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比较优势、威权政治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一当前国内对比较优势与威权政治的争论

自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对于改革开放战略得失的争论就逐渐升温，并突破「精英」的学术性讨论，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毅夫与杨小凯之争，郎顾之争，新苏州模式之争，市场换技术战略之争，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二是甚么样的制度更有助于建立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赶超？

对于前一个问题的讨论有其广泛的现实背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过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和过度的对外开放已造成了很多问题。一是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使中国容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成为进口大国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二是导致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低下，产业升级困难，不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各种问题进一步恶化。三是导致贫困化增长，由于产业的趋同，进入门槛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进入低端市场，加之低文件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这就导致严重的供求失衡，贸易条件的恶化，陷入贫困化增长。四是过度的开放，对外资的过度优惠与依赖，将形成依附性增长，中国消耗掉大量的资源，劳动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后，大部分利润却被外资企业或跨国集团所摄取，中国所得甚少，这在苏州模式，东莞模式中都有体现，如果不改变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将陷入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大国崛起就是一个梦想。五是贫困化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国内分配问题，使普通劳动者处于更不利地位，扩大了国内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夭折。

针对当前中国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和贫困化增长趋势，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和专家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应该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来改变中国对出口过度的依赖，通过产业政策提高中国民族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优化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韩国式的赶超发展。另一些学者则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这种违背静态比较优势，反对自由贸易的赶超论十分反感，认为赶超战略使资源配置不合理、低效，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并伴随大量寻租腐败，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终形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南美诸国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就是明鉴。它们认为，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是暂时的，随着中国资本、技术的积累，要素禀赋的改变，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会自动完成，贸易条件会自动改善。因此，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实行产业干预政策，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利用比较优势，进一步的参与全球分工。两种观点都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必要的，分歧主要是怎样来实现这种升级，是通过政府干预、产业保护来主动的改变产业结构，还是应该通过比较优势、自由贸易自动地实现产业升级？

对于后一个问题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对当前威权政府的评价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智的开发，国外思潮的涌入，权威政府的合理性已受到普遍质疑，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并且周边的韩国、新加坡、泰国正在实行政治民主化转型，中国香港地区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法制社会，认为儒家文化和民主化不兼容的谬论已经被破除，另外，世界上那些富裕发达的国家也无一不是民主法制国家。再反观国内，由于权利的过分集中，人治的长期存在，导致寻租、权利垄断和金权勾结的普遍化，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权威政府的合理性不断地受到质疑，要求加快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在不断高涨。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极力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同时，却并不认为政治民主有其必要性，反而极力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认为中国要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走渐进化改革之路，威权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其合法性，并不断的强调东亚模式的特殊性，认为威权政治是东亚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要实现赶超战略，也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威权政治。它们还不断的就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休克疗法、中国的权威市场制与印度的民主市场制经济绩效进行对比，强调在经济比较落后阶段，集权政治有其必要性，腐败损失相对于集权收益来说是次要的，贫富差距扩大与腐败无关。

那么，比较优势真的会自动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吗？威权政治是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吗？

二动态的比较优势必须通过政府积极干预才能形成

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也是各种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有两种，一种是静态的比较优势论，无论是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还是要素禀赋论，都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商品生产中生产率存在着相对差异，各国就可以通过生产各自有比较优势生产率的产品，进行国际贸易，在贸易中，各国都可以获得福利的增加，因此，依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国际贸易，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要素禀赋论则进一步从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入手，认为各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资源来生产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各种要素的价格将最终实现均等，这就暗示落后国家应该依照自己国家的资源禀赋进行国际分工，通过国际贸易，最终实现与先发国家均等的要素报酬，拉平与先发国家的收入差距。雷布辛斯基定律则进一步认为通过国际贸易，落后国家可以不断积累资本，从而改变自己的资源禀赋状况，自动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无论是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还是雷布辛斯基定律，都认为自由贸易是一种双赢现象，自由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另外一种是动态的比较优势论，该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可以创造的，如果不主动创造比较优势，就会一直处于后发劣势状态，受到马太效应支配，在财富分配中永远处于不利地位。首先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它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对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它认为，由于各国分工不同，那些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发达国家就可以垄断市场，使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处于交换的不利地位，因此，落后国家必须实现工业化，打破发达国家对高端产业的垄断，才能获得公平的贸易地位，合理地分配贸易利益。而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改变资源的配置，市场经济只注重短期的配置利益，固化已有的不合理国际分工，自由贸易会扼杀幼稚的民族产业，固化落后的产业结构。因此，李斯特强调了幼稚产业保护的重要性，有限贸易保护的必要性，认为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制度创新和合理干预十分必要。李斯特的理论后来受到后发国家发展经济学家的普遍重视，并被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进一步完善，成为二战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另外一个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该是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在不同生产阶段处于不同的资源聚集状况，需要不同的生产模式，要求在不同的国家生产。

