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重走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

文章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的历史脉络和走向，包括乡绅在的出现和所起的作用，农民起义和彻底推翻原制度的革命，现代的人大制度和信访制度；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的实施方法，包括乡绅的人脉关系，起义和革命的暴力形式，以及当代的依靠诉诸法律的途径；包括以及当今中国的自下而上政治轨道的探讨与分，尤其是当代的信访制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与她同时期存在的世界文明还有许多，但是经过几千年时间的洗礼之后，只有中国的文化还大体保留着原来的面貌，其他古文明或是随着黄沙湮没在现代人的脚下，或是早已被现代文明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中国历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直到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政治体制成就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明，同时，也在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不仅仅是会看书会写字，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也是文化的一种体现。正如中国社会，自封建社会至今存在着一种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政治统治的运行体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们称之为“双轨政治”。

费老在他的著作《乡土重建》中提到双轨政治时说到这样几点：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二、中央所作的事情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三、表面上，我们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是事实上，一到政府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机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轨道并不在政府之内，但是其效力却很大的，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极重要的任人物，绅士。绅士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四、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中国自两千多年前秦王朝的封建大一统的正式建立以来，就一直着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往后的各个王朝不但没有减弱中央集权对地方、对老百姓的统治，相反，而是越来越加强。这在普通人看来，就是皇帝或者说统治阶层对下层被统治阶层的专制而已，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夺去了古代中国老百姓的言论自由、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监督权利等一系列合法权益，这在近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来看，都是极其不平等的。单轨政治下的中国王朝必然会走向崩溃的边缘。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被外人看来的所谓的集权统治却带领着古老的中国人走过了两千年的时间旅程。能延续如此长时间的政治体制，中国真的仅仅依靠了由统治到被统治的自上而下的单行政治轨道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在外人看来只走了自上而下的一条单行线，殊不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中国还走了一条被外人看来并不在意但又事实上存在的另一条政治轨道――由下而上的反映民情的政治轨道。中国古代政府由中央到地方的分级级别，最低级别只划分到县城，再往下就不是国家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了，日常生活就得老百姓自治了。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而农村就属于县城以下的级别。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都游离在王朝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那么他们依靠什么来进行日常活动的安排呢？答案是依靠农村居民所处的大家庭和部族的规约来制约着人们的日常活动。

中国农民的血管里流淌着叫做“小农思想”的血液，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告诉农民的就是：我自己就能把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解决了，无需外人过多到干涉。这样的思想导致当时的王朝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兴致勃勃地去干某件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农民们看来，与不相识的人搞联合根本就没有必要。除非中央政府下令强征徭役，否则，长城、紫禁城、京杭大运河等等举世瞩目的宏伟工程现代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农民虽然如此，村民们对于家庭或部族里的血亲或姻亲等亲缘关系却是相当重视。因此，即使当朝政府管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但是村民无法摆脱乡土之中由于亲缘建立起的关系对他们的约束。

中国有句老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当今中国不同的是，古代没有“社会”的说法，而“齐家”就是“治国”的基础。在中国，家族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家是每个人诞生的地方，家也是每个人生命终了的归宿。是家给了每个人生命，是家像一根线始终牵引着身在他乡的家人，“叶落归根”是妹妹个人走完人生旅途之前的最后一个心愿。家庭的存在维系着一群人的成长与变化，它所具有的凝聚力是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所不能忽视的。既然作为家庭，或者扩大一点包括宗族、部落等等具有如此多的民众依偎在它的翼下生活和生产，那么它就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组织系统来维持一个大家庭正常的秩序。于是产生了具有家庭威望和领导力的家庭领袖。在家庭中一般由经验丰富的老年人担任。他们是拥有很高威望的，可以处理家族内部和外部等各项事务。而随着不同姓氏家族通过血亲和姻亲的不断融合，于是就产生了范围更广的部族，在部族中，有老有少，有穷有富，除了有经验的老人可以担任领袖外，那些有能力的中青年有拥有了一定的威望，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实力使家庭更加富有或者使自己的品德出类拔萃到足以服众，这些人也拥有了处理本组内部事务的权力，同样对外，无论是对外族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平者自身的威望和经济实力拥有了话语权，这些人就是乡绅。现在我们再重谈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它是中国特有的一条政治道路，它来源于县衙与乡村之间的权力真空，于是就由乡绅来年填补这块空间。乡绅的产生就是缘于中国的家族，氏族意识，产生有威望的人或是有势力（有钱或者有权）的人，通过他们代表广大村民与政府打交道，从而为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铺平了道路，使得最底层的老百姓有个向上反映民声的途径。这些乡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

在双轨政治的道路上，自上而下的政治道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类似保证国家政策的传达和实施；那么，在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上，广大民众又可以用什么方法来保障这条政治道路的正常行使呢？我认为，在国家同志的稳定期中，最主要的力量就是这些乡绅。正如费老所说的：“他们可以依靠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就有这样一位人物：绰号“小旋风”的柴进。他不是做官的，但是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有社会各个层次的人，向上有朝廷重臣与他交好，向下有梁山泊的流寇草莽与他交情颇深，因此，在林冲、宋江等人走投无路时，他能够施以援手。这样的人旧书于典型的乡绅。应该说，自身实力是这些人骄傲的资本，拥有人脉使这些人教导的资本。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乡绅是沟通官民的桥梁，他们除了拥有势力以外，个人的品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高尚品德才具有威望，具有威望才能服众。如此，广大村民的心声才能通过他们翻印到朝廷；超同的一系列政策通过他们对民众的劝导和影响才能保证全部实施。可是，如果这些乡绅按变得有势而没有品，有跟官打交道的本事而没有为百姓说话的胆量，变得和腐败官员一起狼狈为奸榨取百姓、巧取豪夺时，那他们也就腐化堕落了。此时，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被他们阻塞了，除非让其重新畅通，否则原本制衡的双轨体系将被打破，广大民众将会被同志阶层变本加厉地盘剥。因此，为了打通这条轨道，新的自下而上的轨道运行方法出现了。

