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

一、延安知识分子及来源

从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同时也基本完成了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这一切无疑是毛泽东独特个性和权力愿望的具体实现，新意识形态的完成虽然以毛泽东为主导，但这个完成过程并不是毛泽东个人力量可以达到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毛式新闻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责任。这一点，可以通过五十年代初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来作一个分析，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延安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毛泽东思想更左倾化的。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延安自己没有大学，它的知识分子都来自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类大学，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类人，他们差不多都出自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像陈伯达是吴承仕的学生，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胡乔木、于光远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就个人的历史选择而言，延安知识分子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付出更大的勇气，这也同时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激进为特点的，就个性和才华而言，他们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还要强过他们，特别是他们把理论和学术用来指导行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方面，更有创造才能；就学术背景和写作才能评价，像陈伯达、胡乔木、于光远、胡绳，都是学有根抵的文章高手。说到延安知识分子，就不能不说当年的马列学院和后来的中央研究院。

延安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院长由张闻天兼任。1938年5月5日，马克思120周年诞辰时成立，到1941年改组，前后约有三年多时间。马列学院的学习期限是三个月，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延安马列学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只是一个培训性质的学校，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凡短期训练班都有极强的实用性，也是其日后相关方面的干部基地。当时课程设置是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几乎没有其它思想。

教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是吴亮平；哲学是艾思奇；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是杨松（后为《解放日报》社长）和陈昌浩，大体是留苏的学者。党的建设前半部分由康生讲，后半部分由刘少奇、陈云、李富春作专题报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马列学院作的报告。当时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教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1第一期结业后，留下来做教员和管理骨干的有：宋平、邓力群、马洪、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李清等，马列学院前后共培养了近千名干部，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四九年以后中共领导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以出身马列学院的人为多。

马列学院虽然是为建立新意识形态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但毛泽东对它并不满意，也许是与它的校长有关，张闻天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当中是较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虽然他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许多人对他在马列学院时的工作评价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风比较民主，他也鼓励学员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2因为马列学院偏重于理论学习，就学术训练而言，这些学员确实有很大提高，这一点，从四九年以后这些人的学术生涯中得到到了证明。但毛泽东的用意并不在此，因为马列学院的目的不是让学员学会理论和有学术训练，而是要能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是要学员能准确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马列学院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它的指责是：“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42年张闻天在晋西调查期间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指出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有问题，也就是还没有达到后来延安整风时所要求的高度，但毛泽东却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有许多地方就是冲着马列学院而来的。就在本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张闻天。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来是一次更名，实际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这样的目的：“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3后来对延安马列学院的评价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张闻天办学的指导思想到三年办学的实践来看，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马列学院实际上是我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上的深入与提高。”4李维汉也认为，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八月一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5应该说，初期延安马列学院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去甚远，后来它的改组也可以看作是对张闻天办学思想的否定，虽然张闻天当时也接受了批评，但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文化上的隔阂，在思想深处是很难弥合的。张闻天六十年代写出“肇庆文稿”，也不是偶然的，与他长于理论思考的气质有关。6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当年出身马列学院的人起了很大作用，九十年代他们的情况又复杂一些。当年被批评为教条主义的马列学院，多少年以后的历史证明，加强理论兴趣培养和学术训练，对学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为他们晚年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个知识基础，倒是那些彻底接受了延安整风以后意识形态的人，相对容易在思想上僵化，以胡乔木和邓力群最有代表性，特别是胡乔木，在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维护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九年以后，胡乔木以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身份，负责中宣部、新华社和新闻出版署的工作，在树立新意识形态权威方面，是一个不遗余力的人。当时虽然陆定一是名义上的中宣部长，但身为副部长的胡乔木却是核心。“陆定一在中宣部的处境并不是很好的。他是部长，有时又不像是部长。”八十年代陆定一说到中宣部的情况：“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过，中宣部要由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7当时胡乔木主张中宣部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旦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作“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8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对肖军进行过严厉批判，此事深得毛泽东好感，他后来作为毛泽东的文字秘书，在整理和强化毛泽东思想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在延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胡乔木整理，在一年以后才在《解放日报》发表的。

一个人的讲话，特别是对于领导人来说，那个整理者是很重要的，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个提纲，信口开河（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讲话中有许多下流话，后来发表时删除了），而胡乔木却能揣摸毛泽东的思路，把一个杂乱的讲话搞成一个有条理的文件，从毛泽东几任秘书的遭遇观察，他们的最终命运，与他们在整理毛泽东讲话或者帮助毛泽东起草文稿时，是否能准确把握毛的思路很有关系，陈伯达、田家英包括胡乔木本人的经历说明，秘书通常只有比毛泽东要左才更安全。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不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与好友晤谈时，偶而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

“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8胡乔木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时说：“至于讲话怎样形成文字的，没有什么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做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9胡乔木的这个本事，很为他同时代的人所佩服。杨尚昆说胡乔木，能“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毛主席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10邓力群说过，胡乔木病危的时候，陈云曾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11邓力群还这样评价胡乔木：“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的第一个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不可多得的机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效法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名师出高徒。

胡乔木这个学徒是学得好的，很快就当了主席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助手。

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主席出个题目，说个意思，乔木同志就能写出一篇社论或评论。主席稍加修改，就送给报纸、通讯社发表，让党内外和国内外迅速、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12毛泽东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13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评价，胡乔木在四九年以后，才成了新意识形态的“沙皇”.从《解放日报》社论到新华社文稿再到《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五十年代《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等，胡乔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方法上，更体现在他的文风中，四九年以后毛文体新华体文风盛行，胡乔木都有责任，至于怎样评价这个责任是另外一回事。

二、《学习》杂志事件

《学习》杂志事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还是值得注意，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到了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于光远、胡乔木、艾思奇、王惠德、吴江、许立群等延安知识分子在四九年后的整体价值取向，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或者说，新意识形态在建立时，他们的思想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他们会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以一种比高层还要左的思想倾向来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进行理论阐释？延安知识分子的左倾也是由来已久，三十年代批“第三种人”，四十年代末批“第三条道路”，延安知识分子都比高层表现得左，周恩来当时都提醒过他们，但好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刊物，虽然与后来的《红旗》杂志《求是》杂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类型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是真正党的理论喉舌，负责《学习》杂志的先后是于光远、王惠德、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