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既得利益群应主动有步骤地放权让利

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关键词。中共“十八大”谢幕一周后，李克强副总理即在一次会议上声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对改革前景充满信心。

但改革说起来容易干起来万难。改革是拨乱反正，是兴利除弊，改革也是利益重组，须破除既有利益格局，是得罪人的事。中国改革历程艰难曲折，走到今天委实不容易。遥想30多年前的小岗村分田单干，掀起改革先声，农民当时想的其实不是改革，而是吃饭，且写了血书准备坐牢，以求一条活路。当时的中国在苏联模式的革命路上走到了尽头，文革极左使亿万民众苦到了极处，不改弦易辙己没有任何出路。邓小平呼吁：“杀出一条血路来！”其境况与小岗村农民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改革就是摒弃苏联模式为中国另寻出路，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找活路！为求稳当，邓小平倡导“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破除苏式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30年，但政治改革有意延后，也使社会矛盾丛生，打不开中国变革的问题死结。

政治体制的惯性依赖是十分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巩固既有制度，即使接受改革，也力求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有利益。经济改革上下各界多少都能得利，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政治改革是利益重组，则必然要求既得利益集团出让部分权利，使其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改革一旦深入到政治领域，就很难形成共识，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抵制改革，使改革难以为继。

既得利益集团是谁？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既得利益集团肯定是垄断了多数资源，掌握了大量权力的人。在中国只能是执政党自己，即庞大的党政干部群体。这批人在建国之初就已形成，打江山座江山，一开始日子就过得比普通老百姓滋润，其中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放中将权力与经济利益结合，又猛捞了一把，成为权贵。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享尽特权，还滥用公权力，有的渎职不作为，有的贪污腐败等，限于体制，却很难很难将他们清除。

体制纠结现在已成改革难题，执政党怕乱怕丧失权力坐不稳江山，于是对为害国家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连个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也拖延20多年迟迟不能出台。但是，改革要继续深入，必然要破除既有利益格局，不进则退，不改革没有出路。怎么办？这就需要执政党要有“变局观”，既得利益权贵也要有“变局观”，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变也得变，不变革，更有“亡党亡国”之虞。

清末“预备立宪”新政改革，其实就是败在既得利益权贵不肯放权让利。改革虽取得很大成绩，但在立宪改革的关结点上，清廷囿于权贵利益，竟提出所谓“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再腐朽落后的制度，凡涉及权贵，皆不议改革，最后愚蠢地推出个“皇族内阁”，死抱权力不放，结果是自我葬送了改革，权贵们连同王朝一同被埋葬。

现今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已无可避免地要深入政治领域，涉及既定利益格局的改变。中共“十八大”决议提到：“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改革成败的关键时刻和关结点上，全党全国人民要树立“变局观”，首先是执政党要有强烈求变观念，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以身作侧才能做到稳中求变，变而不乱。中国近代历史表明，思想观念的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基础，且必然优先于社会政治变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发言也重申：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克难攻坚”。以解放思想来求变，观念先行以凝聚巨大的改革力量。

改革是时代最强音。“克难攻坚”，就是要求党政干部不畏艰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树立“变局观”，更要求既得利益群体，能自觉主动地放权让利，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实际上于己于国，都更为有利。苏联垮台后，重建的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总结苏联体制成败，提出“三垄断”弊政。中国改革，已放弃对经济的垄断，其它两项：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也要逐渐放弃，给民众以更多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自由，允许民众监督政府。如果苏联体制失败的教训能被中共吸取，“变局观”能凝聚新的共识，既得利益群体能下大决心，主动有步骤地放权让利，跨越体制纠结，则中国的改革一定大有希望，改革的红利必将滚滚而来。（2012.12.28）

《人民论坛》2003年1月下期（总第3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