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中西民主在宗教伦理背景下的原动力探索及对中国民主的出路的反思

[内容摘要]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但它的茁壮成长必须要有一种强力文化的支撑。鉴于宗教在历史的时空中对人类文化的塑造的显而易见，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中西宗教生态的异同寻找中西民主的最初动力，明晰二者不同的发展历程，并在文章结尾以之为基础提几点对中国民主建设之创新的看法。

[关键词] 民主 宗教 母文化与子文化 信仰 联邦制 中国特色的授权性宪法

关于民主，参考科恩在《论民主》中的观点，笔者认为，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它以一种入世的鼓励人们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参政的文化为前提，以不受财富和特权压制的平等为关键，以快乐生活、独立思考以及言语实践的自由为灵魂；不但在意识上推崇“民本”，更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人民主权”，因而它不允许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王；它要求国家以第三者的身份参与社会日常生活，而这个第三者的身份意味着个人与国家的平等关系；法治是实现民主的最重要武器，它保障民主的基本目标：允许公开的政治博弈，满足公民的权利要求，肯定私人利益，给每一个公民以追求且实现其价值的机会，使“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卓越展现”。

什么又是宗教呢？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由于神圣与世俗之间永远存在一条难于逾越的鸿沟，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令宗教界人士和普通百姓都首肯的定义。英国大文豪哥德说，“宗教是我们对上下周围的一种感觉。”康德认为，宗教就是道德。还有人认为，宗教是一种追求，或者一种浸入信徒血液里的虔信的力量。从这些意义上讲，中国的儒家自然可以叫“儒教”，因为它毫无疑问是道德、感觉，而且它的教义毫无疑问渗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至今中国人的思维追求及行为模式都还受到它的影响，每个中国人都是儒教的信徒；区别仅在于我们虔诚的程度。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古代它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由于宗教来自人类的理性，宗派教义最初都是圣哲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的思考，所以它们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有意义的，只不过圣哲的思考假借神或其他神秘力量来增强其教义的权威，但这些学说对人类历史的塑造是功不可没的，其中包括对人类民主心理及实践的强势影响。

如果本文关于民主的定义还算合适（笔者自信对民主之精神的拿捏还是恰当的），那么对比中西方宗教文化（当然，如前所述，中国的包括儒教），我们会发现，尽管民主的蓓蕾时期中西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却结出了不同的果实，而我们的显然要苦涩得多！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但它的茁壮成长必须要有一种强力文化的支撑。由于宗教在历史的时空对人类文化的塑造的显而易见，所以立足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民主的文化资源，从宗教伦理入手是经得起科学精神的考量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对比并不从的西方的猿和中国的猴站起来的原始社会开始，因为那无关紧要。对西方而言，他们的文化源自古希腊罗马；而对我们而言，影响中华文明的开端是夏商周。因而，本文的对比自古希腊和三代始。

（一） 民主的蓓蕾时期

之所以叫“蓓蕾时期”，意思是娇羞在旭日下的非完善的民主的花骨朵时期。

（A） 古希腊罗马： 田田八九叶，散点绿池初

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文明的黎明，她的横空出世本身即是一个奇迹。如下所述，由于宗教伦理与世俗统治的相映成趣，西方的民主在古希腊罗马开始萌芽！

民主源于秩序，秩序中包含了民主的议会机制是希腊罗马宗教神话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神话世界里，“万神之神”宙斯经常召集众神聚会，商讨一些大事，如宙斯怎召集众神会议决定是否发大水毁灭人类。既然神开会议事，那么人是不是也应如此呢？所以即使在奴隶主专政的斯巴达，也把长老会议（30人，包括两位国王）确立为最高国家权利机关、最高司法机关。信奉神灵、信奉共和制的雅典，前594年梭伦改革则规定各等级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选举官员。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更把公民大会推到国家最高权利机关的位置上，每隔十天就召开一次，凡年满二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实行直接民主制。当然，古希腊的民主议会机制有其社会经济基础，但来自神的启示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在当时是关键的。在古罗马，古希腊神话几乎被照搬过去。即使在罗马“王政”时代，人民大会或曰库里亚大会仍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拥有选举高级公职人员（包括“王”）的权力，当然还有决定战争和重案审判的权力。