由乡绅所领衔的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是在政局稳定时期，而当一个王朝由于自身的腐化堕落即将崩溃时，此时，这条自下而上的道路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又是如何运行的呢？通过分析后我发现，在这一非常时期内，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依然运行，但不是由乡绅领衔了，而是由意在推翻当政王朝的破坏性暴动――农民起义来主导。例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他们的心声是无法忍受秦朝暴政了，要推翻暴政。这样的愿望没有同过那为好心的乡绅传递给县官或是郡守，而是直接通过广大农民的接竿而起暴力推翻当朝政府来表达出来的。他们行使的方法不同于乡绅所运用的人际关系，而是直接依靠暴力。他们要靠暴力让统治者知道底层民众的想法。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很冒险的方法，无论当政者听还是不听，起义一旦失败，这些被认为是叛乱者的起义者们下场会很惨，所以，只有成功才能让自己的心愿得到实现，别无他法，他们没有退路。虽然陈、吴二人未能成功，但随后的平民皇帝刘邦却成功地改朝换代了，然后在四百多年的汉王朝的稳固统治中，自下而上的道路又开始了由乡绅来主导，直到汉末黄巾起义的爆发，主流旗帜又握在了起义领袖的手中，封建中国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主导权的变换就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中循环往复。

在分析上述历史时期时，也就是封建王朝的更迭时期，我致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此时自上而下的政治道路还有作用吗？我们还是来看看秦末时期，秦王朝又是怎样行走在自上而下这条政治道路上的。当全国上下的反抗汇聚成刘邦、项羽这两支起义队伍时，由中央向地方颁布的命令只有一个：地方上镇压起义，起义队伍缴械投降。这种政令显然走了那条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但是对于实际效果而言起作用吗？它或是被起义队伍视为废纸，或是在地方官员的手上成为官员们向起义部队投降以示成心的凭证。这一条政治轨道无论对于广大民众或是原统治体系中的政府官员门，都失去了它应有的效用。所以，我认为，在王朝由于暴力运动而出现更替的一瞬间，两条政治道路不是平行行驶的，而是自上而下的轨道湮没在了自下而上的轨道的浩大声势之中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新王朝建立稳定政局后，国家统治重新回到两条政治轨道平行行驶的道路上来，若干年后再出现政权由于暴力运动而更替……

农民起义是古代中国暴力运动的最显著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告诉人们，具有破坏力的暴力运动不能仅仅处于农民起义的初级阶段，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不能一直处在“乡绅――农民起义――乡绅――农民起义”的无限循环之中，世界潮流不允许封建制度再多活一天，作为农民起义争夺权力的斗争运动的最高潮――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就是最好的例证，必须要有更好的方式保证两条政治道路都能健康、通畅地平行行驶。也就是说，另一种暴力运动就是革命。革命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打破原由的统治制度，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这对于社会进步，民主进程，自下而上政治道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辛亥革命就是打破就制度，促进民主、民权、民生发展的很好的例子。可是，我原本以为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后自下而上的道路能得到稳定和通畅，但真实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纵然民国政府召开“国大”，建立“多党合作”等等，说一些诸如“倾听民声”等冠冕堂皇的话，但依然横征暴敛，依然贪污无度，依然卖国求荣，管他民声有多吵，管他民愤有多强，依旧我行我素，只要自上而下不出问题就可以了，自下而上的那条路还是不够通畅。那么，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当今中国呢？情况是否好转了呢？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首先废除了以土地为根本的剥削制度。还广大农民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中国新农村，这是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土改不曾彻底解决掉的问题。社会主义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说是自下而上民主政治轨道行驶的一个成熟的有效的方法，作为基层的广大民众可以进入到各级的权力机构中参政议政，对双轨政治尤其是自下而上的道路起到很好的疏通的作用。

人民代表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那么，他们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他们所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是和自身利益相一致的。他们不同于乡绅靠人际关系或权势为原则来处理政务，而是依靠国家法律来行使职权，由下而上地层层传递民意，民主的趋势在这样的道路上越发地明显。或许由于政治上的惯性，一部分有权的人会走向权力滥用以谋取私利，一些人大代表恐怕也不例外，但是总的来说，当今政治制度的优势却比以前的封建体制优越出了许多倍。人民的监督权是实实在在的，他们跳过本级权利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而向更高的部门翻印情况，这样的话，即使自下而上的轨道在这一段堵住了，但由于还有其他道路能继续通往上层，所以，很快上层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一段堵塞住的道路重新疏通，效率的提高和民主的广泛性都是以前的政治道路无法比拟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最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主制度。那么，作为一个在“人治”传统下走过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度，再加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文化的熏陶，过去那一套轨道制度在当今中国还能寻找到它的身影吗？其实，那一套以家族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在广大农村的基层社区中依然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