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

内容提要:过去30 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由政治转轨造就的。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 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 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 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国政治两次重要的转轨发生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70 年代末，“对抗”与“和解”是两次转轨最重要的特质。

关键词:政治发展 转轨 对抗和解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 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 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

用大历史观的眼光来看，19 世纪末和20 世纪70 年代末是中国政治发展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第一次转轨改变了二千年来帝国政治的发展轨道，从此，中国人受到理想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及对抗思维的支配。告别帝制，是为了寻求更理想的社会，当中国人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面对各种陷阱与路障时选择了对抗、冲突或革命，希望藉此打开通往天堂之门。第二次转轨则是告别乌托邦式的理想，放弃对抗，由政治浪漫主义转而走向务实、和解，由政治挂帅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一、第一次转轨：告别传统追求理想走向对抗

中国政治步入一个稳定的发展轨道始于秦帝国的创建。在二千多年的帝国时期，历代王朝大多推崇儒学，以儒家的“仁政”作为治国的理念，“以民为本”是治国的要义，“大一统”、“国泰民安”是当政者的政治理想，“中庸”、“仁爱”、“礼教”等是历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政治对抗的出现通常是在历代王朝的末期，即由“仁政”走向“暴政”，暴君受到天谴民伐，于是有人“替天行道”，随着改朝换代的完成，新的帝王继续“奉天承运”。但帝国时期的改朝换代，其实只是换皇帝而不改制度，基本不偏离既有的帝国政治的轨道。总体来看，官与民、民与民相安无事是常态，对抗是地方性或短暂的，这是帝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这一基本特征得以维继，一方面缘于帝国体系的设计（如央地关系、君臣关系、官民关系等）较为合理；另一方面帝国体系从未受到外部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理念的挑战，缺少一个彼此可以观照的“文明的他者”。帝国时期虽然也受到过外部的挑战，但结果不外乎以华化夷。然而，到了近代，帝国体系受到西方更为强大的文明实体的挑战，危机也由此而生。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体系的隐患开始显露。自19 世纪中叶国人一直致力于对帝国体系的修补，王朝的发展战略是“中体西用”，所谓“体”即大一统的王朝体系。朝野的主流思想是试图延续固有的帝国体系，政治发展的轨道并无根本的改变。其间，最为积极的作为就是持续数十年的自强运动。自强运动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林则徐时代中弱西强的格局，中华帝国与西方出现了数十年的相对均势。唯其如此，时人称这一时期为“同光中兴”。但此种均势到1894 年被中日甲午战争所打破。其后，革新派喊出的“保国、保教、保种”等口号足以说明，因割地赔款、全面开放市场等，导致帝国体系面临极为深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帝国体系有无修补的价值与可能性产生怀疑，中国政治的重大转轨开始了。

为什么说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才开始第一次转轨呢？孙中山是最好的例证。他虽在遗嘱中讲“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实际上他在1885 年并无也不可能有异动，因为那时王朝正处在“同光中兴”时期。孙中山组建试图颠覆帝国体系的兴中会正是在甲午中国战败以后。随后康、梁发动的变法远远越出传统意义上变法的边界，实际上是想以“西政”取代“秦政”，对帝国体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重造。“百日维新”受挫后不久，便发生了义和团事件，接着朝廷启动了长达十年的“新政”。这一系列的变故与异动，使得中国政治偏离了原有的帝国政治的轨道，即要抛弃帝国体系，寻求全新的政治制度。随着对帝国体系认同危机的加深与“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对抗、紧张、暴力、怨愤等由地方性、临时性的现象转为全国性、长期性的现象并模式化，改朝换代的思维被改朝换制的思维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即要废除帝国的专制政治体系，由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社会运动与政治对抗从此接连不绝，“毕其功于一役”逐渐成为大众期盼。中国政治由此步入了一个长时段的追求理想而又充满对抗的时期。

1. 对抗的表现

从对抗的主客体来看，可以归类为以下三类对抗：

（1）中国与西方的全面对抗

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也表现为弱者与强者的对抗。如20 世纪以来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各种抵制洋货（美货、日货）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反洋教运动、工人运动（如1925 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九一八”以来持续14 年的抗日战争等，1949 年以后的抗美援朝、1957 年中苏关系破裂后持续地反对苏联修正主义、60-70 年代支持印度支那国家反抗法国及美帝国主义等。

此种对抗到了毛泽东晚年才略有改观，主要表现为1972 年中日、中英建交和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双边关系看似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但，此种变化并非从根本上放弃与西方的对抗，而是希望中国跟欧美及日本加强战略合作，搞一条横线，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

