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海林格：从莫斯科的寒潮到上海的热浪――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共产主义城市秩序出路

（〔法〕菲利浦・海林格/陆象淦译，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从纸面上说，只是大笔一挥，俄罗斯人就告别了共产主义。然而，在他们的内心和头脑里，大多数人依然是苏联时代遗产（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囚徒，尽管那个时代的残羹剩饭几乎越来越难以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基本生存之需。至于中国人，在他们的内心和骨髓里，却是别有洞天。

这种反向的对称揭示着显而易见的不同的历史道路，既在城市形态的演变中，又在城市生活的表现中得到验证。不过，在这种阴影和阳光的游戏下，存在着诸多矛盾、假象和不确定因素。同样还存在着诸多不解之谜，譬如说，无论是在莫斯科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抑或是在广阔的长江三角洲都可以见到的一些郊区农村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

大多数莫斯科居民在新环境面前大吃一惊，不由得目瞪口呆，所以断言莫斯科今天的裹足不前表明"老"欧洲英雄气短，这种说法自然是颇有诱惑力的。上海的热浪于是乎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年轻生命力的说明。不过，在这个案例中应该将另一个重大现实状况放进案卷，表明在这个回合中上海棋错一着：在莫斯科精心保护其中心的文化遗产的同时，上海却把它自己折腾得支离破碎。

莫斯科――林中空地

莫斯科位于迄今保存着作为17世纪皇家猎苑划界线的"园林环路"之中，重又寻找到了其文化遗产的意义。其历史中心部分地摆脱了官僚的或技术的功能，以及窒息着它的阴暗色调，恢复了以既淡雅又明亮的草黄色为主的原本色调。市政当局悉心关注着借助对于该城历史了解最深刻的专家确定的色调配置规划，确保其委托新的投资者进行的修复工作能够严格执行规划。不再容许破坏，重建已经遭到破坏的古迹。在俄罗斯开放后涌入莫斯科的国际商社，则被告知必须把它们的办事处、分公司和种种现代化设施建立在修复的旧俄罗斯的门面景观后面。

在所谓的园林环路以外，直至环绕着莫斯科市绝大部分地域的远郊环城公路区，构建一个集体的生态环境海洋，乃是提供给居民的惟一选择。

独立住宅，在旧俄罗斯的其他许多城市都能见到的俄式小木屋，从首都的景观中完全消失了。究其原因，恰恰在于莫斯科不仅曾是苏维埃帝国的首都，而且现在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地位。

尽管有着同这样的地位相称的大量人口流动（在20世纪之初，莫斯科只有100万居民）

造成的重重困难，当局也是别无选择只能支持现代化。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时代，莫斯科人通过建造大楼才享受到现代化设施。所以，虽然赫鲁晓夫式的楼群粗制滥造的大规模生产也许是其俗不可耐及今天破败不堪景象的罪魁祸首，却丝毫无损于它所代表的成就和进步。

第一系列的修饰在维持原貌的花园住宅中实施。住房质量逐步改善，建筑物稍趋多样化，尽管对于以没有电梯的"五层楼"（按英国人的说法则是"六层楼"）为主的格局以及每个居民人均18平方米的标准，人们没有提出质疑。不过，对于各个时期来说最为重要的共同点在于有树，有树林。

天然的或者再植的树林作为建筑的一种补充，包裹着楼群，把它们遮隐于自己中间，无论是沿街一侧或者是庭院内侧。树林与建筑融为一体。莫斯科人对此感受尤深。

第二系列的修饰依然与树林相关，不过这回是郊区的森林――广袤的俄罗斯森林，城市与之相比只不过是一片林中空地。郊区的用途更为重要，有一个关键词可以用来表达："达恰"（datcha――俄语原意为林场）。将近20年前"，达恰"实施了民主化，花园小木屋一点一点变成了"达恰"。

经济自由化方兴未艾。新生的地产市场增多了靠近乡村或者新风景点上的可供地。随着对于"达恰"的迷恋发生了一个双向的运动：口袋里钱比较少的人的建房活动攀升，富翁的投机活动减少。在这两个运动的交叉点上，出现了一个房地产市场，同时还流行着一个新的关键词："科塔基"（cottage ），即乡村别墅。甚至出现了一个兴建乡村别墅的高潮，直至卢布在1998年大贬值才迫使其止步。除了外倾的象征意义之外，这个从英语中借用来的词还隐藏着一种语义的转移："达恰"被理解为夏天的住所，而俄式"科塔基"在俄语中则是为冬季配备的。总而言之，这样的现象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据估计，2P3的莫斯科居民直接或者通过亲戚享有一幢"达恰"。也就是说，这个因素必须包括进莫斯科市的住宅系统分析中去。至少显示出拥有双住宅的实况，其特点是没有走出城市圈。

