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军：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摘 要]：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的解释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和政治危机等。

[关键词]：晚清 士绅 文化权力 政治

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简称《新陈代谢》）探讨了晚清随着列强的入侵，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并专门探讨了地主阶级的分化。[1]从陈先生文中“地主阶级”的指称对象来看，主要指的是官僚士绅知识分子，应此，其所指不是地主集团，而是士绅集团。①士绅一般通过科举考试或相关渠道获取一定功名或身份，以遵守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徐茂明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士绅研究的综述后认为，中外学者在明清士绅由退居的官员和拥有科举功名所构成这一点上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对于是否包括在职官员等则有分歧。有部分学者主张士绅为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2]本文认为，士绅范围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需要，当需研究士绅独立于官府的作用时，一般只包括在野的士绅，反之，要研究士绅的文化功能及其社会整体作用时则包括在职官员。本文认为，士绅应该包括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及在职的儒家知识分子，两者都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相应身份标识，不管在何种职务或何种情境中，儒家知识分子都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且古代的社会认同中也没有将两者分离开来，即同属于“士”。因此，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士绅集团。当然，两者之间也有区别，与在野的士绅不同，作为在职官员的士绅，不但有维护儒家道统（道）的道义要求，还有维护皇权（势）利益的现实需要。

但是，陈先生在《新陈代谢》一书中并没有就士绅知识分子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详细展开，本文顺着陈先生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政治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传统社会结构重要成份之一的近代士绅文化权力演变及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如太平天国运动、晚清自我改革运动、晚清乡村危机等。

一、士绅集团的文化地位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讨中，陈先生的论述有两个方面涉及到士绅势力与太平天国失败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太平天国丧失了理想的宗教则流为偏执的虚妄。这样，太平天国政权不能不日益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封建政权。正是这一点，参加太平天国的人很多是无业游民，而知识分子如王韬、容闳来而复去；另一方面，清王朝由于一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力挽狂澜，而得以胜利。而这时太平天国却发生了内讧。[3]

另外，陈先生讲到洪秀全思想的时候，谈到它的反孔思想，认为，太平天国在反孔的同时又吸收了部分儒家思想，并对其反孔的原因做了进一步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与孔子争夺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的排他性决定了其他一切权威和偶像都必须取缔。其次，儒家思想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4]

其实，洪秀全的反孔思想并不仅仅是洪秀全的个人思想，而是天平天国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天平天国运动的反孔立场及其“破孔庙、毁孔学、焚儒书”的行动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陈先生没有进一步探讨这种指导思想对天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影响。

笔者认为，陈先生所谓的士绅知识分子远离天平天国及以曾国藩为首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都与太平天国的反孔文化立场及其实践有密切关系。太平天国尽管也采取了科举制度，试图以优惠条件吸纳治内士绅势力参与政权，也有部分士绅，尤其是太平天国改变激进的文化立场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转换文化立场，参与太平天国，但是很多士绅知识分子拒绝参加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而使太平天国不得不强制士人参加考试。[5]其实，士绅，尤其是太平天国治外士绅作为一个社会势力集团，对太平天国基本持反对态度，而且态度非常强烈。坚决反对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士绅代表人物。②士绅集团对清王朝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清王朝最后反败为胜的主要因素之一。反过来说，太平天国失去了士绅的支持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士绅坚定支持清王朝而反对太平天国主要原因在于天平天国反儒反孔的文化立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国并不是反对士绅阶层，但是反对士绅的尊儒文化立场。

天平天国的反孔立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起义合法性的论证而被强化。太平天国起义以后，面临着起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其合法性的建立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其一，通过宣布清朝为非法，即胡虏，来剥夺清统治的合法性。其二，通过宣布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确立其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其三，以上帝的名义宣布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是一种自我论证。

这一点对汉人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对于民族主义仍未觉醒的时代，其吸引力是有限的，而且，清代满族政权吸收了大量的汉人士绅，因而这一点难以获得士绅阶层的认同。第二点主张偏向于打击部分士绅集团实际利益，即地主，也不会得到他们的赞同。

第三点的合法性论证需要建立和强化上帝的权威，这一点更为汉族士绅深恶痛绝。士绅阶层，由于主要是儒家知识分子，认同的是“道”，即合法性应来源于“道统”。这个道统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统治的合法性在士绅阶层看来，在于是否遵从道统。而遵从道统的最重要象征就是孔子的神圣地位受到认可，并且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受到遵从。而太平天国由于为了树立上帝的权威而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孔和反儒，尽管后来有所缓和，如焚烧践踏儒家经典，对传统的士绅阶层产生了强烈了文化冲击，由此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击。因为随着上帝权威的建立，必然使得儒学文化权威的丧失。这种文化权威的丧失从根本上动摇了掌握儒家文化的士绅阶层的文化权力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瓦解士绅集团的生存基础。笔者认为，士绅集团主要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势力而存在。科举制度是士绅集团得以形成和维护的基本制度条件，反过来，士绅集团又是科举制度的最坚决的维护者。由于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士绅集团由此又成为儒家文化及道统最坚决的维护力量。儒家中国古代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主要由儒家文化及道统得以维系，虽然统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儒学的解释权，但是解释必须要得到士绅的认可才能成其为解释。因此，士绅又成为政治统治是否稳定的一个关键力量。当然，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及职务，直接参加政权。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就是以士绅集团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概括起来，士绅集团由于本身掌握着儒家的精神资源而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文化势力或官僚势力。

