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1946-1949）

本文选择以1946-1949年的《天风》作为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因为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以《天风》最具有争议，在与现实的结合方面又最具代表性，而其创办人吴耀宗亦是中国激进基督徒的代表人物。这个刊物在战乱中诞生，1949年以后又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此外，这里需要对「激进基督徒」予以界定。这里的激进是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政治上保守或中立的基督徒而言。具体来讲，激进基督徒一般具有以下特征：政治上支持社会革命，倾向共产党，对于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具有较高的认可度；神学立场比较激进，强调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敢于批评指责政府，积极欢迎新时代的到来。

一

《天风》1是一份基督教周刊，1945年2月创办于成都，主办机构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后，改用「天风社」的名义出版。

《天风》的诞生源于基督教应对时势的要求，也归功于以吴耀宗为首的一批激进基督徒的推进。2 其宗旨是提供一个言论管道，以便教会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做出基督教的解释。它所引为模范的是美国基督教自由派刊物《基督教世纪》周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这可以从《天风》的办刊宗旨略窥一二。在《天风》的发刊词中，吴耀宗指出：「本刊是一个基督教刊物，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主张，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主张的基础就是上帝为父，人类是弟兄的信仰。现代民主主义大部分是从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把这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中国现在的问题上，使它能够变成转移危局，救赎人生的力量，就是本刊的使命。」

编者在《耶稣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文的按语中明确宣称：「本刊的使命是表达基督教对于当今时局的意见，尤其是响应并促进国内外蓬勃成长中的民主运动，所以我们除了宣扬耶稣的真理以外，也尽量刊载有关民主与团结的言论。」 3 吴在1946年8月的《复刊词》中强调，在维持与改革现状的斗争中，作为主张自由平等与彻底民主的基督教应当是进步革命的，当下的使命「就是要把现在以人为奴隶，以人为工具的社会，变成一个充分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使人类不必再因利害的冲突，阶级的对立，而演变成分裂斗争的现象」。4 其参与政治及对于时局的态度已是十分鲜明。在其后《复刊一年》的社论中又重申了这一信念：「基督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信仰，它是革命的力量和酵母。尽管基督教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挑战，但是它从来没有退却；相反，它总是坦然地面对挑战，而且必将击败这个世界所有的邪恶力量。」5

《天风》「可算是教会定期刊物中的突起异军，确是新型的，较诸其它各教会报大有不同。更当提及的，其立论的正义感，相当精纯，态度积极，大有主耶稣斥责罪恶奸邪，具有大智大勇的气魄。」6 以至于谢扶雅不无担心地感慨：「如果天风因了过去底作风而犹被訾为太前进，左倾，过激，……以至弄到不得不竟遭流产底一天，那就太可惜了！」7

《协进》月刊评论《天风》说：「该刊为一综合性刊物，言论注意自由前进，其立论虽非代表教会共同的思想，但为教会一部分爱好自由前进之作家，分别撰述各方面文稿，颇受青年欢迎。」8

为尽可能做到代表《天风》的立场起见，本文所选择的《天风》周刊的文章，除个别文章外，基本上都是社论或者每期的首篇文章。其实，从文章的观点来看，《天风》的作者群中还有不少的激进分子，但本文仅以所选文章的作者为例，所举文章除社论外，涉及14位作者。其中吴耀宗、张雪岩、郑建业、涂羽卿、陈仁炳、林永俣、陆干臣、黄培永、耿元学等9人所存资料较为详实，通过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可以约略窥知他们言论立场的渊源。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二

《天风》自1946年10月第四十二期取消社评（论），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其置于首位的文章大概推演出其倾向性。而从1948年12月149号起又重新恢复社论，成为该刊重要论断与取向的标杆。《天风》标榜开放民主的办刊，允许不同的言论存在与自由论争。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不同观点的碰撞，甚至与社论基调不甚相同的文章亦有刊载。但是，一个刊物就是一个生命，整体上还是具有清晰的价值取向与立场定位。《天风》也不例外。我们就从《天风》的整体来考察，以几个问题为核心，梳理出《天风》在这些问题上所呈现的脉络。

