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中国改革的政治失灵

过去28年来中国创造和累积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改革的经济绩效不仅捍卫了改革路线本身，也成为毛时代之后中共重新自我定位和重获统治合法性认同的主要源泉。由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日益严重，2004年以来对改革的反思一度成了热门话题，并被冠以“第三次改革争论”之名。但笔者以为，国内已有的反思基本上未触及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党专制+经济改革”的中共“改革观”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改革观”使得真正的“推进”、“深化”、“突破”、“攻坚”难以实现，凸显改革的非公正性与发展的难以持续性问题，也让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得以施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遭遇重重困境，关键的原因在于改革的“政治失灵”：改革为政治所坏，政治因改革而衰，二者均不可能达到中共所预期的状态。

一、中国改革的政治涵义

对于中共来说，改革的巨大经济成就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政治涵义。

第一，维护了统治集团的表面团结，让那些政权内部怀疑和反对改革的人闭嘴（至少不得不改变话语方式）。官方声称，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中共的改革政策是正确的、改革方案是高明的，由此借力打力，中共逐渐剔除了党内的极端反改革势力，由一个专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政治党”向一个“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经济党”转变，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取代“毛主席革命路线”并占据主流地位的、具有“凝聚党意”之作用的“改革共识”和“改革话语”。

第二，维护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稳定，让那些在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的普通民众保持忍耐和克制。官方宣称，改革的代价与损失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即所谓“改革的阵痛”），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必将使受损害者在不远的将来获得弥补损失的机会，当局完全有能力最终兑现他们“共同富裕”的承诺。中共试图藉此消除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对改革公平性的疑虑（但这一图谋显然并未实现，而且越往后越不可能实现）。

更为重要的则是第三，中共希望用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向全中国、全世界表明，尽管毛泽东─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尽管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统治已经崩溃，尽管中共官僚体系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操守已经荡然无存，但中国现行的政治架构、统治局面仍然是非常可靠的和不容取代的，中共统治集团的信誉和能力依然值得高度信赖。简言之，中共希望以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来证明，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完全不必要，它企图以高速的经济发展来拖延、扭转和最终取代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当然，这一政治图谋看来也越来越不可能充分实现）。

笔者所谓的“实质性的政治变革”是指公共生活的民主化，这显然关涉到中共的执政地位和统治方式的根本转变。迄今为止，这种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是中共统治集团所不愿正视、更绝对不愿接受的。在中共的政治辞典中，这种实质性的政治变革与“亡党”无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是中共主导了改革，不如说是改革挽救了中共；并非是强大正确的中共赢得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改革，而是曲折进行的改革维系了一个不断衰弱的中共。

改革绩效所派生的统治合法性于中共性命攸关，因此，能否坚定地维护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像，能否让改革的经济绩效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收益，已经与中共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形之下，“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因此邓小平才放出狠话：“谁反对改革开放，谁下台！”（尽管在说此话之前，曾经被邓氏非正常地驱逐“下台”的，恰恰是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公认的“大胆改革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改革动摇不得”之类的说法在中国几乎成了“公理”。确实，除了“改革”，中共当局实在拿不出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创新”或“伟大成就”，来佐证他们的执政资格与“执政能力”。

“改革”与“政治”的攸关性突出地体现在中共“基本路线”的变迁之中。作为中共改革时代基本政治教义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早已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其一，由于“经济中心论”忽略了“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有趋于多中心或无中心之势，正在悄悄地被“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所取代。其二，“四个坚持”早已分崩离析，工人农民的政治边缘化和公有制计划体系的经济边缘化，使“马列毛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已不堪坚持，只剩下了剥皮露骨的最后“一个坚持”──即坚持一党专制。在失去其它3个“坚持”的掩护之后，“坚持党的领导”便不得不由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来独力支撑。于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就简化成了“一党专制+改革”。

然而，“一党专制”与“改革”的“神圣同盟”是一个非稳定、非均衡、非常态的结合，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具有浓厚的实用性与权宜性，而天然地缺乏理论上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很难向旧制度的纵深挺进。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改革”必然成为一个逻辑混乱、结构扭曲和自相抵牾的大魔方。

正是由于“改革”的政治意义不断加强，我们不难发现，官方的“改革话语”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不亚于“社会主义话语”的“准意识形态”。在中共的政治语汇（即所谓“理论体系”）中，“改革”业已上升为一项政治价值标准，在通常的政争中，“改革”已牢牢地居于无可争议的“政治正确”。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口号之下，任何贬低、否定、甚至质疑“改革开放”的言行，都极有可能被视为中共改革时代的“离经叛道”。

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股市改革受挫，国企改革深深陷入产权的泥潭和治理结构的僵局，金融、财税、汇率改革因潜伏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而进展缓慢，要素市场始终无法建立，而对居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又因严重丧失公平而彻底失去公众信任（面对已普遍弥漫的社会不满，官方破天荒地承认“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也高调否认了“教育产业化”乃教育改革的初衷），高消耗、高污染、高投资、低就业、低福利、低内需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屡遭诟病，再加上久治不愈的“三农”危机、基层财政危机、腐败危机的煎熬，已经使中国改革的国内形像跌到低谷（尽管国外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依然很高）。