这种孪生现象引发了另一个孪生现象――不再是季节性变换，而是住所轮替现象。"达恰"同样安装了冬季的设备，而且道路得到了修缮，这甚至是近年来十分明显的重要公众活动之一。莫斯科人是否将梦想离开他们的楼群，住进他们的"达恰"或者"科塔基"？莫斯科是否将会产生它的双重逆转？在一切集体公有之后，未来是否属于一切个人私有？什么也不能肯定。梦想着这一切的人们犹豫不决，举步维艰。无论就历史抑或物质而言，城市条件与楼群的关系太紧密了。怎么能弃之而去？而"达恰"的世界对于日常市民生活来说还远没有装备齐全。

处于期待中的莫斯科城内，正在酝酿另一个战略，不过目前只能见其端倪。最能直观到的关键词乃是"革新"和"密集"，通常应该把它们理解为下层居民的搬迁和迁入重新改造的市区住宅。

通过逐步进行的搬迁，失去黄金地段的居民以重新分配新建高层楼来获得补偿。换句话说，人们只有在某些私人利益表露无遗之时，才十分适时地愿意变动。至于其他一切，依然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任何措施来同人数可观的居民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进行斗争。人口的稳定性犹如天助，下层的莫斯科人被告知应该安于现状，知足长乐。他们收获着自己"达恰"上的苹果和土豆，以及在保健步行途中采集的越橘和蘑菇，准备过冬。

上海――大兴土木

自1990年4月提出开发浦东计划以来，在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黄浦江右岸的这片土地上，一个以远东最现代化的标准为参照物的新上海，在10年内拔地而起。隐藏在标志性建筑物背后的浦东，首先是中国雄心勃勃的新经济计划的体现者。不过，这座大都市的1300万或者1500万居民的多数仍然生活在黄浦江的左岸――浦西。

所以说，20世纪90年代初开工的这个大工地也包括整个浦西的重建。上海人正在大规模地从基本上是一种水平的和超密度的居住状态（20世纪80年代为人均4平方米）向公寓和高楼的世界转移，尽管保存了基于邻里关系的社会组织的若干因素。

这场大兴土木获得的一个无意识的结果乃是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空间，相应地也拉长了住所-工作往返途程。水的问题和一般生态系统的问题更令人忧心忡忡。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间，最为令人迫切关注的事情，显而易见将是居民如何适应或者利用如此突然的变化――不仅是生活范围的突变，而且是工作、社会保障和消费领域里的整个文化参照体系的突变。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住房体系与正在用来替代它的体系。就过去而言，其关键词是所谓"里弄".这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弄堂里的小邻里单位，每个单位包括几十户或者上百户家庭的住所，而这些住所同样也是在弄堂内彼此连接在一起的。"里弄"与有时使人联想到的旧欧洲的工人居住的穷街陋巷相反，它们适用于各个社会层次。既有富人的"里弄"，又有穷人的"里弄"；既有受到中式庭院――有封闭的小院和名贵的细木装饰――传统结构极大影响的"旧里弄"，又有比较接近西方的独立住宅概念，并且融会了新艺术或装潢艺术装饰的"新里弄"。

在中国，对于文化遗产重要性的意识相对淡薄并不是"里弄"的惟一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里弄"占据了城里的全部空间，只有在主轴线上才勉强被战前的商业用房遮盖。上海在需要从规模上实施彻底改造的时刻，不知如何能完全保持这种严格水平结构的环境。第三个问题则是困扰着它的严重的卫生问题。

热爱上海的人最为遗憾的正是弄堂的环境。

确实，当地的文化也许比其他地区更懂得如何应付空间的狭窄、合居和物质的匮乏。应该为它所带来的安全感到高兴？还是应该为它所包含的对于自由的限制感到悲哀？对于带着红袖章，在扶起跌倒的孩子的同时监视着你的来往行动的小脚老太太，应该爱乎恨乎？大家都能分享夜晚的天真的安宁，但当人们把躺椅和席子拿出来安放在弄堂里，或者摆在喧嚣和令人窒息的街道旁之时，这种安宁不可能完全补偿不舒适所带来的恶劣心情。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里弄"的居民对于上海大兴土木的前景，既满怀希望，又带着遗憾。