1957 年是中苏关系由亲而疏的转折点。是年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出国的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主张。他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但苏联不接受毛泽东的判断，中苏关系由分歧到对抗。基于此，毛泽东晚年有意扩大反苏力量。1974 年2月，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和控制的斗争。中国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部分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重点打击苏联霸权主义，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势力。

（2）中国人之间的政治对抗

此种对抗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自清末有革命党与立宪派、革命派和立宪派与朝廷的对抗；进入民国，有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国民党与后袁世凯时期各派军阀的对抗；国共合作时期两党与北洋政权的对抗；国共分裂后两党长期对抗，尤其是1931 年11 月毛泽东在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蒋介石视为“国中之国”，故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继而发动五次大围剿；抗战期间两党虽然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两党间、延安与重庆间的对抗并没有中止；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内战。

1949 年以后中国人之间的对抗主要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治路线方面的“左”和右及红与黑、无产阶级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劳力者与劳心者之间。这些对抗通常掺和着“祖传的仇恨”[3]，为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毫不妥协，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将敌对势力干净彻底地消灭掉。中国人之间的对抗还反映在两岸关系、国共两党关系上，大陆方面始终坚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而台湾方面则是要“光复大陆”。

（3）现实与历史的文化对抗

现实与历史的对抗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域。从清末的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战将、再到毛泽东“继续革命”年代的革命儿女，不断传递着反传统的接力棒。传统的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习俗等被贴上落后、愚昧、迷信、封建、腐朽、专制的标签而受到持续的批判与清算，延续数千年的文字也因书写烦琐而被不断简化，甚至有人提出废汉字改用拼音，传统被妖魔化了。被毛泽东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4]鲁迅在其杂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劝青年不要读中国书：“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此种思维的引领下，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成是“糟粕”，好似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

现实与历史的对抗最具表征意义的是反孔。从“五四”吴虞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毛泽东提出“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万世师表”的孔子变成了民族的罪人、社会进步的路障。“孔家店，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的破烂的思想武库，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来进行复辟活动的黑店。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给了孔家店以沉重的打击，可是数十年来，孔家店的幽灵却一直未灭。一切剥削阶级先是千方百计保护它，使它免于死亡，继则高唱挽歌为它招魂，使它复辟。”[5]

2. 对抗正当性的构建

其实，在20 世纪不仅中国社会表现为高度的对抗性，世界亦然。“在绝对意义上，20 世纪发生的集体暴力比过去十个世纪发生的还要多。”在1900-1999 年之间，世界上爆发了250 场国际的和国内的新战争。“大约1 亿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支持的、由军事单位组织的集体暴力”，故而蒂利称20 世纪为“暴力的世纪”[6]。霍布斯鲍姆则将1914－1991 年人类的历史称之为“极端的年代”，但就一个国家而言，像中国这样长时段的高度对抗实属罕见。

对抗、冲突、暴力等何以延续？对抗的发动者总是认为自身的价值具有唯一的正当性，通过对抗，表达怨愤，以期实现正义的凯旋，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巩固。如，拉登与美国及西方世界搞对抗，以“圣战”来证明其正当性。美国要消灭拉登，理由则是铲除恐怖主义。在此思维的驱使下，妥协、和谐、互动、共赢的空间是极小的，因为他们视对方的价值不具有正当性。

在20 世纪的中国，对抗正当性的建构与表达，大多与意识形态有紧密的关联，或者说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不同时期的对抗提供了强有力的正当性支援，惟其如此，对抗大都具有社会运动的特征。

（1）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主义”之争

中国与西方对抗的表征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持续高涨，但在这一表征的背后还隐含着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较量。在世纪之交的转轨之际，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帝国体系是世界上最陈腐的政体，但自共和制建立以来，重新建立的制度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至少在理论形态上足以与西方先进的政体比肩。

中国与西方对抗的正当性集中表现为“主义”之争。清末表现为反对列强、（民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孙中山时代尤其是国民党“一大”以后，表现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北伐战争时期的口号之一是“打倒列强”），继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对抗。概而言之，“主义”之争依次表现为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

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变化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取得正当性。20 世纪初年“资本主义”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即是一个负面词汇，它与贫富分化、恃强凌弱、尔虞我诈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孙中山也明确排斥资本主义，他要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取代分配不均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人则是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为神圣的使命。

自清季严复将天演论输入中国，各种社会发展理论、进步主义、制度或文明的新旧轮替等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循着单一的轨道或秩序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7]。“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8]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五种社会形态说。

由斯大林归纳的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于30 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