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佩甄 黄春兴：暴力边缘论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贡献

[摘要]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都指出威权体制的稳定性，因此政治均衡的改变只能仰赖上天和领导者的慈悲。本文将引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企业家精神和文化演化理论，论述台湾的政治发展经验是一段完整而成功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并称此论述为暴力边缘论。本文将把台湾政治民主化运动中出现的抗争事件数量化，并利用实证模型分析和验证。

[关键词]暴力边缘论；台湾民主转型；企业家精神；奥地利经济学派

（徐佩甄、黄春兴[1]，国立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台湾新竹，2006/08/12）

第一节、前言

探讨一个社会能从威权政体走向政治民主的基本问题在于：是什么因素或力量让威权政府愿意开放政治权力？或者说：人民是如何从威权政府获得到权力的？O’Donnell and Schmitter(1986)认为自由化常是民主化的先驱，Monshipouri(1995)相信自由化的成长会引起人人对民主化的进一步要求。至于威权体制走向自由化的过程，Monshipouri认为渐进的经济成长是主要的力量，Tien(1995)以台湾为例说明经济成长是推动自由化和民主化同步发展的力量。然而，Huntington(1991)和 Przeworski(1991)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自由化有可能推动民主化，但也有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事实上学者早已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为两个不同的概念，而Mainwaring(1992)和Linz and Stepan(1996)都指出：威权政权为了舒缓政治压力会接纳局部自由化，却又极保守地压制民主化。

既然经济发展与局部自由化无法保证政治民主化，台湾又是如何成功地完成民主的转型？[2]Huntington(1991)认为必须归功于蒋经国，因为他的理论主张威权体制下的民主化必须仰赖领导人或执政菁英的带头才可能实现。那么，中国大陆不论经济发展如何成功，只要领导人没有愿意朝向民主化迈进，政治民主化就将遥遥无期？明显地，这理论忽略了影响领导人意愿的社会和时代的力量。在这方面，经济学文献提出不少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者认为政治体制变革起因于外生因素的变动并大力撞击现有的权力均衡。如果冲击只引起各方暂时脱离均衡而不久又重返原均衡，则原均衡是一个稳定均衡。他们认为威权政体在历史中呈现超稳定的均衡，因为它在民主政体之前已稳定运作了千余年。North(1980)以财产权为政治权力的核心内容。在他的模型中，统治者提供服务以交换人民的租税、采取垄断手段以维护他的既得利益、封锁潜在竞争对手任何坐大的机会。当统治者以暴力控制资源并收取垄断权利时，人民选择顺从或支持其竞争对手。只要人民的机会成本没有改变或统治者与其竞争者的相对力量没有改变，原均衡就持续。当外生因素的变动不大，统治者只要略施暴力镇压，就可以让人民改变不了对统治者的顺从；如果外生因素变动巨大，统治者必须主动调整财产权的界定，让人民在新财产权下继续顺从。他们界定了新的均衡，推出新的相对价格引导人民接受。

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延续North的分析，视民主化是财产权的重新界定。其模型指出：握有权势的贵族与富人害怕穷人的革命威胁，认定革命带来的损失远大于开放选举权或增税的损失，于是释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发生。当穷人一次又一次以发起革命为威胁，让贵族一次又一次选择开放选举权及增税后，政治体制也就逐渐走向民主化。

