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不发达”与“欠发达”：历史与结构 ――关于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等概念的一个讨论

发展中国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形态的一种概括，而是基于发展和现代化观点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的一系列不发达国家的总称。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按其经济、政治性质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可分出两个类别：第一类别是那些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和阶级动员方式，在民族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建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类国家为数不多，因受制于其意识形态，一段时期里也并不接受“发展中国家”这种提法，大约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才把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居于多数的是第二类别，即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或经局部内战或经和平妥协，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基础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这类国家的基本制度虽然可归入资本主义范畴，但仍然具有或形成一些有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它们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主体。因此，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就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时间上看，这类国家除少数产生于19世纪初至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并不是否认它们作为古老文化国度、种族地域集团或传统行政治理单位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于世界舞台不过是晚近几十年殖民体系崩溃的结果。从空间上看，分布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州，而与西方工业世界相对立而又从属于西方工业世界的广大的农业世界，都可以归入发展中国家，它们是这片广阔地区各种矛盾运动的产物。

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的文件中，或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笔下，发展中国家拥有多种称谓。首先，“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就是相对于“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而言的，“发展中”意味着在国民财富、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距及为缩短这些差距而作出的努力。与“发展中国家”此种意涵相联系的有“落后国家”（backward countries）、“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 countries）、“低发展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等。“落后国家”因含有价值贬抑之意，易于引起“落后者”的反感，于是一些政治敏感性较高的国际组织和用语较谨慎的学者逐渐改用比较中性的后两种称谓，[1]毕竟，“不发达”、“低发展”只是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因而无须讳言的物质技术性的事实。此外，发展中国家也被人们称为“前殖民地国家”（pre-colonial countries），这是从世界史的纵向角度考察“不发达”、“低发展”的一个用语，因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前殖民地”揭示了这些国家不发达或低发展的由来，包含了某种“前世”与“今生”有机关联的假设，是发展研究或现代化研究立论无法回避的起点。与此类似但在方法论上属于一种横向考察视角的是诸如“外围/边缘国家”（peripheral areas）、“南方国家”（the South）等概念的提出，这两个概念明白无误地将发展中国家置于结构分析的框架中――“边缘”相对于“中心”而存在，“南方”相对于“北方”而成立，它所要告诉人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与危机是由其在国际关系的结构位置决定的，结构的强制是全部问题的缘由与关键。在结构分析方法中，还有一个使用最多、结构色彩最鲜明、在政学两界影响最广泛的概念，这就是“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的确，在以上关于发展中国家林林总总的表述中，这些词语彼此间的外延与内涵是很接近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需要交替使用这些词语以表达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共同特征的努力与做法也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然而，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较之其他称谓，“第三世界”无疑是一个包含更多历史内容且兼具历史与结构双重品格的、更易于揭示发展中国家本质特征的、因而更富有学理价值的分析性概念。

