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平：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安徽省是全国的“重灾区”，地处江淮之间的鱼米之乡无为县1]在全省率先创办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当时全县“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盛行，最后全县竟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笔者搜集了该县的相关资料，辅之以对当地经历过“大跃进”的干部农民的访谈，试图将无为县“大跃进”的始末和后果展现给读者，帮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理解1950年代末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浩劫。

一、“人民公社”制度下无为县的“大跃进”真相

1958年9月，无为县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无城、虹桥、新民、观音、官镇、凤河等乡镇合并办起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无为县红旗人民公社，10月上旬将全县乡镇合并为31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劳动组织按营、连、排、班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则实现集体化，各村办集体食堂，财务上以连（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对劳动力统一调配。[2] 人民公社把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村合并，实行统一核算，实际上就是穷村共富村的产。当时流行的“全民大办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等群众运动，无一不是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财力，连所需房屋、用具等多向各村和民众调用。

那时任用基层干部只考虑个人关系、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很多干部的文化素质低，村一级干部大部分是文盲。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层层加码下来的任务，不顾实际情况，只知“下面听上面的、上面听中央的”，一昧蛮干。而人民公社制度却让这样的干部们控制了农村几乎所有的社区经济资源，而且可以集中分配，干部们得以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措施支配、控制农民的行为，中饱私囊也大为便利。结果地方干部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盛行，同时“大呼隆”生产、吃食堂制度也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由于实行供给制和无偿劳动，收获的粮食一律归公，公社社员们认为，“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于是吃饭时人多，出勤时人少，装病的人多，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过去能挑1百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1958年底，全县有农业劳动力近35万人，非农业劳动力近4万人。为了实现工业“大跃进”，全县共抽调劳动力74,229人，其中外调支援省、地和其他县工业建设47,266人，参加本县工业建设26,963人（钢铁3,107人，机械1,517人，采矿9,126人，炼焦1,414人，电力工业164人，交通运输6,481人，建筑843人，纺织、冷冻等4,311人）。而各公社内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劳力调动则无法统计。被调走的农民每天只有约1.5斤至2斤口粮，毫无报酬，还得日夜苦干。后来发生了严重的饥馑，再加上超强度劳动，许多人饿累而死。笔者调查走访的对象多为60岁以上的民众，对那段痛苦岁月的经历记忆犹新，现在仍能娓娓道来。据新店大队靠山村农民程长水说，当年兴修全县最大的新华水库（位于昆山乡西南角）时，每天都有饿死人、累死人的现象；有的劳力被调往外地劳动，照顾不到家里的妻子儿女，致使家里人也饿死不少。他本人（父母已饿死）因在新华水库连续劳动40天，照顾不了家里两个年幼的弟弟，他的小弟被活活饿死。

1958年姚奎甲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他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3] 为了制造“高产”假象，很多公社都采用了“并田”的方法，即把许多茁壮成长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并到一块田里，因密度过大，又钉木桩支撑，用绳索捆绑住稻禾。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当时流行的说法把创造粮食高产纪录称为“放卫星”。据当时的报导，石涧区拓城社第五作业区第17小队曾放出一颗中稻产量“卫星”，1亩多的稻田共收稻谷33,709斤；汤沟区蛟矶乡燎原一社的1亩4分“湖南籼”中稻共收稻子35,859斤，平均亩产25,619斤。[5]

以前自留地、家庭副业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城镇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要来源。但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自留地归集体，家庭副业也不准经营，否则就被指斥为“搞资本主义”。1958年秋至1959年上半年，无为全县毁去村庄1,591个，拆毁农民住房6万5千多间；还有的公社移民并村，把农民一家祖孙3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1960年春，为了办“万头养猪场”、“万鸡山”、“万鹅湖”，无偿夺走人民公社社员家中的家禽，集中到公共的饲养地，最后公共饲养场里家禽全部死光，而大部分村庄里则鸡、鸭、鹅断种。[6]

“大跃进”时期的口号是，为了“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各级政府按照“人定胜天”的指导思想“瞎指挥”，不顾自然规律一昧蛮干。1959年春，县政府要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在清明前3天）播种、提前栽插，结果因气温偏低，稻种不能正常发芽，8万斤稻种烂掉了，长出来的仅有的一点弱苗栽到田里，又几乎冻死殆尽，于是20多万亩稻田差不多绝产。有的地方干部还强迫社员用盐水拌种，仅开城区在早、中稻栽插后就在稻田里洒了近2万斤食盐，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7] 还有一些公社干部以为，耕地深翻是翻得越深越好，竟将地表1丈2尺以下的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破坏了耕地土质，降低了产量。据当地民众说，石门大队和兴胜大队（现改为莲花行政村）的干部为了完成积肥任务，竟将黄豆磨成豆浆，用大缸盛放置于野外田埂上，晚上大缸上面点白炽灯以吸引各种飞虫落入缸中，经日晒雨淋后发酵成臭气熏天的所谓“人造化肥”，却不用这些黄豆去救济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群众。

