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A. Pastor：中国实行民主的途径

引言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作为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衰落，另外两个思想几乎要征服整个世界，即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动力是全球范围内私人企业的竞争；政治稳定和尊重人权的最有效形式是民主。两种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秘密政治讨论中，第一个比第二个产生了更多或可能更早的影响。

但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并不连贯。实际上，这个讨论显得比较混乱――既考虑到民主的含义在中国的前景，也考虑到它可能的途径。

这种民主在1997年初似乎很有希望实现，但在1997和1998年年底又显得不太可能，因此下结论要加倍小心。所以，在断言未来民主前景之前，让我们对这个重要问题――民主的可能性和采取什么途径实现民主做出一些回答。

在中国可能实现民主吗？四个回答

在中国刚刚出现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文章中，关于中国会或将会民主化未达成共识。而且，对这个问题有四个明显而连贯的答案，两个否定，两个肯定。

1、 否，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世界上很少国家在民主方面有中国这样的经历。由“天国的命令”主宰的帝国政体及汉族官僚统治着整个中国。

“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这么长时间统治了这么多人，”John King Fairbank写道，同时强调中国具有“世界上最长的成功的专制制度的传统”。

中国从未通过秘密投票选举过国家的领导人，以这种方式选举领导人的思想是完全外国式的，以至于一些中国农民在村选举中递交选票时表示完全迷惑不解。对分权和授权的思想会造福社会也有不同的看法，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分权就等于混乱。这不仅是超前中国民主的历史，根据这个争论，这还是中国的文化。在共产主义产生很久以前，儒教就教给人们权威主义的教义，鼓励群众服从，而非对决策的官僚组织提出疑义。

2、否，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权力，而且领导人已经吸取了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认为政治改革会导致动乱，而这正是所有中国人所惧怕的。这种看法依赖于政治“现实”而非文化或历史事件。执政党不放弃权力，而曾经与其分享权力的那些人，通常会失去权力。

这个被许多外国商人和政治保守人士所接受的观点，认为有必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以适应国际经济。然而，这种改革应先于政治改革进行，而不应跟在其后或与其同时进行。

一个指导下的经济改革的过程对国家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进行选举，但要通过筛选，而非一个普通的选举。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推迟政治体制改革――到21世纪中叶；另一种认为改革没有必要，对任何阶段的发展都不利。Andrew Nathan和Bruce Dickson已经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障碍记入史册。

3、是，出于普世的理由。关于民主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论据源于其出生地――西方。第一次尝试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希腊，但现代变化了的民主出现于13世纪的英格兰，并以缓慢的速度发展着，到19、20世纪才深化并伸展到大陆。Max Weber将资本主义增长和自觉加入到改革中，自18世纪起，人们普遍认为天主教国家由于对权力和教条的依赖而不能实行民主。

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开始了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其中大部分的新兴民主国家是天主教国家。这已经推翻了民主与文化密切相关这个论据，但事实上，这只将其推向了别的领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自1959年到1990年，提出亚洲人的价值观更偏重于家庭、秩序和社会，这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对亚洲来说既非普遍，也不适用。韩国总统金大中评论李光耀的说法“不仅仅站不住脚，而且是自卖自夸。”金大中认为，亚洲具有“丰富的历史传统”――不仅仅是专制制度――而且还有民主倾向的哲学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充满着多元因素，既有强制集权主义，也有牺牲与妥协的传统，而这种牺牲与妥协是民主的精髓。

在1996年中国首次自由选举中被选为台湾总统的李登辉，也指责李光耀不理解儒教的人本起源：“一些人谈论亚洲人的价值观，我说亚洲与美国人有同样的权利。”“当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是在亚洲的印度。”

在非洲和中东地区也有类似文化方面的论争，但事实是人权和民主并非按地理分布和文化分布而植根，它们基于普世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体现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惯例中。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上，联合国通过决议，正式解决了民主与文化无关，而是普遍存在这个争端。

中国的两个地区――台湾和香港的政治历史表明，中国人不但有能力实现民主，并且愿意民主。基于这些理由，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有要求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权利，像民主国家的人们一样，不受国家强制力控制。

4、是，因为已经出现中国向民主迈进的迹象。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现了个人权利的巨大膨胀，人们可以选择他们的工作、教育和流动机会，这些在近40年的共产党统治下前所未有。而且，一些机构，包括全国人大、村民委员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司法机关，已经开始为中国人提供选择，而非指示。简言之，这种观点通过显示民主已经开始扎根而平息了关于民主是否可能的空洞讨论。

从这四个方面的争论中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中国的命运不是事先决定好的，它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随着反对民主的文化和历史争论延伸到一些贫穷的、非基督教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是真的，没有任何执政党愿意放弃权力，但同样是真的，很多已经放弃了，而且中共也已经同意大量削减其控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权力。民主在中国变得可能，是由于普遍价值观的压力、个人领域的扩大、类似全国人大这种机构权能的增大，以及经济与交流的日益国际化。只要个人不直接与政府、党派冲突，他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塑造自己的长远生活。

不过，民主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必然性，也不意味其过程的结果在中国与在世界其余118个民主国家会相同。通向民主有很多途径可循。

政治变革的步伐与性质

一个国家从权威政体转变到民主政体面临着两个十字路口：（1）在暴力与和平之间；（2）在突进与渐进之间。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军事力量从德国的撤出，东欧进行了自由选举，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渐进、公平的方式转向民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谋杀是一个特例，不过那里民主的根基比较浅。