一般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最早（1952年）是由法国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提出来的。在法国人的词汇中，“第三世界”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存在着某种语义关联。相对于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而言，所谓“第三等级”（平民）是一个被奴役的无权的等级，“第三”本身就含有等而下之、末流的、低劣的意思。正是受“第三等级”内涵的启发，索维将它改造使用于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于是有了“第三世界”。在这里，“第三世界”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受压迫和被蔑视的世界，它代表了一条独立于“西方工业市场资本主义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2]关于“第三世界”概念的起源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说法，例如，在由沃尔夫－菲利普斯（Leslie Wolf-Phillips）编撰的一本讨论“第三世界”的论文集中，约瑟夫•拉夫（Joseph Love）认为阿根廷前总统庇隆1949年提出的“第三立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直接导致“第三世界”的面世。[3]这也有一定根据，因为，在战后重建的初始岁月，大概没有一个民族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能像庇隆那样，敢于如此自信而鲜明地在两大阵营甫将成形的世界格局中开凿出他的“异度空间”，由此成为后来的“三个世界”的先声。[4]但是，“第三世界”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作为一种“身份识别”获得“当事人”的集体认同，则应归功于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召开和讨论决定自己事务的国际会议，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建立和发展彼此间团结合作关系、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精神和原则，通常被认为是正式提出了第三世界问题。从此，第三世界这个称谓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并覆盖了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第三世界首先是一个经济性范畴，它让人们立即想到的就是它的“不发达”状态。这种不发达表现为社会人口的农耕性、生产活动的渔猎采掘性，生产工具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技能的相对简单，具有与工业社会迥然不同的农业社会或工业化程度低下的社会的基本面貌。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作了如下概括：（1）低下的生活水平；（2）低下的生产率水平；（3）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沉重的抚养负担；（4）越来越高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5）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生产及初级产品出口；（6）国际关系中的依附性和脆弱性。[5]这六大特征彼此间具有一种共生连带的关系，比如，低下的生活水平刺激了人口的较高增长，过度的人口数量加剧了就业的压力，失业率的上升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贫困，如此等等。然而，如果说关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事实描述至多只有（涉及地区）程度不同，而并无根本争议，那末关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原因探讨则存有各种意见分歧。[6]总的说来，正如发展研究中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左翼倾向的学者所指出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并不像早期有些文献所想象那样，是这些国家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人种的直接后果（这种孟德斯鸠式的观点被认为是陈腐不堪），也不能简单沿袭韦伯式的命题，将这些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情况作为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滞后”和“落伍”的渊薮，[7]同样也不能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用诸如“贫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困境”这类假设来分析。[8]这些观点都可能导致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非历史的孤立的解释。

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同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6－17世纪，欧洲在重商主义的旗帜下向非洲海岸、加勒比海岛屿、美洲大陆边缘和南亚地区进行资本主义商业扩张，首先把处于原始土著文明的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接着到18世纪后期，因应工业革命的巨大需求和威势，在开始征服非洲内陆的同时以炮舰叩开古老东亚的国门，最终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过去在西方人的游记和传说中出现的遥远的异邦现在成为西方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就是第三世界形成的过程。显然，第三世界的形成是以西方的暴力和征服为基础的――马克思对此有一段著名的概括：

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9]

这是理解第三世界不发达本质的第一个出发点。但是要注意，第一，马克思强调暴力对于第三世界形成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把暴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本源，“东方的专制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统治”固然是暴力的典型表现，但暴力“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10]说明暴力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不能创造占有关系本身。因此，与其说西方殖民暴力创造了第三世界，不如说西方殖民暴力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创造了第三世界。第二，暴力和征服并不能简单地统治一个广袤的大陆，尤其不能简单地维持和实现征服者的全球利益和“历史使命”。事实上，到19世纪初，随着商业资本主义让位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公开军事征服为特征的殖民主义已经趋于衰落。对第三世界来说，暴力和征服本质上只是西方殖民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起先是借此打破传统社会（如村社制度）对商品竞争机制的抵抗，其后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后盾以维护殖民地交换关系、生产方式和工资水平的“正常”运行，但暴力和征服还不是不发达的根本缘由。第三，西方向新大陆探险的原初动力并不是攫取领土，而是要控制贸易，攫取领土不过是为垄断最有利可图的贸易地区而附带进行的。按照一些经济史学家提供的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曙光初露之时，除了在技术方面，如大型远洋帆船和海军火炮，欧洲并不比后来成为它的殖民地的东方在文化和经济力量上占有更多的优势。正如发展经济学家格里芬（K.Griffin）所说，是“欧洲的军事优势加上物质相对贫困形成了欧洲扩张的早期势态。西方之所以有可能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西方之所以必须掌握支配地位，是因为欧洲没有能力同东方的富国按平等条件从事贸易。”[11]因此，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西方谋求自身发展战略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外扩张以及西方由此最终取得支配世界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欧洲所支配的国际经济的自动作用首先造成了不发达，然后又阻挠摆脱不发达的行动。总之，不发达是历史过程的产物。”[12]这是理解第三世界本质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其以“第三世界的历史过程”为副标题的名著《全球分裂》一书中指出：

第三世界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贫困问题。按人均收入划一条线，把第三世界放在下面，把第一世界放在上面，这还远远不足以代表真实情况。这种分界线本身就是不适当。……[那末，什么是第三世界呢？]简言之，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