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秦晖与骗人的“坏政府日子好过论”

一个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反历史假说”，这就是秦晖最近多次讲述并开始引起人们兴趣的“昂纳克寓言”。在2010年2月3日“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的发言里，在《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的“有没有中国模式？”一文里，在财经网2010年4月7日的“秦晖对话前东德总理莫德罗：东西德统一之反思及反事实推论”里，在《SOHO》小报2010年第三期的“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中，还有4月15日的长篇博文“从南非看中国”中，秦晖给左右派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你怎么面对这个“昂纳克寓言”？

1，“昂纳克寓言”：东德用“中国模式”统一西德

“昂纳克寓言”指的是，与西德统一东德的历史事实相反，假定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那么东德现在所抱怨的“制造业垮了、失业率高了”等问题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会是现在出现在中国的出口增长型经济。由此，秦晖给左右派朋友提的问题是：高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就一定成功和一定可取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昂纳克寓言”在东德不是现实而在全球范围内却是现实，人类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

“昂纳克寓言”是秦晖给多少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而现在又羡慕和想学“中国模式”的东德人讲的。秦晖的逻辑是，你东德现在羡慕“中国模式”，那好，我来给你设想一下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的情形，然后问你愿不愿意接受。简单地说，就是设想东德用中国式的“低自由低福利”发展自己，然后象现在中国对美国(或将来对台湾?)那样，从经济贸易上打垮西德并统一之。“这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战胜自由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把福利国家打败，野蛮资本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给打败了”。

有趣的是，与秦晖对话的莫德罗不说愿不愿意接受，而只说这根本不可能发生(莫德罗不会“反历史”)。秦晖则继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你东德人不说愿意接受，那就是不愿意接受，因为价值观在那摆着，“低自由低福利”你不可能接受。好了，“昂纳克寓言”不可能在东德发生，可它如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你承不承认?你又愿不愿意接受?不原意又该怎么办?

2，秦晖的“中国模式四要点”

“昂纳克寓言”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呢?这就涉及到通过国际对比来理解“中国模式”。我把秦晖的具体逻辑概括成所谓的“中国模式四要点”，其特点是用“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对全球化和中外的政府行为进行对比刨析(秦晖的手法我称之为“秦晖式的对仗”，典型的例子如“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这四个要点是：

第一，西方的福利、税收与公债(“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西方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的“右派”国家;“金融危机”后，在他们每个国家内部，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膨胀把国家财政弄破产了;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随着经济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出现了老百姓感觉不到的全球透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是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加入进来。

第二，中国政府的权力、责任与财政(“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右派则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中国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西方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民主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老百姓的马屁，专制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皇上”的马屁。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优越性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也容易。中国搞市场经济，“市长”让百姓“找市场”，“限权”就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不受限，“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国家的财政富得流油成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中国政府花钱如水，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

第三，低自由低福利的“竞争优势”(“劣币驱逐良币”)：以这一模式和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延续下去，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国际上，“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中国不搞自由放任，“右派” 赞扬中国不搞福利国家;张五常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西方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低自由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中国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全球化中“劣币驱良币”的逻辑，但“高人权”与“低人权”的胜负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第四，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打破“昂纳克寓言”)：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改革的进步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能赞成的。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是负福利现象。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3，“秦晖寓言”：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

从这个“中国模式四要点”可见，秦晖认为“东欧学中国”同“美国学中国”一样可笑，“低自由低福利”的中国，自己问题成堆，最紧迫的是“限权和问责”，而那些不知情的人却在奢谈什么学“中国模式”。

可是，秦晖无形之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入了一个大陷阱：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那么，把这个政府弄好后，如何解决“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的问题呢?如果中国也变成“高自由高福利”了，全球化不再有“劣币驱良币”的失衡了(双轨合一的“劣币良币化”)，又如何解决“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问题呢?

显然，问题不是要去为将来操心，而是现在就要问：如果你看着“坏政府日子好过”难受，那么，你看着“好政府日子难过”为什么没有对称的难受?换句话说，如果“限权和问责”可以解决“坏政府日子好过”的问题，那么，你拿什么解决“好政府日子难过”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全球化中的“劣币驱良币”、“低自由低福利”挑战“高自由高福利”，难道问题全出在那个“坏政府”而不出在那些“好政府”身上?而这又与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是可以同比的吗?如果我们不原意看到全球范围的“昂纳克寓言”成为现实，那么，一个“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新的“秦晖寓言”，秦晖自己又如何面对?