在以郎咸平批评“产权改革导致国资流失”为高潮的热闹的所谓“第三次改革争论”中，批评改革的一方获得了广大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与喝彩，一下子令一些以“改革推手”或“改革师爷”自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无言以对、“集体失语”[1]。顶着“特殊利益代言人”的污名，他们不免忧心忡忡──明里是忧心中国的改革受阻，暗里则是忧心中共高层耳根不净、不够英明，不便挑明的更深一层的忧心则是怕“圣眷”不再、“帝师”之位旁落。

其实，尽管中国改革遭遇重重困境，但在1994年之后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一类担心大可不必。无论如何，中共高层必定会自觉自愿地站在“主流派”的一边，必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出来“表态”，通过“发表重要讲话”的方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2]。理由很简单：“改革”不仅是官商既得利益阶层主要的获利渠道，也早就成为中共统治集团几乎唯一的政治护身符！我们实在看不出今日之中共还有任何公开背离“改革路线”、改弦更张重探新路的政治资源与能力。说白了，既往的改革纵然有万般不是，但若舍弃了“改革”，又到何处寻觅新的政治本钱？

二、中国改革中的问题与中共的“改革观”

囿于官方“改革话语”设定的言论界限，目前国内对改革的批评大多失于肤浅。奉行“一党专制+经济改革”的“主流派”们已经习惯于粉饰改革、淡化问题，总是以“转型时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以避免”和“改革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的过程”来加以搪塞。因为他们早已将政治上的专制视为中国改革的天然前提，这便必然导致他们视强梁者的巧取豪夺、弱势者的苦难无助为“改革”之必然后果。因此，他们对批评改革的声音自然充耳不闻。而那些来自“左”的、民粹的或国家主义立场的“非主流”们，他们则要么以真问题去迎合假主义，要么以伪问题去干扰真改革。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目前的半吊子市场经济早就已经“市场化过度”了，而改革之错在于国家管制得不够宽、政府干预得不够强、官方的权威不够大。简言之，当前的专制不如已经逝去的毛泽东的专制。可以说，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论”对中国改革的“反思”价值有限，最后，这场争论竟然奇怪地归结到要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这样直白得有些幼稚的问题上，并由中共高层的“表态”来作结，滑稽得令人哭笑不得。

中国改革的真正问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坚持改革（邓小平早就坦承“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也不全然是渐进还是激进、快改还是慢改等技术性问题。关于中国的改革道路，贯穿始终且至今未能解决的老问题一直有两个：第一，改哪些方面？向什么方向改？改到何种地步？第二，以怎样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去改？由当局自上而下集权强制式地改，还是由民间社会自下而上自由自发地改？推倒重来式的改还是修修补补式的改？以西方为师式的改还是“中国特色”式的改？而当前变得十分突出的新问题大致也有两个：一是基于严重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贪贿横行、贫富悬殊，如何克服、纠正乃至“清算”前期改革中出现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并保证后期改革的基本公正？二是在“不改肯定不行、改了也不一定就行”的现实情形之下，在已经深深堕入中国式改革所挖掘的“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语）之时，如何赋予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更深层次、更高强度的改革以新的推动力，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得以持续并向纵深挺进？而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本质的、要害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它就是一党专制与改革的关系。

正是这一问题，才使得中国改革的所谓“推进”、“深化”、“突破”、“攻坚”难以进行，也才使得中国改革的非公正性与发展的难以持续性问题异常凸显。事实上，如果我们永远都不能确定中国的改革是否要克服、突破和最终背弃一党专制，那么，我们也就无法确定中国改革所应达到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自由化之程度（因为这些目标与一党专制制度绝不可能同步进展并“互利共赢”），也无从确定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自由化的改革方法与手段；而如果我们缺乏对这些目标与手段的基本认定，那么，中国的“改革话语”无论怎样地“理论创新”，也不能够提供一套明确且可行的“改革观”，中国的改革实践在整体上就必定是短视的、偏狭的、盲目的、混乱的、无序的、功利的、权宜的、腐败的、非协调的、非均衡的、非公平的、非正义的！

20多年来，中共曾经给改革加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限制词，比如，“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改革”、“循序渐进的改革”等等，这些限制词的重要性有时要大于改革本身。但这些限制词的涵义并不明确，它们并不意味着中共确立了明确的改革观。邓小平本人一向回避对改革作出明确的定性，他三番五次地强调“不争论”；而所谓“不争论”则无非是两种情况：本是谬论必经不起争论，或者本无定论故不宜争论。邓小平的改革思维其实是一个逻辑混乱的大杂烩：一面是“猫论”、“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的“发展优先论”，一面又是“四个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决定论”；一面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主义，一面又是“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的激进主义；一面是“借鉴、吸收、引进”的实用主义，一面又是“决不照搬”的排外主义；一面大搞厚此薄彼的“先富”游戏，一面又反复标榜“共同富裕”。为了弥补改革观的漏洞，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结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使改革处于永久性的左右摇摆之中。凡此种种说明，在“总设计师”那里，不仅没有形成设计蓝图，连草图也还不够清晰。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似乎意味着中共的改革观终于基本定型。然而，这是个错觉。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一党专制+经济改革”的官方解说。由于中共无法清楚地界定改革与抛弃旧体制的明确界限，无法确定一党专制与自由市场的共存空间，因此，人们也根本无法确定一党专制下的市场经济与“完全市场经济”之间的最小距离究竟有多大，无法确定市场体制的“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语）将受到一党专制多大程度的扭曲；基于此，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过程也就不可能是明确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