最初，在提倡人们搬去的郊外新空间中，上海人对于其间的得失一无所知。但是，在把他们迁进任何人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标志的超高塔楼（一个"里弄"，一幢塔楼），经过一段时间试验之后，市政府似乎想放弃这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做法，重新回到比较古典的花园式公寓建筑。小高层花园式公寓很适合于空间的重组，既有花园小径又有平行侧道，既有靠近林荫道侧翼又有靠近花园侧翼，既有小广场又有服务设施场地，特别是有封闭的围墙，只留一个设岗的出入口，夜间关闭，并附设有布告栏，展示信息和标语口号。

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希望有一种方便的现代化管理和共同治理，正如一些小区委员会的能动作用所证明的。这样的小区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肩负着一个方面的日常生活的管理，为解决诸如学校问题、幼儿园问题、求职者、青年结婚、病人、老人、邻里吵架等等提供服务或者代为陈情。

从消极方面来说，人们可能担心出现作为世界所有街区的普遍现象的青少年犯罪。

上面所说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在这个空间之外又是怎样呢？上海地处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一个三角洲。所以，长江下游地区不仅仅只有上海，这里的种种变化也十分迅速。

其中时间上最近的变化则是在这里最富裕的水乡兴建了林立的别墅。但那是农民的别墅，而不是城里人的别墅。

狂热与实用主义

从狂热的角度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两个大都会进行比较也许是有益的。两者都在长期沉寂之后放眼世界，情不自禁地跃入了一种精神分裂的兴奋状态之中。但我们单从城市形式的表现中就能看出，两地并非同一类型。其他一些行为的因素，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可以证实这些差异。

上海的狂热并不引起疑问，因为它遵循一个可以明确核实的公共计划。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僵化状态出发，用10年的时间建造出它未来的替身，这绝非是一般的成绩。这种新形象在其竖立于浦东的同时，似乎反过来映照出浦西的陈旧形象，以致为了同样急切地抹掉这种陈旧形象，拔苗助长，陷入过热困境。实用的上海突然不得不建造新的替身，为它的大多数居民提供一个十分现实的、新的生活环境，对于这种孤注一掷的魔镜游戏，这样的新生活环境乃是现实需要。与第二个上海同时建设的这第三个上海，像十分庄重地围绕着老上海的一堵厚混凝土墙，拔地而起。

莫斯科怀着同样的情怀，以这种义无反顾的方式，却只有一张纸面上的草图：必须相当有节制地建一个座落在莫斯科河湾里的"莫斯科城"的计划。在莫斯科，如果说有什么狂热的话，那就是透过形形色色个人计划可以感觉到的那种东西。

事实上，莫斯科人狂热的两个层面在同一片土地上――城市的环形森林带交汇。寒微的市民们用鲁宾逊的那点财物玩起了不保险的"解放了的"复式下注，亲身经历了"新俄罗斯人"如同入侵一样闯入房地产市场，他们的豪宅显示出他们或是一掷千金的消费者或是地方政府中的玩家，甚至不惜触犯法律来营造他们的"另一个天堂".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头脑里记得上海模式，那么值得指出的是，在莫斯科个人自发活动的无序性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可以作为城市的另一种选择模式。莫斯科的居民点环形地带有着同上海的居民点环形地带决然不一样的性质。

在上海，狂热是在城里。在莫斯科，狂热则是在城外。反过来，实用主义表现在上海的城外，而在莫斯科则表现在城里。但最为有趣的是这两种实用主义在付诸实施的形式上何其相似乃尔。无论在上海或者是莫斯科，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是在千篇一律的、大规模的集体生态环境中展开的，但其基本模态是适度和合理的。在莫斯科，以"五层楼"为主，而在上海则以"六层楼"为主。重大的差别在于这种住房的模式在莫斯科已是明日黄花，而在上海则代表着今天和未来。

城市-乡村的关系给两种模式的差异带来了一个补充说明。莫斯科人的两套住宅引导他们走向郊区的乡村，他们在那里将自己的"达恰"同农家的小木屋结合起来，快乐地品尝着那里生产的山羊奶和新鲜鸡蛋。上海人没有这样的亲近关系，除非他们出身于近郊的乡村。

相反，他们很乐意作为旅游者去玩赏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