如果你替秦晖回答说：“我只管中国的事，不想为外国操闲心”，那问题就简单了，因为这样，你立即就把秦晖定位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可那决不是秦晖。因为秦晖看到，“不仅中国有学不学的问题，甚至就是西方有这种安排的国家也面临一些头疼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制度和框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崩溃的可能。当然不是说必然会崩溃，甚至不是说崩溃的可能很大，但我要跟你说，绝不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漂亮的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的”。

秦晖比那些打死都不承认“西方模式可能崩溃”的人要诚实得多，他承认赤字公债是民主的产物也比那些死死抵赖的人高明，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东西方历史演进的不对称分析，依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坏政府日子好过”和“好政府日子难过”都存在改革的问题，分析不对称，我们就可以怀疑他说“西方模式可能崩溃”时的诚恳程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怀疑他对“西方模式”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已经达到他所应该达到的地步。

4，“低人权优势论”的玄虚

那么，秦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如果套用“秦晖式的对仗”来说，那就是 “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其实也是“秦晖式的对仗”的代价，即用“工整”来牺牲“细微”;而“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的问题则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过分的“规范冲动”。为了避免类似用“工整”牺牲“细微”的缺陷，下面我作一些“细微”分析。

首先，按照秦晖“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中国“低成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是“低人权改革”的成功，即他所说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是“低自由低福利”参与全球化下的成功。

这里，秦晖用了一个极其奇怪的逻辑。他说“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也就是说，参与全球化使中国不同于北朝鲜，按正常逻辑，他就是说“参与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且，参与全球化要比高人权重要，因为没有低人权，中国最多是东欧，可没有全球化，中国只能是北朝鲜，利害之间，东欧之利显然抵不过北朝鲜之害(那个自由主义者敢说宁去北朝鲜也不去东欧?)。但秦晖说了这个话之后不作数，他自己不这么走逻辑，他反过来说：“如果闭关锁国不加入全球化，低人权经济就像北朝鲜，不会有什么奇迹。但加入全球化却没有‘低人权优势’，那就像中东欧国家，虽然如今经济发展也很快，但也并非‘奇迹’速度”。

秦晖的奇怪逻辑是：北朝鲜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再提，咱们只看中东欧国家，人家也参与全球化，却由于没有‘低人权优势’，所以经济增长没有中国快，所以“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所以现在的中国是民主化前的“南非奇迹”的翻版，所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拉美化”而是“南非化”。

秦晖为什么要故意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呢?你仔细看他的分析，他把所有的话都说圆了，北朝鲜和中东欧都考虑到，中国的人权进步也考虑到，然后出结论、定题目时，却只提“低人权优势”而不提“参与全球化之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注意，我决不反对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我惊讶的是，一个应该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居然用反逻辑的逻辑去炮轰中国的“低人权”。

参与全球化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化过程，而如果没有开放，全球化就只是一个与内部无关的外部事件。问题出在，“秦晖式的对仗”表述，过分追求文学和新闻效果，结果就牺牲了学术严谨性，最后弄得好像人权越低经济奇迹越大似的，这种哗众之词，最明显地表现在“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的说法上。秦晖自己比老左们更能看到改革的进步，但他的夸张手法压歪了要点，起到了思想误导的作用，因为他所说的全球化，其实与开放、改革、经济自由化等等密不可分的，而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是真的，北朝鲜现在应该是援助中国而不是要中国的援助了。可见，秦晖追求的是解气，不是严谨。

“低人权优势论”忽略的“细微”之处是，“全球化”的好处只有在“自由化”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而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决不是秦晖所简单化的“工人想赶走就赶走，农民的地想圈就圈，公共资产想给谁就给谁，民间资产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有强化“行政权力”和“公共权利”的两面性，只看强化“行政权力”的一面而不看强化“公共权利”的一面，就是偏激。同样，在国家财政富足的问题上，只看政府卸责任的“节流”，不看政府扩自由的“开源”，也是偏激。秦晖自己承认：“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如果这句话是对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就是错的，没有理由看场合选择说不同侧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一切结论都是场合结论”)不应是历史学家的规范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