在中国面临这两个十字路口时，预测中国将选择的道路是不明智的。两种过程都有许多历史事件。不难想象将导致和平还是暴力变革的一系列事情。如此多的中国人将他们如此多的储蓄存入银行，一场全国性的挤兑很可能引发武装政治变革。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中央政治局分裂为对立的派系，那么可能导致武力行为。

Barrington Moore如此形容历史上导致大规模社会革命的事件后果：（1）权威统治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过后，经济出现衰退，出现劳动者的不安定；（2）政府努力用压制手段维护稳定，但效果相反。这种发展的结果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过，并很可能在21世纪初重演。

不过，更有可能进行和平方式的变革有4个原因。首先，过去50年灾难性的变革――革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惧怕激进的变革。在偏远省区采访贫困农民的过程中，我吃惊的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广场的大屠杀是阻止另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行动，它使他们回想起他们活生生的政治创伤――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情景。其次，中国人不仅怀疑激进主义，他们还满意于过去20年生活的全面改善。再次，他们准备推迟政治改革而非冒重蹈戈尔巴乔夫覆辙的风险。最后，由美国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而引发的义愤使得许多中国人否定了美国的一切，包括民主。由于所有这些原因，zgzf有足够大的空间去制定其民主化策略。市民社会尚未推动这个政权。

另一方面，认为人们对政治改革不感兴趣或准备给中共无限期时间行使其独裁权力也同样是错误的。实际上，开始民主进程的最好时机或许就是现在，如果这个政权持续经济萧条，其支持或维持的合法性将消失。外部发展，如与印度的战争或针对台湾或西藏的军事行动，也会动摇或打破这种政权，正如阿根廷军队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那样。而且，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很小比例的中国人可以组织地下政治或恐怖主义行动，从而会引起镇压和革命。

因此，问题是尽管这个政权有时间去组织一个民主战略，但它毕竟不拥有所有时间，而且如果它避开完全的政治改革，它将会浪费时间。政府自身对自由化所做的决定从反面支持了这个论点，它使人们对他们的个人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种自由化已经给此政权以时间，但它也同时打下了人们会从中要求更多权利的基础。

过去 10年中进行的最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之一是930，000个村委会选举。当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时，旧的社会结构瓦解了，在一场大讨论之中，中央政府决定取而代之以村级自由选举。1982年，宪法被修改以适应直接选举；5年后，一部村级选举的《组织法》被全国人大通过，自1988年开始，每个乡村每三年选举一次村长和委员会；10年后，一部固定的法律被全国人大认可。

尽管系统和综合研究村选举所需的数据资料尚未收集，大量的研究已经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全国和省级法律都规定了自由选举的基本规范――在候选人中选择，秘密划票，活动和登记以及公开点票。第二，每一次选举，村民们都改进他们选举的操作过程。第三，选举的质量因省而异。一项解释为何一些省份比其它省份的选举更加民主（自由和公平）的研究显示：一个重要的变量或许是省民政厅的基层政权处负责人的领导能力。尽管如此，中国75%的地区――在贫困的地方――正在学习如何挑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使选举更加有意义、有潜力。

几轮选举过后，村民们和其他人开始提出何时进行更高层次的――乡镇、县、州、省和中央政府的直接选举。中央政府自1998年夏天开始研究这些事项，但领导层由于担心劳动者的不安和害怕，因为1999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1989年*****、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周年纪念年，所以决定推迟任何决议。事实上，虽然中央政府原则上承诺在村级进行竞选，但它对此很不重视――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资源。关于是否将选举上升至乡镇或更高，及是否允许团体来组织那些职位的竞选的关键决定尚未做出，但无论如何，他们会做出明确的决定。

其它的政治改革使得中央政府更加灵活、制度化和负责任。固定的政府高级领导人任期制的决定使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和总理朱基1998年从他们的职位上退下来。尽管表面看来更加保守的李鹏成为了全国人大委员长，他用其新的权力来加强全国人大的自治和合法性，要求政府部长对他们的决定进行公开，审查政府预算，督查腐败。媒体开始曝光腐败，司法机构开始更加严肃认真地做其工作，解决争端。

简而言之，政治自由化已经迈出了渐进而有意义的步伐，但民主化的门槛尚未打破。因此，问题仍然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将选择什么途径？

十种途径

Harry Harding为成功的民主化过渡假设了三个必要条件：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有远见的领导层；虽权力有限但可以管理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政府。

我想再加两个条件。领导人和群众必须对民主的含义和好处达成共识，而且政府必须为选举建立一个中立、公正、能够胜任的政府架构。没有共同的目标，就不可能有洞察力和方向。在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缺乏能够胜任的选举政府架构必然导致选举的无序。考虑到民主化的第一阶段会出现地区常有的政治疑惑，每个党或候选人会认为这些不合常规的东西在政治上是指向他们的。在这些条件下，选举能够成为不稳定，而非稳定的来源。现在没有任何条件适用于中国，这意味着直到一些或所有的条件都改变时，民主的巩固才有可能，但也并不是说中国就不能开始迈向民主。

在过去20年中，民主国家在世界上的数量几乎是过去的三倍。每一个新的民主国家都寻求自己的适用于他们的从权威到民主政权的转变途径。着眼于中国的民主的可能性，我将提出并评价下列表明从突变到渐进式变革的事例：

1、政权崩溃。由于内部非法性和外部恐吓的有效混合，一些权威制度顷刻间崩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