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中国转型时期的民主化目标

当今世界，民主化已是无可回避的课题。然而民主化并不总能得到预期的结果。事实上，不少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或地区未蒙其利，已先受其害：有的民粹主义泛滥，有的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反复交替，有的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甚至经济崩溃、国家分裂、内战连绵，代价不可谓不大（民主化失败者并非个别例子。在第一波民主化之后的回潮中，民主国家从1922年的29个减为12个，在第二波民主化之后的回潮中，民主国家从1962年的36个减为1973年的30个[1]）。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民主化要趋其利而避其害，不能不认真思考其中经验教训，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确定民主化的恰当目标和步骤。

民主化程度不宜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

应该根据什么来确定中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主化目标？发展民主和发展经济，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相互关系？

政治学家发现，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六千美元的国家，其民主制度大都比较稳固。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五千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其民主多半难以巩固[2]。亚洲、拉美许多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巴西等，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民粹主义泛滥，民主制度与军事政变反复交替的局面。巴基斯坦至今没有摆脱这种局面，而巴西也反复动荡了数十年，直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六千美元之后，民主制度才开始平稳发展。可见，发展经济，不但符合发展中国家人民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也是建立和巩固民主所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意味着社会的相应发展程度[3]，包括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的最积极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在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小或相对薄弱的地方，如中国、缅甸、苏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要么民主化不成功，要么民主政治不稳定。”[4]），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良好的国民教育程度，和较高的公民素质，包括参政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感、尊法、护法意识，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宽容、开放、温和、妥协的政治态度。只要看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成长，如何在促使社会发生静悄悄的，然而却是广泛、深刻的变化，就能明白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这种变化比起轰轰烈烈的、从外部强加的变化来，显然要扎实、牢固得多。因此发展经济的结果，所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

当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民主政体，而只是为民主的成功打下必要的基础。但在民主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急于实现全面的民主化，却会连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都因脆弱的民主而消耗殆尽。这是南美洲国家在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教训。“脆弱的民主成为经济的绊脚石”。“争取民主不易，踏上民主路后却更加崎岖，走三步退两步，走两步退四步，这是阿根廷的经验，也是南美洲的普遍噩梦。”阿根廷从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经济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使阿根廷人的生活水平逼近美国，比当时的法国和德国还高。但经济危机的出现，却使脆弱的民主政治基础发生动摇，而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又使经济大受摧残，稍露曙光的改革也因政治斗争或政变而无以为继，使当年的经济成就在一个世纪内渐渐消蚀殆尽，如今竟然沦为所谓“第四世界”国家[5]。

尤须指出的是，公民素质是民主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是个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上述底线以后仍然长期存在的问题。刚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出现民粹主义泛滥的现象，就与公民的整体素质有极大关系。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以上水平，但公民的整体素质仍然较差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当政者在民主的名义下大搞民粹主义，就会产生劣质民主，有民主形式而无民主精神。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葡萄牙，而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台湾，由于当政者置民生疾苦于不顾，在同一种族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一再挑拨离间，人为地制造族群分别，煽动对立仇恨，致使社会动荡不休，民众实际上成为政客玩弄、操纵的工具，以致有些学者担心出现民粹法西斯的局面。相比之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台湾的南非，虽然曾经历长期白人政权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贫富差距悬殊，而且黑人内部的部族矛盾和历史恩怨错综复杂，但在曼德拉、姆贝基两任政府温和、稳健的领导下，并没有走上分裂对立、种族报复的民粹政治道路，发展就比较健康。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和社会已有很大发展变化，但直到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首次超过一千美元，仍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而且国民教育程度低下，民主素质差，专制主义传统深厚，还存在重大的贫富差别，东、西差别，城乡差别，和民族差别。根据200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只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印度的中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2003年中国的衡量贫富差距指标的坚尼系数已达零点四七，超过了世界公认的安全线。“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是以多数统治为前提的，而且在贫富悬殊的地方，民主也不可能行得通。”[6]有人在1987年进行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认为：“大多数中国公民当前对社会发展目标的选择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解决基本生计，满足生存的需要……以及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中国公民的政治能力，无论是从政治认知方面，还是在政治参与方面，都显得相当薄弱。”

显然，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公民素质水平，如果操之过急地实行完全、彻底的民主，必然欲速而不达。单单是占中国人口70%的贫穷的农村人口与非农人口在收入、教育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就足以使民主走上“拉美化”的道路，其结果很可能比拉美国家更糟。中国会由于政局动荡而错失发展经济的历史良机，从而使民主变得更加遥远。拥有十三亿人口和庞大经济规模的中国，如果再次陷入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的局面，不但非中国人民之福，亦非世界人民之福，得勿慎乎？况且中国并非在真空环境里搞民主化，要看到强邻环伺，随时准备插手干预，促成中国分裂。这种外部条件并不会因中国实现了民主化而有所改变。相反，如果中国变得软弱、分裂，世界强权就会由愿望公然走向行动。

