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当代领导干部思想道德中的优点、缺憾与对策

摘要：对目前我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应当做出较为准确的估计，找出影响思想道德状况的三大根源，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

关键词：三级结构模式三大因素影响四项教育措施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思想道素质的估计是，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表现为‘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甚至成了‘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人民公仆’；而少数领导干部染上了违反党的优良传统的不正之风,以致于有人堕落为腐败分子。我把这种估计，称为‘二级结构模式’。在我看来，这种二级结构模式虽有一定的道理和功效，却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而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这种局限性已显得突出起来。我认为，有必要将这种二级结构模式发展为三级结构模式：少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体现了类如前述的优秀品质，其中还会生长出象孔繁森、郑培民这样极少数的楷模；另有少数领导干部是差的，经常在那里搞以权谋私，其中还会出现象陈希同、陈良宇这样极少数的败类；而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但却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其中混有优与劣，良与莠，虽以优良为主体，但却表现出不容忽视的缺点。从不久前对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三级干部所做的一项调查和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多数在政治生活、日常工作和社会关系中，在显示出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同时，也表现着相当程度的道德缺憾。这种道德缺憾，又与一个时期以来普遍盛行的阿谀奉承和一团和气这两股歪风，相互影响、相会促进，带来了一系列应该使人高度重视的消极现象。本文力求对这个＂多数＂的思想道德做出较为客观、全面地剖析，具体地揭示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探索出较为可行的补正办法。

(一)

对当代领导干部中的多数的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较为客观、全面地剖析，就会看到以下诸点． １、 他们能出以公心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一方面，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这样的心理惯性，就是要跟着党中央走，‘服从组织是天职’。只有执行了上级指示，才有可能维持自己现有的地位，乃至得到提拔和重用。不难看到，党在新时期中，运用了现代管理科学中的责、权、利三者统一的原则，在制度上做出了规定：做了官，就有相应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升了官，责任重了，权力大了，利益也多了。这种利益驱动，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是难以启齿的。那时，领导干部似乎只是在那里‘全心全意’为党的路线而奋斗，内心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杂念’。今天，人们已公开承认领导干部私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因为事情的本质正在于这里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唯物辩证法总是在一致之处看到差别，在差别中看到对立的可能。本来，就当今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做官只是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手段之一，而在私心做怪，把保官升官看得很重时，就不能正确和坚持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人们看到，在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闯中央文件红灯’和‘打文件擦边球’的氛围中，他们也常常陷入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泥坑。当然，在他们得知中央或上级采取了坚决的态度，批评了执行政策、法令中的错误倾向后，一般说来，能以及时刹车，转入正确的轨道。

２、他们对自己担负的工作从总体上说是负责的。一方面，党的多年教育，使他们有了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而工作的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只有在其位，谋其政，才有可能坐稳官位，并有可能提升。但他们在私心影响下，平时喜欢维持现状，而在改革年代，他们虽然也想当个改革者，但总是做‘随大流’的改革者，既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又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措施办法，或浮在表面，或做些官样文章，或搞短期行为，以应付上级。他们吸取了‘枪打出头鸟’的教训，不愿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工作。他们期望工作中不出现矛盾，设法回避矛盾。遇到难以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往往不去判断对与错，正与误，从而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政策和法令，坚持原则，予以恰当的处理。而是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在各种冲突中，处于‘最佳位置’。他们或者因为改革时期一时难以判定具体是非，而听之任之，或者明知是非，却仍然使用模糊的语言，使自己有回旋余地，不致担风险，不致陷入‘捅马蜂窝’、‘引火烧身’的境地。这正是一些单位和地方，民众往往告状无门或屡告无人问津的原因所在。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工作作风，常常被一些上级和下级，乃至一些民众，赞扬为‘政治成熟’、‘老成持重’、‘工作方法好’。

３、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能表现出一定的正义感。一方面，人类精神历程中的美好方面总是作用于社会成员的，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他们做为当代社会较为先进的成员，更是较多地受到了善恶观念的薰陶的。另一方面，就总的趋向看，不讲正义，是难以在领导岗位上长期生存，更难以持续升迁的，尤其在上级和群众敏感的领域中更是如此。但他们常常是私心重重，畏首畏尾．这样，公心加私心，使他们常常表现出两种心理状态：在一些紧要关头，在上级和群众都瞩目的地方和时刻，能够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和风貌，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例如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能以发扬‘抗洪精神’，＂抗震精神＂，乃至身先士卒，与群众一道连续奋战，给上级与群众以良好印象。而在平时，在无人监督，特别是上级不大过问的情况下，则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放松下来，乃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来谋取一些额外的利益了。自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以来，要官给官之风，为子女和亲友说情之风，在他们中间刮了起来。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和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大大提高，贪图享受和拜金主义在他们中间抬头了。他们对自己还是有约束的：贪污盗窃、索贿是不能干的，公务活动中的特别贵重物品、礼金是不能收或收后交公的，而此外，如被相当一些上级默许或下级、群众认可的收受一般性礼品（如逢年过节时下属单位和个人送的礼品和少量礼金），以及用公款请客送礼，还是经常搞的。机关中县处级干部公车私用已属通常，公款大吃大喝被说成是‘工作需要’。九十年代中期山西省某县委书记每年公款吃喝已达万元，他曾自责说自己虽不是‘万元户’却是‘万元肚’，江泽民有感于他的坦诚，在一次批示中称他为‘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地厅级干部配有专车已属正常之事；为了获取本科或研究生文凭以利升迁而不按规定参加成人考试，也被广泛认可；为了本地区利益而上报虚夸数字，也常常是当事人均表赞成，皆大欢喜。省部级干部在内外交往中，特别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接受超标准、超规格接待和借机公费旅游，已属司空见惯。而追求高档专车之风，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在中纪委坚决督办下得以基本解决。