North和Acemoglu and Robinson都把革命看成是客观趋势。统治者因应这趋势也采客观态度去调整财产权的界定。Buchanan(1976)的观点就不同，他把革命的源头摆到不满的少数人，虽然他们的不满也起于外生因素的冲击。Buchanan以规则内容的制定和执行作为权力的核心内容，认为利害相关的两方制定规则是为了相互约束，因此规则必须由外来的第三者来执行才有效率。但在民主体制下，政治利害相关的两方是人民和政府，因而政府同时是规则的制订者和执行。由于身兼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在因应不满份子时便有能力以解决他们的要求为理由去扩大权力，掌控更多资源。如此，人民要推翻政府就更加困难。Buchanan建立的理论也是一个没有其它挑战者可以推翻的威权政府，它也维持一个超稳定的均衡。Tullock(1971)认为参与革命者并不会以大众利益为第一考虑，而是考虑个人利益。当他面对一个人们都想要推翻的政府时，有三个选择：留在政府部门对抗革命、加入革命行列、不参与任何一方。Tullock认为影响个人决策的最主要因素是参与革命的奖赏或惩罚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会遭逢的伤亡风险。若革命成功，他们渴能成为新的执政者或统治者。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他们所提供的公共财与服务并不会比革命之前好。革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干扰，社会在短暂离开之后，会再返回原来的威权均衡。

以上的政治学文献和经济学文献都指出威权体制的稳定性，也清楚地比较威权和民主下的不同政治经济结构，或历史性地描绘导致民主化成功的相关环境因素。由于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动都属于外生变量或社会性的集体变量，因此政治均衡的改变只能仰赖上天和领导者的慈悲。虽然有学者将台湾成功的政治转型归功于蒋经国，但这只是片面的一个观点。台湾的政治发展经验虽是近代史上少有的例子，却不是许多偶然因素冲撞出的奇迹。相对地，本文将论述这是一段完整而成功的“政治民主化运动”。[3]本文将引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企业家精神和文化演化理论来论述这段历程，并称此论述为“暴力边缘论”。[4]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政府行动为防御性的，对于抗争并不采取主动打击，因此我们可以从长期数据观察到政府的容忍态度和其变化。[5]本文将把台湾政治民主化运动中出现的抗争事件数量化，并利用实证模型分析和验证。

在结构上，本文第二节将讨论政治企业家的意义和角色，并于第三节回顾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和出现的政治企业家。第四节提出政治转型的暴力边缘理论。实证方面的数据和结果将于第五节中讨论。最后一节是本文结论。

第二节、政治企业家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者强调均衡的稳定和外力的冲击，奥地利学派学者强调的是个人主观对“均衡”的评估和破坏均衡的企图与行动。行动为人的属性；任何人，只要他的行动是为了实现他的预期利润，在定义上就是企业家(entrepreneur)。行动必有其欲实现之目标时，每个人在从事与交易有关的活动时本质上便都是企业家，因为所有的交易都必须利用货币来估算预期利润。

根据Kirzner(1979)的说法，个人想要实现的预期利润来自两大类行动，第一类是先他人一步成为利润独占者，第二类是发展出独一无二之商品而成为利润独占者。然而，不论那一类，他都必须具备取得与整合各种投入因素并完成生产和销售以实现利润的能力。这种包括预期利润和实现预期利润的双重能力，便可称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这种定义在利润上的企业家精神是否可以扩展到非利润计算的其它行动目标？这在奥地利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争议。争议的主要根源在于企业家精神被奥地利学者视为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与负担的神圣概念，因此，只有经由情愿交易[6]并经由货币计算出来的利润才能让各方分享到利得。相对地，如果离开利润计算的理想实现，譬如“社会正义的理想实现”，很可能会造成对某些人的暴力和伤害。因此，为了在扩充上依旧保留情愿交易的正面本质，本文必须限制企业家精神的扩充方向。就以政治企业家精神为例，本文必须将追求实现之政治理想限制在能扩大社会情愿交易的范围。换言之，追求“社会正义”的政治理想不能视为企业家精神，因其结果限制了社会的情愿交易。

那么，本文讨论的政治民主化是否可能扩大社会的情愿交易？明显地，这答案是：未必。因为政治民主化可能制定出许多的经济管制法案来，从而限制社会的情愿交易。相对地，政治自由化则毫无疑问可以扩大社会的情愿交易。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也未必兼容，但幸运地，本文探讨的是走出威权专制的过程，至少在过程初期，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的内容倒是相通和混淆一起的。