因此，当前看一个国家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一个国家生产甚么，而是应该看该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也就是说，不在于生产甚么，而在于用甚么技术来生产！现在一些国家接受一些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以为改变了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哪只能是一种幻想，只有拥有自主的技术开发能力，落后国家才能改变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新贸易理论则更强调国家对战略性产业保护的必要性，该贸易理论认为，现代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型企业规模庞大，投资巨大，资本回收周期长，如果让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的话，私人企业一般不会进行投资，但一旦这些企业形成生产力，就会产生规模经济，边际收益递增，产生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有的还会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再如果市场非常有限，该企业还可能会获得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利润。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政府积极地扶植一些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明显的战略性产业，以获得先占优势和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都主张自由贸易，市场调节，反对保护贸易和国家干预，要求维持国际分工现状，让市场自动调节产业结构，认为自由贸易可以逐渐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自由贸易的结果是马太效应，因此，要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必须实行有限贸易保护，促进产业升级；它们认为市场调节只关注短期利益，为了国家长期利益的实现，适度的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只有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才能够摆脱马太效应，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

从历史发展实践来看，那些仅遵循静态的比较优势参入国际分工，实行自由贸易的后发国家一般来说都（石油等少数战略资源拥有国除外）长期面临着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厄运，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在自由贸易中，它们的产业结构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于对出口产业的过度投资，形成大量沉淀资本，处于一种资源锁定状态，因此，在供及上就缺乏弹性，导致贸易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经济的依附性发展加深，这在那些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和非洲一些可可生产国十分明显。而那些后发成功的国家一般会推行长期的产业政策，积极的进行政府干预，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积极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准，努力改变自己的要素禀赋，改善贸易条件，最终实现赶超。无论是二战前的德国、日本，还是二战后崛起的韩国、新加坡莫不如此。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纷纷从新自由主义角度对韩国和中国台湾进行了比较，认为韩国政府的过度干预，大量投资于自己并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产业竞争力降低，使其经济绩效低于中国台湾，导致外债大增，国家破产。台湾政府则在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之后，让企业自己根据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电子加工工业，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发展，抵御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进一步得出结论，主动地干预产业，企图创造新比较优势的做法是要不得的，它只能适得其反，破坏资源配置效率，并就三星与台积电进行对比，对台积电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赞赏有加。然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去十年后我们再回首，得出的结论可能恰恰相反，韩国的工业潜力远远高于中国台湾！台积电、明基、华硕等等，永远只能充当二流脚色，只有三星才可以挑战索尼的领头地位，而且，韩国的汽车，核能发电，造船，钢铁都挤身世界前列，在中国台湾，电子组装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大批国家的加入，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产业的过度单一化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使台湾经济不断恶化，在四小龙中垫底。因此，只有那些积极主动地创造新比较优势，舍弃短期的比较利益，赢得长期比较利益的国家，才能不断改善贸易条件，实现赶超目标。

当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诸国政府也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希望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但却造成了发展的危机，对此我认为并非干预之错，而是政府失灵和干预不当之错。虽然，后发国家积极干预产业发展的并不一定都成功，但是，那些没有积极干预的后发国家则几乎没有成功的。就是发达国家，美国政府也正在构筑信息高速公路，韩国政府正在推进金桥计画，欧洲正在合力推动伽利略计画，期望占领战略制高点，赢得未来竞争优势！

三威权政治已不再是后发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

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一般是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得出发展规律的，通过对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有两种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种是先发国家的渐进式现代化模式，一种是后发成功国家的赶超式现代化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先发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升级是自发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由于在发展中有先发优势，处于国际贸易的有利地位，所以一般主张自由贸易，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一般遵循先农业发展，再到轻工业发展，后到重化工业发展，信息产业发展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上层建筑也发生相应的变革，民主与法制逐渐完善，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般较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称为渐进的平衡发展模式，遵循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社会控制主要通过民主与法制来规范。这种模式的一个基本缺点是市场失灵比较严重，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但经过凯恩斯革命以后，政府的宏观调控使市场失灵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