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义：现代化、组织缺陷与中国军阀政治的终结

军阀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这种特殊的组织只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成为主导中国政治进程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组织本身的内在缺陷就突出地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军阀组织既有的内在缺陷致使它无法应对现代化所赋予的任务。由军阀组织主导的分裂的军人政权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权，它无力承担起完成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极端的军人干政形式，军人政权的存在毕竟是阶段性的政治现象。军人政权不可能持久地以军事方式管理社会，它只能在某种条件下做到这点。从根本上说，军人政权既无法吸收自己曾参与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也无法整合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分化与重组而游离出来的异己力量。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军人政权的变异与终结。”1与一般的军人政权相比，军阀组织建立的军人政权更加不稳定。军阀组织的传统关系纽带限制了它的吸纳能力，使其很难最大地吸收新生力量。军阀组织迫使知识份子远离政治中心，从而遭到了知识份子的反对和抵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失去了号召力。在军阀组织控制下，它们为了自我生存而遵循势力均衡规则，使政权处于分裂和不稳定的状态。

一、组织的传统局限

军阀组织就其组织结构来看，仍然是一种传统性的组织。军阀组织的联系纽带依旧继承了传统中国以往的模式，带有鲜明的私人色彩。无论是血缘关系、业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抑或师生关系，都是传统政治关系的延续。在传统中央权威日益式微而现代政治关系尚未建立的时期，传统政治关系成为组织维系的唯一可靠的依赖。传统王朝逐渐瓦解，现代政体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把对政权的效忠转移给了个人。这种效忠关系被各个军阀组织的首领巧妙地加以利用，成为维系军阀组织内部团结的纽带。军阀组织的传统性也表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两难境地：军事技术现代化业已实现，而军事组织结构和军人的政治文化仍然是传统的。这也是决定军阀组织不能完成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军阀组织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影响着军阀组织规模与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当军阀组织规模较小时，军阀组织的凝聚力较强；当军阀组织的规模迅速扩大时，军阀组织的凝聚力会减弱。这是因为私人关系是一种比较固化的、排斥性的关系。当军阀组织的规模较小时，组织关系模式则较为单一，它很容易成为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源泉。“军阀通过军事纪律、个人忠诚和义务、乡域情感、爱国主义以及军官有资格成为军阀的优势等来培育和维持其军队的服从。军阀的军队对军纪和军风的服从一个到另一个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被看作是一个强有力的凝聚力。”2但是，当军阀组织规模扩大时，固化的私人关系成为组织规模扩大的障碍。因为组织规模扩张的同时，军阀组织会带来新的私人关系，它与原有的私人关系形成了冲突。并且，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师生关系这些私人关系是相当固化的且具有排它性，所以新旧私人关系很容易成为组织内派系矛盾的着火点。“在基本意义上，私人联盟的局限性表现了军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事实上也许是当中国人设法从儒家社会转变到现代民族国家时，他们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私人关系是构建高度整合的但又相对小范围组织的强有力的力量。当中国人需要更大的组织来满足创建国家一体化和现代化政策的需要时，由于国家是如此之大私人纽带就不够了。”3私人关系的固有性和排斥性不利于军阀组织的扩张。军阀组织内部凝聚力越强，它对外来成员加入的排斥性也会越大，组织内部矛盾就越根深蒂固。所以，军阀组织的私人关系模式是其规模扩张的障碍，是政权分裂的根源。

