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天启：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与价值取向――中国与俄罗斯转型理论和实践比较

提要：斯大林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和内含的矛盾；戈尔巴乔夫的经济结构改革与民主化；叶利钦自由市场经济和矛盾；普京可调控市场经济和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毛泽东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体框架；中国经济转型的大体进程和新问题；实行有效的社会政策：坚持社会公平与正义；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借鉴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关键词：集权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的社会政策、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80年代末 90 年代初，俄罗斯在开始转型的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 1926 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 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 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 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 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五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汽车、航空和重型机械等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增长17％。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五十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据统计显示，1953年， 原苏联粮食年产量竟然还没有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比如：人均粮食产量，1913年是540公斤，但到了 1953 年，搞了40多年，还只有438公斤。其余产品，也没有超过 1913 年的水准。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原苏联处在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中，迫使决策者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国民经济中，其中 70％的企业都与军事工业有关，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也都依附于国防工业，这使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不能得到满足，消费品短缺，市场供应紧张。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官僚主义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原苏联境内和东欧国家都出现过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１]，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社会、政治矛盾。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1986年 2月，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针对经济停滞的状况，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加剧了工农业、还有食品工业的矛盾。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也仍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 6月，他们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 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划清党和政府的职能，“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条文被删去。1990年５月，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 500 天计划”，也有以“ 500 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但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被完全抛弃了。对此尽管可以从各个方面做出论证，但对广大民众来说，却普遍是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态而义无反顾的与旧体制告别。邓小平对此说：“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多种原因，但具体分析其原因，我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原苏联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走了一条否定市场经济的道路来和资本主义进行“比赛”；二是这种“比赛”主要集中在军事上，长时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耗费了原苏联的所有经济力量，据统计，原苏联的军事费用开支和美国的军事费用开支差不多，但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美国总额的三分之一；三是原苏联在取得政权前，在经济上就非常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尽管在军备竞赛中，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军事国家，但却造就了非常扭曲的经济结构，“重重轻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执政者实行高压政策，与广大劳动群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使得在一定的“气候”下，一个建立了七十多年的社会制度，就在几夜间轰然解体了。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 1992 年 1月 2日，放开了 80％的批发价格和 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但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于 1992年 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 1994 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 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２]。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很明确：要将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 1993 年提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这个建议被俄罗斯思想界所接受，认为：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建立小政府上，却忽略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由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在 90 年代，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 50% ，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 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单一的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 严格界定并强调了国家在经济中作用：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减低税负、拉平税率，改革金融体系；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加强立法，保障优越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提高调控效率。他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３]。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较比叶利钦时期的做法，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 1999 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有评论说[４]：俄罗斯从1999 年至2006 年，年均增长速度约 6％，经济总量增加了 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货膨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 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评论还说：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深层还有很多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色彩，这主要是在毛泽东时期。1956 年后，毛泽东放弃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义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让亿万民众沉陷在相互倾轧中，使中国丢掉了 20 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贫穷低下。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在农村曾存在了近 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从实行的那天起，就没有得到过民众的赞成，农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都一次又一次的被“政治运动”压了下去。七十年代末，反人民公社的浪潮重新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支持来自实践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取代了套牢在亿万农民身上的枷锁。同时，国家从推动农业发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