这样，一方面太平天国由于反孔反儒在士绅看来是对道统的背叛，因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统治从根本上危及士绅生存基础，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导致强烈政治反弹。所以，士绅集团对太平天国的疏离与镇压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绅集团在传统社会中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呢？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农民起义前仆后继不绝于史。农民起义一般都对贪官污吏、大地主进行严厉的打击，但是一般比较成功的农民起义不会挑战士绅知识分子集团的文化权力，相反需要士绅的儒家知识为其进行合法性论证。汉代儒家独尊以后，纯粹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没有成功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成功的政权，如明朝，虽然经历农民起义，但是，在起义过程中，都获得了大量儒生的支持，或者说，他们采取了措施保护儒生，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这样做无非是要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也就是说，农民起义一般反对的是某个具体的无道昏君及其政权，也就是说反对的现存政治秩序，并不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儒家思想。

儒家和士绅的合法性论证对于政权的维系与巩固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自汉代儒学独尊之后，儒学逐渐成为政治合法性乃至于社会伦理及生活意义解释的唯一精神资源，只有拥护儒学才能获得合法性支持。虽然统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儒学的解释权，但是解释必须要得到士绅的认可才能成其为合法的解释。正是由于士绅知识分子掌握了独尊的儒家思想资源的解释权，因而成为与皇权结合的重要文化势力，因而其对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对社会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在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士绅作为一个维护儒学的势力集团开始崩溃，儒家思想开始失去传统的独尊地位，但是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社会一切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及日常生活意义开始动摇，而西学知识中关于政治合法性知识，如民主、自由等观念却不能论证近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近代的文化危机由此产生。

二、士绅集团的文化保守性与晚清自我改革的失败

晚清大的自我改革政治运动主要包括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等。这些改革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两次规模较大的晚清改革运动的失败与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不一样，前两次失败的共同点都在于保守势力的干预和阻挠。如晚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困难重重，很多举措，尤其是涉及到文化权力的争夺，都遇到保守势力的积极干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算学遇到了倭仁为首的保守势力强烈的抵抗。维新运动的失败在全国来说主要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绞杀的成果。而清末新政正是在排除了保守势力的阻挠之后或保守势力在获得新的文化资源的条件下放弃反抗后才得以进行。随后，传统的士绅势力在新政中控制基层公共财政资源，兴办新学堂以追求巩固自身的文化权力，由于加重农民的负担而激起农民对新政的反抗，这也是新政导致农民反抗清王朝的因素之一。本部分内容主要对这些改革运动中保守势力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保守势力主要指的是儒家传统士绅。尽管士绅集团经过几次分化③，但是，传统的保守士绅势力在科举废除前都一直非常强大，甚至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这部分势力实际上是阻碍晚清改革的主要力量。保守势力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完全就是所谓的保守派。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保守派和洋务派之间界限还相对较清晰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后，在列强入侵、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难以接受改革主张的士绅并不多。罗志田对湖南维新运动的研究表明，在维新运动时期，无论是从全国还是湖南的实际情形看，甲午中日之战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几乎已不存在，而湖南旧派的标志性人物王先谦、叶德辉在当时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新派”[6]。但是一旦改革措施真正实施的时候，是否以实际行动赞成或接受那又另当别论。根据何文辉对湖南维新运动失败的研究发现，尽管当时全国维新运动处于高潮当中，湖南维新运动却是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湖南保守势力在当时全国维新运动处于高潮时期而发起反击的原因就在于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冷落并冒犯了旧的文化权绅，进而触犯了一大批旧文化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7] 而在科举制度废除，传统的仕进方式被切断后，地方士绅精英由于可以参加新政，兴办新学堂等以继续保持他们特权，并以此掌控地方部分公共财源。于是他们停止了对改革的反抗，转而积极兴办新式学堂。[8]而其他士绅也在分化，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等或者趋于没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士绅的保守势力向开明势力的分化以及其对改革态度的转化一直以其文化权力所凭借的文化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士绅势力只有凭借一定文化资源才能掌握文化权力，并据此而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因此，士绅集团，不管哪种势力在任何改革过程中，首要的是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力，而当改革一旦出现危机自己文化地位的时候，必然遭到他们的竭力反对。士绅势力的每一次分化都由于形成文化权力的文化资源发生变化而得以形成。从士绅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能接受西学的开明分子，如洋务派、维新派，其文化地位并不完全由儒学而获得，因而对于维护士绅的儒家文化权力的独尊地位的积极性较之保守派要低一些，但是，由于其文化身份的根基仍然是儒家思想，所以，他们在西学和儒家文化之间以“中体西用”的模式使之和谐相处。由此，儒学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体”，即“道统”，西学只是“用”，即“器”。换句话说，儒学具有超越性的根源价值，而西学仅仅限于实用的价值。他们不会反对儒学，只是认为西学会深化儒学超越性的价值意义。开明分子的文化地位和权力就在于在坚持儒家道统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