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民粹政治，中国冲突性政治的走向

此文主要讨论三个议题：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阶级的理解及其发展。第二，阶级政治在近代西方和中国冲突性政治中的地位、发展轨迹及其背后原因。第三，当前中国冲突性政治的现状和可能发展方向。

对这三个问题我的核心观点是：阶级是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认同感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若干个大型社会认同之一。在一个社会阶层的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国家的性质及其相应的国家对待这一社会阶层的政策（特别是对于由这一阶层所发起的抗争性活动的处理方式）对于这一个阶层中成员阶级认同感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具体到当前中国，我的观点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和多方位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我们以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进行分层，并且把分层后的各个群体称之为阶级，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目前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分化，并且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史就是一个阶级形成和分化的历史。但是对于研究阶级政治来说，这种客观分层的意义却不大。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当一个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似的群体不但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十分相近，而且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团结起来为改进自己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能力和必要性时，这个客观的经济分层集团才达到了一个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转化，阶级政治才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目前处理集体抗争事件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冲突性政治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有着民粹主义的倾向而绝不是阶级政治。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阶级作了如下的著名定义：“当千百万个家庭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下形成一个与其它社会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的时候，并且当这一群体与社会其它群体形成了冲突性关系的时候，这一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阶级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经济条件把大批的居民转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在马克思的眼里，构成阶级的要素有以下两个条件：１）在经济生产与流通领域中客观地位的一致性；２）由这客观地位所导致的主观的利益和认同感的不同。

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工人阶级具有核心的意义。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在人数上会增多，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越来越趋同。并且，不同国家和不同工作性质的工人，不管是中国的工人还是美国的工人，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会越来越认同自己是工人，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最后全世界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但19和20世纪的历史却显示，各国工人不但没能跨越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限制，就连在一个国家内发展阶级意识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只有在极少数国家（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人才产生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并且成了革命的生力军。鉴于这一事实，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越来越强调以上阶级形成要素中的第二点。他们强调认同感的构建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对于工人阶级认同感的产生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着“话语霸权”（葛兰西），给工人们灌输了“虚假意识”（卢卡西）和“顺从意识形态”（帕金，Parkin）。这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设立了根本性的障碍。

上世纪60年代，汤普森发表了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 1966），并提出“工人阶级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工人所组成的，其阶级意识和行为方式因此而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 这一著名论点后，工人阶级意识的“文化建构”这一论点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裴宜理在对上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研究中分析了帮会、地域、乡情及工作性质等等条件对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汤普森思想的翻版（Perry 1993）。但是，文化意识虽然十分重要，它却不能解释各国、特别是在一些文化相近的国家之间工人阶级政治的巨大差别。因此，目前世界上更多的学者认为国家在面对工人运动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才是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更为主要的关键。这就引入了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

二、工人的阶级意识发展机制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英国现象的话，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在整个西方世界得到了扩展。可是，在大工业兴起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出现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趋同，反而表现出了一些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影响的差异。

以一些大国为例。美国没有工人政党，大工业工会力量微弱，占主导地位的工人组织是行业工会，工人基本上没有阶级意识。英国有工党，工人也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但英国政党的阶级阵线模糊，工人组织的主要目标也仅仅是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条件下对工人利益的有限保护。德国工人有很强的阶级意识。虽然德国工人没有能够发动如一些政治家曾预测的继俄国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则构成了德国阶级政治的主轴；法国工人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性，但法国左派中派系林立，内部分化严重，大大影响了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有效性。至于俄国，工人不但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自己的政党，而且发动革命推翻了沙俄政权。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逐渐统一，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最为有解释力的回答就是：一个国家中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而成的。在各种建构阶级意识的条件中，国家的性质和与之相应的国家结构性行为对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Aminzade 1993; Katznelson1985；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Koo 2001；Lipset 1983；Mann 1993；Marks 1989）。

通过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主要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比较，曼恩（1993）总结了该时期工人运动的六个主要形态。这六种抗争形式从策略角度可以分成三类，即竞争型、改良型和革命型。竞争型抗争不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则，只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保护自己并争取更多的权益；改良型抗争旨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则；而革命型则以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每一种抗争类型都可以在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上进行。这样就有了如下六种抗争方式（表1）。