民主不允许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王”。在古希腊罗马神话里，即使号称“万神之神”、 “万人之王”的宙斯（朱庇特）也不是惟我独尊的，他的统治权仅限于天界和人间，广阔的海域和水域（江河湖海）则由海王波塞东治理，而难于计算统治面积的冥界则由冥王哈迪斯执掌。神界的“寡头政治”对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治理的影响显然是积极的。在斯巴达，国王有两人。古罗马共和时期每年也由森杜里亚大会选出两名执政官。民主政治要求合理的分权，古希腊罗马寡头政治相较于中国古代一个“寡人”惟我独尊的状况，对当代民主的影响当然更加积极。

法治是实现民主最重要的武器。所以，肯定并且信仰法律的宗教文化对民主的形成和进步是大有裨益的。传说为了给高贵的父亲阿枷门农（特洛伊战争中的大英雄）报仇，俄瑞斯忒斯谋杀了自己的母亲及情人。此后俄瑞斯忒斯为了躲避复仇女神尼厄斯的追踪而四处逃窜，几乎快被逼疯了。直到有一天，光明的天庭中宽厚仁慈的太阳神阿波罗和雅典娜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阿波罗在德尔斐自己的祭坛上为他洗涤了罪孽，并在雅典最高法院为自己的保护人辩护，最后，法院判俄瑞斯忒斯无罪释放。在这个神话故事里，我们看到，实力仅次于宙斯的太阳神阿波罗乃是运用法律而不是强权的典范，这是否暗示说古希腊罗马人就象信仰神一样信仰法律呢？的确如此。我们看到温泉关战役中死区的拉喀德蒙人的墓志铭上不朽的文字；“啊，过路人啊，告诉拉喀德蒙人，我们遵照他们的法律，长眠于此。”事实上，希腊人认为法律如此重要以至于有时必须用战争来捍卫他们的法律信仰，他们把战争女神雅典娜也奉为法律与秩序的保护神。

民主以快乐生活、独立思考以及独立言语实践的自由为灵魂。

让我们回到古希腊，回到古希腊人自由的追求生的快乐的时代。时间开始起步以来，古希腊人完全可能是最先开始游戏的人！他们的游戏规模如此之大（包括赛马、赛船、火炬接力、音乐、舞蹈）以至我可以枚举到让读者感到厌恶。比赛对古希腊人如此重要，以至在比赛之时，他们都会以神的名义宣布停战。一个奥林匹克的胜利者甚至比凯旋的将士更加荣耀，游戏、盛筵和伟大诗人欣然写下的诗歌会像幸福的海洋一样包围着他的微笑。最后，他的裸体雕象被送到神殿，接受国民的顶礼膜拜，享受神一样的荣光。

自然，生的快乐并不止于游戏，希腊人思考之自由对他们来说显然更加重要。伊迪丝.汉米尔顿在《希腊精神》里盛情赞颂说：

“希腊人最勇敢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大胆地正视这个世界，并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

昂扬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使他们反抗暴君统治，排斥神权教条。他们不要专制的君主和辖制他们的主人，他们要自由思考。开天劈地一来，思考第一次获得了自由，一种甚至今天也难以实现的自由。不管是政权还是宗教都让雅典人可以自由地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写一部戏，把潘兴将军演成胆小鬼，对盟军的事业大加嘲弄，说美国佬仗势欺人，对和平派进行美化，但这样的戏肯定演不长。但当雅典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阿里斯拖芬写下了很多这样的戏剧，而雅典人，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那次战争的，都拥到剧院去看他的戏。在雅典，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欧里庇得斯说：‘奴隶就是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人。’苏格拉底被指控宣扬新神、腐蚀年轻人而因此饮鸩狱中是唯一的例外。但那时他已年近古稀，而他一生都在说他想说的话。” 汉米尔顿还强调说当时雅典刚刚遭受战争残败，人民因恐慌而变得有些残忍，但投票的刚过半数仍可见他们对自由的尊重。