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变无法在一夕间完成，更何况台湾经验展现的是非革命式的文化演化过程。这过程依赖的是接踵而至的政治企业家的开拓和贡献，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环境和成本，但同样地会提出另类远景（政治民主化）供当时的给人们选择。政治企业家必须有实现理念的能力，因此除了提出远景之外，也应该尽可能地降低跟随者所面临的成本和风险。因此，随着时间的演进，成功的演化过程必然会先经历一段较长的萌芽期，此时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另类思想的最大障碍，这也使得政府在消灭另类思想上显得轻而易举。这时期的政治企业家只要有能力在堤防上钻出个小孔，就已算是不小的成就。随着异类思想的接踵出现，人们接受程度提高，政府消灭另类思想的成本将上升。社会这时将处于不稳定期，也就是另类思想有机会发展成主流思想的转型时期。

第三节、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与政治企业家

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也经历这两段时期，1947-1979年的三十多年间为萌芽期，而1979-1993年的十五年间为转型期。本节将讨论台湾政治企业家在萌芽期的作为和累积的贡献。

1.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政治改革建言

在大陆时期，国民党推翻满清政府之后并未立即施行民主政治；而1947年的宪政也因国共战争而中断。政府迁台后，国民党以反共复国为由冻结宪法，展开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逐渐走向威权体制。

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事后政府同意民众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该会代表陈、蒋渭水等人除了讨论平息与治安问题外，也讨论到政治改革并提出政治改革建言。然而中央政府以其要求越地方政治范围，乃借口该会无法平息事件，下令解散此会。接着展开大规模镇压，许多台湾本地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物接连遇害或失踪。台湾社会对政治活动陷于沉寂无声。[7]

2.《自由中国》宣扬自自由与民主

1949年，胡适、雷震等人发行《自由中国》半月刊，宣扬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并督促政府切实进行政治改革。[8]由于两人与国民党政府高层关系良好[9]，期刊发行之初还获得政府赞助。但随着国民党逐渐强化威权统治，《自由中国》的批判焦点逐渐由中共与苏俄转向台湾内部问题，其与政府的关系开始由疏远走向对立。

除胡适和雷震外，殷海光与夏道平也是《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殷海光于1951年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的自由思想后，着手翻译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并刊登于《自由中国》。[10]夏道平同样深受海耶克自由思想的影响，坚持经济自由，反对当时政府逐步紧缩的经济管制。[11]

由于台湾本地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物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创甚深，《自由中国》的宣传对象除了知识分子外，也以跟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为主。但白色恐怖气氛尚垄罩整个社会，《自由中国》宣传的自由与民主理念依旧无法顺利开展。

3.筹组反对党

1960年，雷震积极筹组反对党，以期监督政府，落实政治民主。然而，政府对新党有许多疑虑，而胡适也未答应为新党领导人。许多人表示支持却未加入。不久，政府指雷震在《自由中国》散布“反攻无望论”，将他拘捕入狱并令《自由中国》停刊。组党事宜也随着雷震的入狱而落幕。

4.《大学》开拓学生市场

1961年李敖加入《文星》杂志，将重心由文学及艺术转为思想论战，承袭《自由中国》和殷海光的思想，提倡现代化、科学、民主。1965年底，李敖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批评国民党官员“凭借权势、压制他人”。《文星》随即被处停刊。《文星》之后的六十年代，政治改革运动只剩零星的个别活动。

1968年元月创刊的《大学》杂志初期也是以文化、思想、艺术为主。[12]1970年代发生的日本侵占钓鱼台、退出联合国、蒋经国即将接任总统等事件影响杂志的改组。1971年五月发行的“保钓专号”报导大学校园的保钓运动；十月发表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兼评周道济的方案〉提出国会全面改选的主张。

不同于《自由中国》把市场放在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大学》与校园有更紧密的结合。它在校园中的影响力远超出对于社会的影响，其政治主张也普遍获得大学青年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