因此，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完成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以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实行完全民主化的条件尚不具备。只有经济和社会全面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缩小了贫富差别，东、西差别，城乡差别，和民族差别，才能奠定较坚实的民主基础。但这不等于说，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没有实现渐进式民主改革的现实需要和可能。现在基层政权，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的严重体制性问题已经构成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最大潜在威胁。只有不失时机地展开渐进式民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英、美等国就都是渐进民主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成功例子。而渐进式民主改革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判断民主化目标是否适应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端在于这个目标是否能促进而非破坏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破除民主迷思方能善用民主

转型时期的民主化，应该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战略目标。

这不但是因为，民主要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才能成功，而且是因为民主本身不是最终目的，人民的福祉才是最终目的。民主之所以成为一个公认的崇高价值，正是因为它能为人民的福祉服务。所以各国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根据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独特国情、历史遗产而决定民主化的程度和方式，使民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福祉。为了人民的福祉，还必须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这些都是在推动民主化时不能不顾及的前提。

民主应当服务于人民的福祉，这就是说，决不能不顾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去片面追求完全、彻底的民主。例如，新加坡根据本国国情，由建国之初的历史中汲取教训，采取了限制种族和宗教方面言论自由的做法，以防政客利用种族和宗教问题煽动民众，谋取政治利益，而导致种族对立，社会分裂，邻国插手，动乱不已的局面（李光耀曾说：“我相信我们之中凡是经过这次事件的人，都备受惨烈的实战磨练。我们见识到每个人赤裸裸的真面目……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何抢夺权力、如何假族群之名贯彻权力。种族、语言、宗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主题。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毕生都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以免这种事在新加坡出现。我们决不容种族、语言、宗教主宰政治，因为这必会造成灾难。”[7]）正因为采取了这样的限制，新加坡才能在稳定的环境里发展经济、社会，而取得今天的足以傲视全球的成就。可以预见，作为蕞尔小国的新加坡，如果国内、国际条件不变，它限制种族和宗教方面言论自由的做法就无法改变。要求它改变，无异于要它自杀。如果说，它应该为了追求所谓完全、彻底的民主，而牺牲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这样的民主观岂非荒唐之至？

然而民主却常常被人当做最终目的，甚至是高于一切的目的，似乎为了这个目的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一切。而且民主化程度越完全、彻底越好，无需顾及本身的条件和外部环境。这就抽掉了民主的人本主义内容。为民主而民主，如同为革命而革命一样，忘了人民的福祉，就会变成一种迷信，一种宗教狂热，必将导致灾难。

在对于民主缺乏感性经验的国家或地区，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把民主理想化、简单化。把民主理想化、简单化，是民主道路上最大的隐患。只有破除对于民主的种种迷思，才能善用民主，真正发挥民主精神。

把民主理想化，期望值过高，是导致各种激进民主化主张的认识根源。有人把民主当成唯一的目标，除了提出各种激进的民主化要求，似乎对于发展经济、社会的迫切需要，以及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实现民主会有什么后果全不在乎。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倾向注定会导致幻灭：“在民主政府掌政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对其运作的失望就普遍出现在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秘鲁、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大多数东欧国家。[8]”许多国家普遍出现“威权怀旧症(authoritarian nostalgia)”。2000年的一个民意调查发现，多数巴西人只是抽象地拥护民主，却只有18%的巴西人对巴西民主的现实运作方式感到满意，还有25%的人认为威权主义也许更好，28%的人无所谓。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的人赞成或不反对回到威权主义。

正如戴尔说的：“民主是建立最佳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9]”争取民主是为了达到理想的政治秩序，但如果把民主制度本身等同于理想的政治秩序则是大错特错。民主制度决不是十全十美的政治设计。民主制度不但有利，而且有弊。民主固然可以搞得很好，更可以搞得很糟。如果政治人物专门利用民主的弊病谋取私利，就能把政治秩序搞得乌烟瘴气，群魔乱舞。台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海耶克认为，“民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防止滥用权力的一种卫生预防措施”，“民主远非最高的政治价值[10]”要搞好民主就得靠选民积极参与，随时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去监督、制衡当政人物，防止有人滥用权力，决不是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一劳永逸。

所以搞民主化绝不可以急于求成。完全、彻底的民主不一定是特定时期的最佳选择，适合本国、本地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的民主化措施，才是正确的选择。要保持常理心，不能一遇到民主的口号就失去判断能力。对有害于本国、本地人民根本利益，有害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激进民主化主张，要有自己的主见。洛克认为，对于自由的威胁常来自公共舆论。自由往往意味着要站稳脚跟、独立思考，而不是让社会代替我们思考。这种独立思考能力，是保证民主化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公民素质之一。

把民主理想化，适足以戕害民主。有些政治人物正是借着把民主理想化，而给自己戴上民主斗士、民主之父、民主之子之类的光环，去压制别人，似乎反对他们的主张就是反对民主，这实际上是以民主的名义扼杀民主精神。有人以民主的名义合理化其分裂主义行径，有人借民主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似乎无论什么只要打上民主的印记，就可以免检通过。其实以民主的名义做坏事，恰如以宗教或革命的名义做坏事，原是历来政客所惯用的伎俩。民主的设计本来就包含不可轻信政治人物的意思，更不能轻信他们以民主名义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