读古希腊，读他的人，他的诗，他的歌剧，他的神话，我惊异地发现，古希腊最弥足珍贵的存在，也许并非自由民主本身，而是他的孩子气。这孩子气表现在游戏中，表现在神话中，表现在生活中，表现在爱情中，甚至表现在战争角逐中。这孩子气，也就是《木马屠城记》里海伦对帕里斯王子的称赞：“一半男孩，一半男人”。也许这“一半男孩，一半男人”正是破解希腊文明及整个西方文明奥秘的钥匙，因为如此的文化原生态特别是他孩子气的特点显然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尤其是留给自由民主完善的空间。

――这是西方民主的原动力。

（B）三代及春秋战国：似有浓妆出绛纱，行充一道映朝霞

时间尘封了太多的记忆，曾经的面容多成弥散的涟漪，中国专制的历史太浩荡绵长，所以现在的中国人都鲜知我们曾经的美好。

从宗教伦理角度讲，中国古代的圣哲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民主意识，即“民本”思想。

“民本”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源于周公的“敬德保民”，学界公认它是儒学中的一大优良传统，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思想，除法家外，都可说是民本主义”（徐复观语）。儒教的“民本”思想，如孟子：“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离娄上》）。如荀子：“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荀子.王制》）。道家的“民本”思想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不仁，没有偏私；刍狗，用草扎成的狗，供祭祀之用。用草扎狗时，编扎者并不是喜欢它，只是供祭祀之用；祭祀结束，编扎者就抛弃它，这个抛弃也不是恨它。全句的意思是，天地是不偏私的，任万物自然生长；圣人也是不偏私的，任凭百姓自己去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还有几朵民主蓓蕾，包括自由意识和私利肯定，而这些都是民主的题中之意。

科恩认为，民主的灵魂其实是自由，自由是民主的理论基础。中国宗教的一种基本的问题境遇和解脱意向即追求自由，如孔子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又如主张“无功”、“无名”、“无己”，一生“逍遥游”的庄周。但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自由只是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去除“物累”、“情累”、“知累”，使心灵维度大可同宇宙造化，小可与鱼同乐、化身为蝶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心灵的自由当然可以转化为政治渴望，但更多时候则转化为一种避世的洒脱。对于民主建构而言，西方人强调的政治自由比中国人赞美的心灵自由更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西方功利主义者认为，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由此可见，保护公共利益的民主需要一种肯定个人利益的文化。西方宗教文化对个人利益的考虑是自古即有的。在荷马史诗中，阿波罗和波塞东为特洛伊王修筑城墙，当工程完工时，特洛伊王却赖帐不给，神于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应得权益坚定地站在了反特洛伊阵营一边。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对利益也是十分重视的。孟子曾在《滕文王章句下》中哀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著述向来游扬雄肆，难免夸张，他说杨朱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说墨翟也“尚利”过分。杨朱之言已佚，但从《墨子》来看，墨翟“虽然承认人有利己心，但是他没有把至善的标准归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给了‘利人’、‘利天下’的目的和功效。”（《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朱贻庭主编）既以私利立足，又以公利为趣，如若后期的中华接受了墨家之“尚利”，而不是奉行儒家“去利怀义”的义利观和道德价值观，中国今天会是什么面目呢？中国的民主今天又会是什么面目呢？

整体观之，先秦宗教伦理的要旨都是倾向于民主的。而在政治建构方面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民有、民享、民治三原则观之，儒家的大同世界还是符合民主要义的。儒家的理想状态的光明和专制集权的黑暗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只是后来的官方儒学的精英们跨越了这个距离。

人们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