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炬明：精英主义与单位制度――对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案例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是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10月举办的“比较制度研究国际研讨会”而作。感谢该院阎凤桥、郭建如两位老师对本文的支持与鼓励。在过去五年里，作者以此为题在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校做过讲座，并根据同行和同学们的意见进行过多次修改。值此成文之际，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内容提要」与北美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有两点根本不同：制度化的精英主义和单位制度，其他不同均源于此。这两点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因此这些特征不会迅速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过去的十余年，制度化的精英主义依然如故，但单位制度却受到市场化改革的严重挑战。本研究所考察的大学仍保持其单位制度，但学校里的某些变化开始改变其性质。本文进而讨论了这些变化及其可能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大学/组织/精英主义/制度研究

这篇论文是在我十年前所做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那篇博士论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一所中国大学的组织人类学考察来揭示中国大学与北美大学在组织与管理方面的差异，并给出相应解释。博士论文指出中国大学与北美大学在组织与管理方面有两点根本不同：制度化的精英主义和单位制度，而文化根源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因此，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对这两者构成严重挑战，但在未来十至二十年里，这两个基本特征将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因为它们不仅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实践，也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士毕业后，笔者回到了所研究的这所大学。十年来的观察发现，制度化的精英主义仍然十分强大，但单位制度却面临着生存危机，而这一变化正在改变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对其管理造成重大影响。这篇文章将报告这些新的变化，并讨论其可能的影响和意义。

一、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考察的学校是华中理工大学（通常简称“华工”），这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建于1953年，2000年与另外三所大学合并，更名华中科技大学。这是中国在中部地区的一所主要高校，一直由教育部直接管理。按教育部的规划，这所学校在21世纪中期要建设成一所国际知名大学。在中国的各种优秀大学排名中，这所学校总能排在前面。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是一所学术发展较好的研究型大学。

中国教育部有直接管理一批重要大学的传统。一是因为这些学校重要，属于国家重点大学；二是通过管理这些大学给其他地方部委院校作示范。因此，研究这所学校能更好地反映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管理的要求和特点。更特殊一点的是，这所学校属于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建立的那类大学。该校把自己建校以来的发展和成就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1]，这显示了它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由衷认同。因此研究这所大学可以更好地揭示意识形态对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的影响。

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是组织人类学（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即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组织问题。[2]采用组织人类学方法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课堂讨论中，老师和同学们常常无意识地把北美大学作为大学一般模式，而中国的情况与北美的模式很不一样，英文文献中又没有关于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比较深入的研究；二是我预感到中国高等教育即将发生巨大改革，因此有必要保留一个关于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比较全面的人类学描述，为今后研究当代中国大学的制度变迁奠定基础；三是我对当时流行的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中国单位制度的不满。对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单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组织人类学是一种适当的研究方法，能够揭示这种制度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人们可以更贴切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会有种种特点特色。

笔者于1995年从麦吉尔大学返回华中理工大学，做了整整一年的现场调查，考察了这一年里学校各项主要日常工作。研究范围包括：校园、校史、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学术梯队、人事、后勤、财务、校办产业、党组织的管理功能，最后得出上面的那些看法。2000年，笔者回到华工工作，继续观察这所大学的变化并检验所得出的观点。

二、制度化的精英主义

本文中的精英主义是指从所有组织成员中挑选出一小批人，给予他们特别的教育和培养，把他们安排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使他们做出杰出成就，对他们的成就给予特别表彰，希望他们能够领导组织不断前进。这里的组织可以小到一个三人小组，大至一个国家。这个定义描述的是一个机制，一种制度。在这个机制中，组织做了五件事：选拔、培养、提拔、扶持、表彰，目的是期望这些被精心挑选、重点培养的精英会成为组织的先锋，领导组织前进。这个精英主义机制的核心是马太效应。由于精英主义是组织对少数人的特别关怀，并把他们置于大多数人之上，因此它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

然而，精英主义存在于所有等级社会中，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是把精英主义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elitism ），使之成为一种正式制度（official institution）。中国大学与高等教育中的制度化精英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方面的精英主义，二是政治方面的精英主义。梯队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基本价值信念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下面分别论述。

高等教育金字塔

首先看高等教育系统。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金字塔，由下而上是民办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普通地方专科学校、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重点高校、近百所“211”高校、三十余所“985”大学，七所所谓“重中之重”的“985”大学，最后是位于塔尖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3]这个金字塔是中国高等学校管理最主要的制度环境。每个学校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个金字塔中占据什么位置，而这一点又基本决定了其工作目标、工作标准、资源来源与数量、管理模式与方法以及社会声望。处于不同层次的学校，哪怕是只差一个级别，都会在学校教育目标、招生、课程设置、师资、教学条件、毕业生就业与今后个人事业发展等方面表现出巨大差别。这个位置也直接影响着教师与管理人员的工作视野、价值观、工作标准、工作方式，甚至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不同学校里的人们实际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有不同的思想与价值观，按不同的方式行动。这些特点构成每个学校管理的基础，是造成学校社会声誉与特权差别的基本原因。