当军阀组织扩张时，军阀组织内的矛盾就会越多。而军阀组织又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政治理念或目标，军阀组织缺乏组织整合强有力的手段，因此军阀组织分裂就很难避免。“叛逃现象，一再表明军阀主义的个人性质：个人的喜好、愿望、政策和念头，很少受到思想意识的、或社会的约束的影响。结果是，消灭了一个关键人物就可以使一方整个权力发生骤然变化。”4沃伍在研究直系军阀后发现，当直系军阀的规模和势力范围扩张时，其分裂的倾向就越明显。“当直系扩张成为大范围、成功的军事组织时，在军官们之间竞争和分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域纽带、成功的运作经理和消灭敌人的共同目标也许有助于团体团结；然而，这些不能够避免自利、不公平的晋升体制、训练和背景的差异、这些军事主义者相互冲突的个性把他们分离。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使组织对于内部竞争特别脆弱。具有很大野心和能力的年轻人在战争时期迅速崛起。”5军阀组织的私人关系模式是一种双刃剑，当军阀组织的关系模式单一且规模较小时，它会成为军阀组织融合的重要力量，而军阀组织一旦扩张，它却成为军阀组织内部团结的破坏者。“因此，乡域情感倾向于抑制背叛，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维持军队的统一。同时，地区主义是创立较大组织的一个障碍。换句话说，地区该国主义对于企图把军队并入新的、更大的、超出省级范围的组织都成了障碍。”6地缘关系对于同一地缘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团结的推动力，但是它排斥其他地区的人们。所以，一旦当军阀组织要扩大，需要吸纳其他地区的人员时，地缘关系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

换言之，军阀组织的传统结构为其带来了分裂的危险。在军阀组织内部分布着不同忠诚关系的派系，一旦军阀组织的领袖死亡或者遇到重大紧急事件，军阀组织就很容易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况。私人纽带既是军阀组织凝聚力的源泉，也是其分裂的罪魁祸首。“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想理解军阀时期，这个人就必须研究不同军事派系组织。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虽然直隶系的军事领导人明显地聚合在一起，然而实际上在他们中间是严格分离的。这些人也许具有统一中国的潜力，然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和他们组织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则使这一目标归于失败。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到当时存在的分离主义和利益的多元性。事实上，这是吴佩孚试图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7 因此，效忠关系是判断军阀组织的最重要的标识，也是军阀组织边界的界碑。“军阀时期的政治并不是集团之间关系的政治，而是极度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的政治。一些关系是单纯的上下级的，另一些是绝对的友好或敌对的，然而，大多数关系是混合的。上下级问题、敌友的问题混合在一起。主要的军阀组织的结构没有清除界定的边界。”8除了效忠关系外，军阀组织之间没有其他明显的边界。这意味着军阀组织是随意性的，没有固定的组织格式。整合军阀组织的是具体的个人领袖或者效忠关系，而不是抽象的理想目标或理念，这决定了军阀组织的团结是很难持久的。

军阀组织以私人关系为纽带，隐藏着分裂的危险，不仅无力承担政治整合的政治使命，而且还加剧了政权的分裂和主权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它无力与随后兴起的党军组织对抗。与军阀组织不同，党军组织存在着抽象的效忠物件、统一的制度和理念，这有助于它吸纳其他的政治力量。而且，由于它是一种集体效忠，即个人效忠于组织，所以党军组织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延续能力。这也为党军组织的内部团结提供了持久的纽带。因此，党军组织比军阀组织具有更强的整合能力，这使得它在与军阀组织的政治斗争中居于优势。由于军阀组织之间、军阀组织内部派系之间是各自为阵的，它无法形成一股整体的力量来与党军组织对抗，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认为军阀政治的研究与揭示激烈竞争的权力形势下中国务实的政治谋划风格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这项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军阀认为他们被卷入权力的复杂平衡之中，他们以一定的特别筹划模式做出反应。他们对威胁到他们的组织和权力基础显得非常敏感。因此，这意味着他们估算他们的利益和判断他们的权力前景的视野倾向于几乎完全关注于短期考虑。这是中肯的。甚至当面临民族主义军队开往华中和华北的明显威胁，军阀的权力平衡体制也未成统一的立场。”9以私人效忠关系为基础的军阀组织必定各自为阵以势力均衡为原则，限制了军阀组织的整体能力，从而在面临党军组织这一强大的政治敌人时仍然不能联合起来，最终在政治竞争中迅速地败下阵来。