保护主义指的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的前提下建立各种对工人生存进行保护的合作性组织。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得这种组织难以生存的话，工人就会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颁布法律保护工人组织的合法权益，这就是共存主义。

如果一个国家中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合法生存，工人就会产生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工人改良资本主义的策略也有两种：经济改良和政治改良。经济改良就是通过罢工等手段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取消童工、保障工作安全，等等。

如果当罢工和示威等手段不能合法使用时，工人就会进一步走向极端――组织政党，通过合法的选举加入到资本主义政体中，以便从政权层面上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则。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如果一个国家非常专制，既不允许罢工等活动，又杜绝了工人通过民主手段来改良资本主义的可能的话，工人就可能会更加走向极端，试图通过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革命手段又分两种：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主张通过非政党的全国性罢工和起义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体制，让工人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马克思主义则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共产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的最大利益当然是夺取政权并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公有制。问题是，面对在组织和资源占领上均优越得多的资产阶级以及经常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工人阶级如果想夺取政权，必须首先在其内部达成很大的一致，即产生统一的认同感和强大的组织。但是，各国的工人阶级均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下形成的。地域、族群、宗教等等因素对统一阶级意识的形成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一个国家的工人还必须克服其内部由于部门和行业不同而造成的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比如，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制鞋业、信息产业等不同产业的利润不同，工作的技术难度不同，工人的组织能力不同，资本家对待他们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利益的高度分化。不仅在不同的产业和工厂之间，即使是在同一个产业和工厂内部，工人的认同感还受到不同工种的分割。资本家对待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关键性工种和非关键工种工人的不同，为工人内部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又增添了难度。下图表达了工人阶级内部由于部门和行业的差别而造成的认同感的分割。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同时面对在工人内部建立统一认同感的难度，工人的抗争一般都会从比较保守的策略和目标开始。一个工厂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并不需要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意识作支持。这就避免了工人阶级因内部认同感分割而带来的困境。同时，这类抗争因为其目标的有限性也更容易为统治者所容忍。只有当工人根本就无法在体制框架下为自己谋取有限利益时，现实才会迫使他们去打破工人内部认同感的高度分割，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国家就这样成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建构的主要因素。当然，以上进行的只是理论推理。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工人在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在同一时期内工人也不会只采取一个策略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在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内，工人运动将主要集中在某一种形式上（英国的共存主义、法国的竞争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行业主义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形式就体现了该国工人的阶级意识。

具体地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工会早已合法化，国家不再动用军队来镇压国内政治活动，警察处理抗议活动的方法趋于成熟、工人有选举权和利用英国两党政治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能力。可以说，英国阶级属性模糊的政党和非军事化的政府化解了“阶级斗争”问题，使得其工人运动始终保留在比较低水平的共存主义这一形式。相对于英国，革命给法国政治留下了国家集权、政局不稳和意识形态分裂的遗产。法国政府总体上的专制性刺激了工人阶级意识的高涨，但是同时，法国工人组织派系林立，经济主义、共存主义、雅各宾式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应有尽有，再加上法国不同时期政府对待工人政策多变，这些都导致了法国工人运动呈现了激进但却分裂的竞争社会主义状态。与英国相似，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德国已经进入了工会合法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阶段。但在德国民主的背后却是一个对工人运动严加管制的国家。国家的压制和镇压促进了强大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而民主却把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限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水平上。

美国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已经有了民主政治和没有阶级阵线的政党。这对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向来就有动用武力解决国内争端的传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镇压工人运动最残酷的除沙俄之外，下一个就数美国了。但与沙俄的镇压方法不同，美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选择性镇压，即专门镇压由共产党或大工业工会组织和领导的罢工或其它政治活动，而不镇压合法的由行业工会组织的以经济为中心目标的罢工。美国政府的这种镇压方式迫使工人运动向政府允许的渠道，即行业工会的道路发展。美国的政党系统也极其不利于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美国政党的权力基础在以种族和宗教等因素为基础的地方层面上，决定美国工人投票倾向的是他们的区域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