第一是对于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天风》着眼于两个方面，首先即是严厉批判教会与现实的脱节。

吴耀宗在59期发表基督教讲话之十一《基督教与政治》，首先批判了基督教内部坚持基督教与政治无关的论点，批驳了属灵派与基要派封闭的个人福音观，认为：「基督教对于政治所应当发生的作用，就是以先知的声音，对一切影响人类生活的事，批评指导，为真理作见证。」并且「应当主张社会的自由平等，拥护人格的神圣尊严」。同时也指出目前「基督教最大的弱点，就是它和现社会太过打成一片，使它不能负起批评社会领导舆论的责任。」而且「被统治者利用作麻醉人民的工具。尤其是近世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打成一片，不止拥护这制度，并且变成它的骨干，作了它的代言人。」基督教失去了其超然性独立性，目睹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不能有所作为，吴认为这样的基督教已经丧失了真正的内涵与本质。教会与现实脱节也使得众多的青年感到失望，甚至离弃基督教，转向共产主义。9

现实中基督教会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诸如「主唱和平宣传和平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的战乱国事讳莫如深，对贫富不均的社会也缄口不言，甚至教会自身亦在这种不均中过生活毫不感到不对，对非法无礼的贪官污吏和豪商巨贾，反有和谐，对强权争霸的国际关系，也毫不介意。」10

而《天风》则公开宣扬「基督教是超脱时空限制的伟大信仰，也是革命运动的动力和酵母，现实向它挑战，它就勇敢地接受，而克尽它底战胜恶魔的使命。」11 明确主张，「我们应该过问政治，分析政治，批评政府，并站在为民主，为自由，为平等，为幸福的一面，向恶魔和恶魔的代言人进攻。不要忘记，耶稣的精神是战斗的。」12

其次，着重指出了基督教的性质。从《天风》的一批代表性文章里，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关于基督教性质的线索。概而言之，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真理至上的宗教，人民的宗教。论者常常涉及到新与旧，前进与倒退，进步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等带有强烈比照与明显倾向的词语，并指明基督教在二元对立中的绝对选择与优势定位。

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毫无疑义地，基督教是主张自由平等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因此，它应当是进步的，革命的；只有进步的，革命的基督教，能够真正表现耶稣基督的精神。」革命在这里是弃旧迎新，破除黑暗拥抱光明，具有勇往直前敢于战斗的精神。虽然「基督教不能也不应拟定新中国或新世界的方案，……但是它却不能因为这样就无视于旧时代的罪恶。违反正义人道的社会和国家，压制人格的制度是阻碍上帝的旨意在历史中的实现。教会应当毅然地负起先知的使命，发出上帝严正审判和慈爱救赎的声音；揭露时代的罪恶，宣示上帝的慈爱。」教会保持革命性与批判性的根本是保持先知的角色与使命，而非与哪一个时代或哪一种社会制度同流。13

基督教是真理至上的宗教。「今日的世界，正在一个剧烈的转变中。旧的东西，将要毁灭，新的东西，已经萌芽。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抱着『真理至上』的精神，摒弃旧的东西，迎接新的东西？如果某一种已经证实了的真理，国人认为是危险的，我们敢不敢公开地接受他，为他宣传？如果某一种真理，是从一个我们所看不起的人，或者是从我们的敌人的口中说出来，我们会不会为着『面子』的缘故，而仍然把它拒绝？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接受某种真理，可能的就是等于站在新旧两种对垒的力量中的某一方面，就等于有所偏袒，就等于参加了一个斗争。中立是不可能的，但是中立的态度，就是『与世浮沉』，而不是『真理至上』。」14 以上所列的选择破除了中立的可能性，具有鲜明的立场，我们可以推断这种选择的深意是一种选定，即哪种力量是新的，代表进步的，那就是基督教所应支持拥护的，换句话说，那也就是真理所在。