这个金字塔是一种正式制度，是由政府直接控制和维护的。政府不仅根据这个体系进行教育规划，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和发展水平，还根据这个体系对全国高校进行管理和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制度是中国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严格维护这个系统，使之稳定不变。

然而，这个系统也会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政府要抓国家创新能力了，原来的重点大学分化出“211”高校、30余所“985”高校、7所重中之重高校和北大与清华等几个级别。为了指导大众化高等教育，就出现了民办学校、成人高校等类别的学校。有时候为了某些原因，还会在系统不变情况下允许一些学校升级，例如从专科学校升为本科院校、从非重点院校变成重点院校等等。

由于升格对每个学校来说都是一场事关资源与前途的争夺战，对学校来说，合理的竞争策略是：平时积累升格资本，等待时机；机会一旦出现，就全力争夺，争取更上层楼。然而这样的升格机会是罕见的。一旦出现，学校就必须抓住。因此，中国高校中的刮风是不可免的。只要上面“开口子”，下面就必然刮风。例如近年刮的换校名风、升格风、合并风等均是如此。结果，当政府要求各个高校根据自身条件自觉定位而不要一哄而起时，很少有学校会认真响应，因为这无疑要它们安于现状。从制度与政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制度框架与现行政策相互抵触的典型例子。

既然这个金字塔意味着一种机会与资源的制度性不平等分配，为什么这个金字塔还能够存在？一种制度能够存在，不仅要有上面的倡导，还得下面肯接受。就是说，上下双方必须接受一个共同价值观（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理由是社会分工，在资源有限条件下要保证重点，其价值基础是“全国一盘棋”。“全国一盘棋”是一种集体主义观念。高校认可了这个观念，同时也就接受这个安排。

然而，要在北美建立起这个制度却不大可能。北美相信个体特点和个体竞争而不愿相信政府基于集体主义的制度安排。①美国最终没有建立国家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就是一例。从建国起到二十世纪美国就一直有人主张建立一所国家大学，但这个梦想最终归于失败。布鲁贝克认为，美国国家大学梦想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公众更喜欢生于各地、长于各地的草根大学，而对联邦政府主办的国家大学表示怀疑。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1869～1909）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建立国家大学有可能把中央政府的政治影响带进高等教育，从而削弱个体自由和首创性。[4]由于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大学标准样板，各地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发展。而这就是中国政府目前所梦寐以求的各个高校根据自身条件定位。一位研究者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成功的原因是它没有统一的系统，因而得以保持多样性。[5]在这种多元分散决策的条件下，中国式的刮风是不可能的。

控制与管理

政府通过两个途径管理这个体系。一是使用直接的控制与管理手段，包括统一的国家学位制度、统一的专业目录和专业教学基本要求，为各级各类学校制定工作规范与标准，组织统编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编写，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学校评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学位制度，它是这个管理体系的基石之一。中国的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也就是说，中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而不是学校学位制度，因此是国家而不是学校要对所授予学位的质量负责。依据这个原则，中央政府就获得了控制与管理一切与学位有关事项的权力，从而可以合法地为各类高校制定工作规范与标准，制订统一专业目录和专业基本要求，组织编写统编教材，组织对学校与教学的评估等等。换言之，中国国家学位制度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管理制度的基石和标志。如果像北美大学那样实行学校学位制度，即由学校而不是由国家对学位质量负责，学校就获得了控制本校教学事务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学位制度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一个制度前提。

学位多样化会导致学校与教学多样化。美国大概是世界上学位类型最多国家，仅专业博士学位就有48种之多。美国大概也是用最多的不同方式授予同一种学位的国家。例如，既有像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那样严格训练的MBA ，也有每周一天一年内可完成的MBA ，以针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学位质量主要根据学校甚至学院的质量来判断。尽管人们对学位质量多样化褒贬不一，但美国高等教育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多样化是美国高等教育活力与特色之所在。它满足了社会的不同要求，使教育得以更好地服务社会。[6]与此相比，中国高校却不得不在多样化的道路上艰苦蹒跚。

中国政府管理这个系统的另一个途径是间接途径，即建立政府与学者之间的联盟。一种普遍形式是建立各种官方性质或有官方背景的各类专门学术委员会和专家库，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这些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重点大学的资深学者。他们作为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显示了政府对精英群体的认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价值倾向会影响他们对所参与事务上的态度。作为官方与半官方组织，这些委员会一般会自觉支持政府意志，同时有意无意地宣扬精英高校的理想。因此，在他们处理大众化高校事务时，如何防止他们扭曲这些学校的教育目标，削弱它们的个性，就会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这种扭曲和削弱最终会阻碍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发展。

政府与学者联盟在中国并非新事，而是个历经千年的古老传统。在传统中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可以描述为“不即不离”。一方面是相互独立，区别政统与道统。政统是政治系统，由以在位帝王为代表的政府系统负责维护；道统是理念系统，由学者负责捍卫。另一方面是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选拔学者进入政治系统的科举制以及入世为官、出世为学的学者／官僚传统，都是政治与学术结合的例子。没有这个合作传统，就不会有中国著名的文官制度。两者之间时有发生的紧张关系也非常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