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剖析国家，透视权力：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却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面所述的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却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那就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个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比如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一定是美国（或英国、加拿大）政治研究。

同样号称大国，但却唯独中国不然。中国的大学，在很长的时间里，根本不开设‘中国政治’这样一门课。当然，‘政治课’一直是有的，曾经包括‘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等，近年还出现了一些比如‘毛概’、‘毛邓三’之类的课程。[2]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成长，于是，许多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为‘政治’就是这些东西。于是，在了解到美英大学有政治系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两种讶异。第一，他们讶异西方国家居然也在大学中教授‘政治’；第二，他们讶异‘政治’竟然还有什么‘学’。总而言之，他们把‘政治’理解为中国大学里在‘政治课’名目下宣讲的那一套东西了。

的确，政治无学，是中国的长期现实；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为对于政治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的学习所取代，这也是中国的长期现实。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现实，毋宁说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形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无疑在于政治专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还不是一般的政治专制。比如说，不是中国古代皇朝那种样式的政治专制，也不是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那类政治专制，而是具有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做‘极权主义’）特征（在毛的时代）或具有其残余特征（在所谓改革时代）的政治专制。[3]这种全权主义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总是有一套高度发展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解释政治，甚至解释整个宇宙。而且，政治权威与意识形态权威，如同在中古时代的政教合一制度下，总是合一的。因此，政治领导人的论述，就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指针，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更不要说政治科学，如果政治科学居然存在的话；事实上，除了这些论述，也并不需要对于政治有另外的研究。政治就是政治学，政治领导人就是政治学家――这也等于说，除了政治，并不存在政治学；除了政治领导人，并不存在政治学家。

在其他形态的政治专制主义下，一般不是这种状况。比如说，就中国传统而言，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大家、文章大家、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都是首先乃至主要研究中国的本国政治。孟子、贾谊、韩愈、王夫之，直到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都是这样的例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军人专政的一九六零年代的拉丁美洲，则生发出了当代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派，即‘依赖发展学派’（‘dependent development ’，或‘dependencia ’），那也是立足拉丁美洲国家本身的政治研究而形成的。[4]这就是说，一般的政治专制，虽然并不保障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也并不一定排斥和扼杀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科学的研究。只有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然也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全权主义专制政治，具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专制政治，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合为一体的专制政治，最具有毁灭一切科学的残暴性质。而在这一切科学之中，首遭毁灭、也最为忌讳的学科，首先就是关于这种政治本身的科学研究。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实行所谓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的中国，不断鼓吹提高创新能力、寻求科学技术领先地位的中国，几乎在任何方面（包括在曾经深深忌讳的行政、外交乃至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却偏偏在一个方面成为世界奇观，那就是在中国本土基本上不能进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和发表相关成果。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外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基本上不能在中国公布。中国是世界上翻译、出版外文书籍最多的国家之一，最近三十年来更是大量翻译、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等的西方研究成果。但是，却几乎从来不翻译出版国外、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著作。以至于，在不少学养堪称深厚的中国学者那里，一提起西方的中国研究，就是文化、思想、历史方面的研究，对于如今已经占据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重头的中国政治研究，却甚为隔膜。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世界上，也像中国一样，好像根本不存在中国政治研究这样一种东西。

不是没有替代品。在一个充斥假冒伪劣的国度，科学研究一样有假冒伪劣。如前所述，‘政治学习’好像就是政治研究了――英文也是‘political studies’，更增加了鱼目混珠的可能。可是，对于稍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判断科学研究和非科学的东西的标准，其实非常简单明了：科学研究的所有结论，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争辩、可以证伪的；如果不允许讨论，不允许批评，不允许争辩，真理已经在手，‘学习’就是‘洗脑’的话，那肯定不是研究，不是科学。‘政治学习’是不是政治研究，应该很明白了；中国大学的政治课是不是政治科学的课程，也应该很明白了。

中国的政治，可以讨论吗？可以批评吗？可以争辩吗？这种起码的科学态度、也是起码的文明准则，在中国本土，显然还不能广泛地应用到有关国家、政府和政治权力的思考之中。既然不能，那就很难有什么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不管是不是讲什么‘科学发展观’，不管‘政治文明’的说辞多么动听，不能研究和争论的东西，那叫什么科学？不能研究和讨论的政治，那叫什么文明的政治？

得不到科学研究的东西，也就很难得到改进和提高。谁都明白政治在中国的重要性，可是偏偏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能成为批判性思考的对象，则中国人知识和思维的提高就遇到严重的障碍，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也缺少相应科学的知识和思维支持。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中国政治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就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不研究中国政治，对于人类政治现象的认识就缺少了极大、极重要、极独特的一块；就中国研究而言，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那等于没有摸到了解中国的门径。[5]从实践论的角度说，如果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要构建所谓政治文明，要提高所谓科学研究水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科学任务，就是要在中国本土开创、发展和繁荣政治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本身的科学研究。在目前中国本土的言论控制仍然非常不利于这种研究的状况下，退一步说，也要坚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这样的努力。由边缘而中心，由起步而发展，以期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的汉语成果，能和包括英语等其他语种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一起，逐渐影响中国本土，促生本土的这类科学研究，直至使汉语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语言，使中国本土成为汉语世界乃至全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的中心。

二、思考国家与权力：建设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科

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中国政治研究，有种种困难，谈何容易。然而，基地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十几年来，毕路蓝缕，开辟草莱，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做这样的努力。当然，这是一本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刊物，并不单单发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如前所述，政治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汉语世界里，要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又相当困难。《当代中国研究》因此贡献了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样的成果，经年累月也就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刊物不在中国大陆出版，因此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但是，作者却绝大多数具备中国大陆生活的背景。特别是近年来在程晓农主编的努力下，更大量地发表直接来自那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当代中国研究》和程晓农主编之邀，在共同编选这些文章成集的时候，我感到，这类文章使《当代中国研究》这份刊物具备了一个独特的优势，沟通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使用汉语研究中国政治的努力，为开创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下，这里，不惴谫陋，我也打算就如何建设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两个方面提出一些粗略的想法。一个方面是有关研究内容的，即中国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科学，应该注重研究什么东西；另一个方面则是相关的研究条件的问题，即要在中文世界建设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科，需要着重那些要素的发展。这些想法无疑都是很有局限、乃至不乏偏见的；这里大胆提出来，用意更多地在于引发批评和讨论。

在这一节，我们先来展开有关研究内容的方面。

首先，我感觉，要创建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必须特别注重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可以使政治研究具有历史的、动态的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式的政治学往往十分当代化；但是，这并不表示政治研究可以排除历史的纵深。美国政治研究本身，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发展，包括历史的发展。英国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政治学的传统就是以历史为主流的政治研究。[6]在一般（而非专业）的英文书店里，政治研究也往往都是放在‘历史’栏中的。而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则可以发挥中国传统治学以史为主的优势，借助源远流长、积累深厚、近年正处在复兴之中的中国历史研究来为中国政治研究注入力量。我们看到，近年来，《当代中国研究》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大量刊发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文章，出版了多种专辑，多次提出要‘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被扭曲的集体记忆’、‘突破意识形态专政建构的集体记忆’。[7]由于篇幅的关系，本书没有收录这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不等于说，这样的研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从政治研究的角度着眼，重点必须放在当代史。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窃以为应以四十年代中后期为开端。研究中，间或必须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但是，此前的时段，包括那些时段上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应该主要属于历史研究。粗略地讲，中国政治研究所要注重的当代史，应该包括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起源与肇始、毛时代的政治、和毛后时代的政治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研究中必须展开探讨和争辩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