在通常5%显著程度下，便不再重要。[6] 结果显示的变化是比较巨大的：如果把墨西哥革命党政权考虑进去的话，一党制对政权寿命的作用的显著性便低于0.001，但若把二者剔除，则显著性大于0.05。这个结果表明在1950到1992年间，苏墨两国对样本中一党制政权寿命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这同时还表明，一个政权是否有执政党的存在未必对政权的生命力造成系统性的影响。

对威权政权的经典研究中，绝大多数都关注政权的根源。例如，欧达内尔（Guillermo O’Donnell）在分析官僚威权主义时就阐明了南美的军事政变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造成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民众动员威胁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7] 亨廷顿（Huntingtong）把一党制的生命力归结于该党夺取政权所经历的国内斗争的残酷程度，并认为共产党通过煽动阶级斗争来制造这类激烈斗争。[8] 摩尔（Moore）认为二十世纪欧洲两种形态的一党制都是起源于农业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的阶级斗争。[9] 诸如此类的政权起源论为后续的分析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即一党制政体建立之初的条件和形势对其后来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这些经典的研究并未解释清楚一党制政权的寿命长短不一的根源。

最近越来越多关于威权主义的研究绕开了这一话题。它们只是从政治变迁的制度理论中寻找答案。盖底丝指出执政党的内部权力运作机制类似于“猎鹿博弈”（stag hunt game）中的激励结构，即只要所有的猎人都心无旁骛，都把心思放在围捕麋鹿上，他们捕获麋鹿的可能性就更大。也就是说”大家都选择合作，拒绝其它策略”。[10] 然而，执政党精英以及一些领导干部有时却与此背道而驰，他们反倒是除了不合作以外其它什么都干。在博弈的理论框架下，这是难以理解的，除非说这是人类的本能。换句话说是由于有不能忽视的民众动员出现。如果把政党制度作为一个给定的变量，就无法弄清楚党内的动力机制为什么会形成猎鹿博弈，以及为什么行不成猎鹿博弈的结果。

为什么各个一党制政权的寿命与危机管理能力在不同国家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对于这一问题，有很多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经济解释：如果一个政权面临更多且更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它就比较脆弱。盖底丝对所有的威权政权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专门对一党制类政权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运行情况与政权更迭毫无联系。这说明一党制政权或许比其它的独裁统治更善于处理经济危机的冲击。此外，接下来我要分析的四个案例都曾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只有两个国家（几内亚比绍和菲律宾）发生了政权更迭的情况。

还有一些解释主要是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有人认为得到国际支援（如冷战时期从美苏国两国得到的国际支援）的政权更有可能在危机中幸存。可是，下面我要分析的四个国家虽然都曾获得过巨大的国际援助，但却并不尽然地挺过了危机。这说明这种解释至少在这一类政权中并不太有力。颁布戒严令后的菲律宾和实施“新秩序”（New Order）的印尼曾经是最受美国欢迎的反共联盟，而几内亚比和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领袖也获得过苏联的强大支援。一党制里的领导人变更也可能对政权的生存产生重要影响。在最高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政权垮台。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领导人更迭就可能是个“隐性”因素。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独立非洲党（译注：葡萄牙语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encia da Guine e Cabo Verde, 简称PAIGC）在出现领导人更迭之前就已经崩溃了，而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U)在1985年却轻而易举地实现最高权力从开国领袖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顺利过渡给他的下一任，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1977年苏哈托政府面临的危机与权力交接毫无关系，倒是与国内经济状况有很大关联。同理，是经济危机最终把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给赶下了台。简言之，领导人更迭的危机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四个国家中有的政权崩溃了，有的却仍然存在。

最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各个政权对内压制程度的不同导致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不一样。例如：贝林（Bellin）认为中东地区威权政府格外强大是由于政府压制的欲望和能力较强，所以才导致该地区和世界其它地区都不一样的情况。[11] 不过，本文选定的这几个案例，在政体III（Polity Ⅲ）的民主程度和独裁程度中的得分都基本相似，说明它们面临危机时呈现的压制程度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