基督教是人民的宗教。人民群众的概念已经开始频频显露，这得益于民主观念的盛行一时。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与民主潮流的涌现进一步凸显了人民的力量。「战后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民的世纪』，中国也已经挂上了世界的民主列车。……基督教是一个人民的宗教，所以基层建设为基督教一个永恒的使命，直到人类在经济上，政治上及社会上达到真正平等的一日。」15 1949年首期《天风》发表专论，强调教会属于人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的古语包含一个不朽的真理，人民的声音正是上帝要垂听的声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上帝的旨意。」并进一步宣称：「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内人民的胜利一定可以得到基督的祝福，反人民的力量要受他的咒诅。因为基督的道理是施行公理的，公理是属于人民的，所以基督必然属于人民。公理必然得胜，所以人民也不会失败。」16

按照普世宗教与革命宗教的标榜，基督教提倡阶级平等与民族平等。邱道成更是将其扩展为全人类的宗教，发展出一种新的基督教史观。豪迈地宣称：「甚么是基督教的历史路线呢？它是解放全人类，不分阶级，性别，肤色，信仰，地域！它是促进全世界和平，使人类免受战争的恐怖与威胁！它是实现『天下一家』使全世界十六万万人民组织一个以爱为中心的大家庭！甚么又是耶稣的中心信仰与主张呢？它是实现全人类的博爱，自由，平等。它是促进科学的进步，提高全人类的经济生活。它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在人类进步思想的最前线，促使民权时代的早日实现。」17 这种阐述已经使基督教完全超越了现实之争，是具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新史观」，或许可以称之为基督教共产主义。

有人批评《天风》是偏于共产党，「带有某种色彩的」。吴耀宗解答说：「讨论政治问题，就不能不有所主张，有所批评，讨论政治问题，就不能不对现状表示不满。」事实上的确是有所偏向的，吴的文章更为明显。故此，他进一步表示：「我们不怕『偏』，我们应当『偏』。真理是『偏』的，真和假之间，没有中立的地位，是和非之间，也没有中立的地位。」18

也正因为此，《天风》从「第三期以后，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二篇文章被删，或被扣呈重庆图审会，将一期中预定的稿中弄得支离破碎，使编辑的人不能按照原定的计画做。」19 自1947年10月25日的第九十三期起，原有的「时事述评」栏目取消，只保留了篇幅不大的「每周时事摘要」，大概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原有的述评观点鲜明，倾向性十分明显，颇有些快意恩仇的味道，可能也惹了一些人的不快。由述评改为摘要后，只呈现事实，述而不评，多少也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妥协。

第二是基督教与民主。民主运动的兴起是基督徒对时局的一种响应。民主问题也是《天风》所关注的重点，论述较多，具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基督教与民主是不能分开的。1949年担任《天风》主编的林永俣认为，「反民主就是反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所支持的就是民主，所要打击的就是反民主。基督教基本的主张是确定人的价值，民主思想所争取的是保障人的自由。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说，惟有人的价值的确定，人类才能得到自由。这理论与民主思想根本没有冲突。」 20

民主化与基督教，在原则和观点具有不少的共同点。时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兼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涂羽卿，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战后第一届常会演讲中强调，「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民主化的生活方式；基督教的品性也就是民主化的品性；基督教的最高原则也就是民主精神的最高表现。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基督教是能使民主生活方式基督化的。」21

1949年1月29日，《天风》发表社论《谈基督教与民主》，对于「基督教」与「民主」作了详细的界定，澄清了一些错误的认识，继而指出：「民主政治之背后，是民主的精神。就在这里，它与基督教的教义，发生关系。因为基督教尊重人的价值、人类平等、彼此相爱、与人类机会均等这些道理，和民主精神吻合。不过，民主政治除了这些，还有经济的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及社会福利等实际的设施，都是属于政治的范畴。」并指斥目前所见的民主只是政治野心家的资本，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22

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