党军组织和军阀组织是不同的。从组织模式来看，党军组织是理性模式的组织。党军组织的建立不是为了党军组织本身，而是为了主义或理念。党军组织是政治精英实现某种主义或理念的工具。对于国民党的党军组织而言，党军组织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终极目的是达到宪政和民主这一目标。共产党的党军组织则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论两个政党的党纲有何不同，但是它们的组织模式是相同的。而军阀组织的组织模式则是自然模式，军阀组织的存在或扩张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或权力需要。“他们的权力依赖于这种现实：他们占有着仅有的能够寻求政治权力的组织。然而，这些组织不是通过根据政治目标而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明确代表既定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的特别部分。因而，以前的政治的个人形式继续存在。军阀寻求的价值首先是个人价值。”10因此，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具有政治理想的党军组织显得更有号召力。它更加有能力进行社会动员，也具有更强的政治容纳能力。而自利的军阀组织在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无法获得社会成员的政治支援，被党军组织所淘汰也势必在所难免。“最终，党军的发展结束了军阀主义的命运。没有军阀能够和党军供应日益增多的军队或其组织团结的能力相竞争。因此，重建中国国家最后的斗争转向建立这些军队的两党之间的冲突。”11

二、意识形态的贫困

军阀组织的缺陷还在于它们没有一个系统的、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某些军阀也试图回归儒家或朝向民族主义寻求合法性，但是这些意识形态要么是落后的丧失了政治认同（如儒家思想），要么它与军阀组织本身的能力和利益相冲突而在关键时候被放弃（如民族主义）。总之，军阀组织几乎都没有系统的、一贯的政治意识形态。没有一个系统的、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军阀组织就仿佛沙丘上的堡垒，稍有风雨就会分崩离析。因为，政治组织没有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石，就无法获得有力的政治认同，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所以，貌似强大的军阀组织在面对北伐军的挑战时表现得不堪一击。

当然，某些军阀也很明白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试图建立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如吴佩孚，他试图诉求于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并没有建立起与军阀政治相适应的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他对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也只有朴素的情感，与系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相去甚远。“除了西方的军事技术之外，吴获得了初步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有两个来源。首先，由于其在1928年前的大部分经历，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的走卒段祺瑞和张作霖。在谴责日本支持段和张的政策的同时，吴表现出了对自己的国家的热爱。他也控诉冯玉祥为俄国利益服务，与他反动战争。其次，吴对中国传统的喜爱和他对中国人的强调也使成为民族主义的。通过把中国的传统和习惯等同于中国的国家，通过把中国界定为具有一定边界和自己独特的文化，吴根据国家在思考问题。他把中国传统的保持等同于国家的拯救。他认为中国是大国，不同于其他小国，并以此而骄傲，显示出他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12虽然对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具有朴素的情感，吴佩孚却无法通过诉求于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来建立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在于军阀组织的性质和军阀政治的统治模式与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都是背道而驰的。军阀组织在军阀政治时代只能以生存为优先，它们是势力均衡的囚徒。为了生存，军阀组织只会加剧政权的分裂，为外敌入侵创造条件；为了生存，军阀组织也只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军阀组织以暴力作为控制政权的凭藉，它与传统儒家思想的文治主义相悖。回归传统儒家思想寻求政治合法性，似乎也是南辕北辙。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在冯玉祥的军阀组织中发现。冯玉祥也试图在基督教、民族主义和革命理论中寻求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这背后却隐藏着权力动机。冯玉祥在表面上向其属下灌输基督教义是出于精神皈依，实际上他是借此加强属下对其个人的忠诚。13冯玉祥还向属下灌输民族主义思想以激励军心。“救国救民是冯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他反覆强调抵御外侮是每个官兵的天职，并令部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加地方公益事业的建设。”14冯玉祥为了寻求政治合法性，更是把许多政治行动冠以“革命”之名。冯玉祥于1924年发动北京政府，背叛了直系，赶走了末代皇帝，声称是为了回应孙中山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