４、他们在处理同志关系时是注重维护团结的。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了一个几十年来人们公认的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经过左倾错误泛滥年代乱斗一气的教训之后，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他们看到，闹不团结就难以保住官位，更难以得到提升。由于把团结同私心联系起来，同级干部之间往往是你安排了我的子女，我便安排你的妻子．在生活会上也是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甚至是相互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在上下级之间出现了多年未见过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深知自己的升迁，主要取决于顶头上司的态度，下级对上级、秘书对首长的超标准的生活接待和服侍，以及绝对服从和阿谀奉承，已经公开化，乃至被相当一些党员和民众所认可，并被美化为‘爱护领导──尊重党的领导嘛！’还被解释为‘人家是领导，占点便宜有什么？战争年代长官还要骑马呢！’上级对下级，首长对秘书也常常是越格照顾，以求得支持，争得选票，和对自己不轨行为的谅解。下级和秘书犯了错误，只要不是群众反映强烈，不是中央或更高一级领导严厉督办的问题，也总是尽力袒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给予了处分，也是执纪不严，送了人情，图了‘关怀部属’的美名。在这种官官相护的氛围中，还出现了一种似乎是反向的，然而却导致组织涣散的现象：下级对其并不依附的上级领导表示不满，甚至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极不负责任的谣传时，只要没涉及到自己，便一概听之任之。更有人喜欢这类谣言，以做为自己搞不正之风时的‘参考系’和辩护自己不良行为的‘依据’。他们中还有人把不搞这种庸俗、有害的‘团结’的人，不搞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不会协调人际关系’，‘不注意维护安定团结’，甚至指责为‘不懂规矩’、‘不知好歹’、‘闹不团结’。

(二)

在揭示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时，应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分析方法，避免简单地使用某某‘主义’的影响，来进行抽象地说明。在这种具体分析中，人们不难发现，影响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的因素有三个，即几千年来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几十年来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的心理辐射及其演化历程，以及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心理撞击。

１、几千年来，我们民族文化传统虽然经过多次否定性的冲击和批判性的洗礼，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但它的主要内涵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来。人们已经熟知，这种传统的文化遗产，既有积极的东西，又有消极的东西，或如毛泽东所说，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这里可以补充的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提供的现代思维方式，精华与糟粕的界限是相对的、可变动的，主体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设定不同的参考系，在某种时空坐标中是精华的东西，在另一种时空坐标中便成了糟粕的东西，反之亦然。以‘忠’来说，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就具有复杂的内涵，它既体现为官吏、士大夫们忠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从而出现了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和谭嗣同这样的维新派英雄；又体现为官吏、士大夫忠于君王个人和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从而出现了一些渺小的‘愚忠’人物，甚至在岳飞、文天祥这样的英雄人物的行为中，也带有‘愚忠’的消极成分。以‘和’来说，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也有复杂的内涵，它既体现为官吏、士大夫在需要维护社会稳定，调节正义的人们的内部关系时，所应具有的谦让、团结、和谐、一致的宝贵精神；又体现为官吏、士大夫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对不义行为的容忍、妥协、退让的卑微品格。两者又混杂在一起，发挥着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效能。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忠’与‘和’等观念，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全社会来看，消极性是主要的，因而当时文化革命的勇士们对之所进行的猛烈批判，虽缺乏辩证分析，带有某种片面性，却是完全必要的。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传统观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是复杂的，它们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而消极作用亦不可忽视。当领导干部把自己的利益从公共利益中分离出来时，它们的消极作用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多数领导干部思想道德中的那种缺憾，即在‘保官升官’过程中出现的敬畏上司、人身依附、中庸之道、不讲原则等社会心理，就是同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忠’、‘和’等观念的影响有关的。

2、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在说到传统时，不能不提及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奋斗所形成的革命作风及其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批判地继承与改造，不能不看到在五十年代通过党和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宣教部门的强化宣传教育，党的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等作风已辐射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出现和发展，人们看到两种似乎相反的趋向，在共同污染和毒害着整个社会心理。一种是直接将古人的观念拿过来，当做一件美丽的外衣，给今人穿上。例如把‘忠’字搬出来，喊着‘忠于毛主席’的口号，就是这样。另一种则是将古人的观念翻出来，当成腐朽的垃圾，予以清除。例如在列举‘和’字的罪状后，鼓吹起‘斗争哲学’来，就是这样。党在坚决纠正了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之后，全党和和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历史性飞跃。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做怪，人们往往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忠于毛主席’的观念挣脱出来后，一些人同党的思想、组织拉开了距离，出现了‘信仰危机’。从‘斗争哲学’的观念挣脱出来之后，一些人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淡薄了，不敢或不愿同坏人坏事，特别是顶头上司的恶行做斗争了。可以说，领导干部在‘保官升官’过程中出现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之风与阿谀奉承之风，是对‘文革’时期人为制造的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紧张状态、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动．

3、传统的力量无论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