为了放更高的产量“卫星”或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层层加码的生产指标，地方干部大量采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叫民众干活就象赶鸭子一样。有的干部竟打人成风，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中根本不顾妇女的生理特点，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由于强行实行集体食堂制度，取消了农民的家庭厨房，基层干部得以用控制食物分配的手段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用克扣饭票或不给饭吃来威胁民众。农民干活迟到、误工肯定要被克扣饭票，若因饥饿或生病不能下田干活，或讲干部坏话被干部听见或被别人举报，只凭干部（指导员、书记、生产队长等）打一声招呼，开饭时食堂会计和炊事员便将这些社员的饭票扣掉并摔破其饭碗。农民们即使被冤枉了，心里充满怨恨，也敢怒不敢言。就这样，干部们掌握了群众的生死予夺之权，最后把许多农民逼上了饥饿而死之路。

虚报了总产量，就得相应地增加缴纳给国家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各级政府便用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家中存粮和留给家畜的饲料粮，上交国家粮库，同时在集体食堂里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实行所谓的“低标准、瓜菜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农村全面推行了集体食堂制度，不准农民退出，群众也不敢退出。干部们对上级报告说，群众不愿解散食堂，其实是为干部们自己打算，因为办了食堂他们就可以多吃多占，晚上还能吃夜餐。

1959年7月4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县调查，发现“浮夸风”非常严重。7月7日他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明明亩产4百斤，硬说是8百斤、1千斤；你多我比你更多，横竖是越多越好。张恺帆还注意到，社员劳动强度过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蛮干，提高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并责成县委纠正“共产风”，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8] 如果能按张恺帆的意见办，数十万农民后来就不致于因饥饿而死。

然而，就在这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9]。由此，张恺帆被安徽省委定为“右倾分子”，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种种打击。这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组织批判张恺帆，全县有28,741名干部、群众也遭到批判。[10] 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据夏可文说，当时由干部组织的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还是现实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干部就“得出”主要结论：目前的困难是社员同志们思想认识不清，勇气不足，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激情等等。至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自然是闭口不谈。在地方干部对人民公社社员的“帮教”活动和“点拨”指导之下，所有社员讨论的结果必须与干部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必遭打击。许多讲了真话的人被打击，甚至被判刑投进监狱。据夏可文说，当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人不计其数，在无为县体育场上，公检法部门判处罪名的方式是用大喇叭喊来代替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喇叭上喊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大跃进”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而基层干部们却“多吃多占”，以致当地群众流传着“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之说。据笔者在昆山乡和周边乡镇调查，“大跃进”时期最初每人每天的标准是1斤（原粮）；后来由于粮食日益短缺，下降至7两、4两、2两，小孩再减半，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最困难时，有时连续3、4天1两米都不供应。张恺帆1959年到无为县调查时，社员反映，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县里讲一斤（原粮），其实一家老小平均不过二两[11]”[12]，群众个个象叫花子一样，不论雨雪天都带个瓢，扶着老人、带着孩子跑到公共食堂吃饭。[13] 据农民徐伍荣回忆，1960年下半年曾连续3天1两米也不供应，大年三十除夕之夜，社员必须打完规定数量的积肥才准吃饭。

当时不仅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而且生活用品奇缺。1959年至1961年，农产品的黑市价高于国家牌价数倍，城市里粮、油、布匹、棉花等8种必需品凭票配售，烟、酒、食糖等10种则限量供应。[14] 据当时的一位回乡大学生黄立众描述：“只有公社书记或省、县级部长才能买到东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口粮是每人4、5两。农民一年不见一块洗衣肥皂，连吃盐都没钱买。胶鞋、力士鞋是看不到的。纸没有了，把古老的封建时代宗谱拿来染色再用。……以前繁华的集市现在就像清水洗的一样。蔬菜比米还贵，毛鸡价值每斤80、90块钱。”[15] 连无为县城也是这样，县城里仅有的一点菜只卖给机关团体，不卖给群众。[16]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个个都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致使农民无法正常耕种。同时，耕牛、农具也大量减少，1958年底全县有耕牛37,774头，而1960年底只剩28,100头，大型农具减少176,244件，占60%。[17] 这是田地荒芜的重要原因。更有甚者，稻种白天洒下田，晚上即被成群结队的饥饿群众捞上来，清除淤泥后将湿稻种带回家，用两块砖头一搓即食其米。当时可以说每村晚上都有饥民用这种方法偷食。如此则田里何能长出许多稻谷？当时，即便田里长着水稻，往往也是四周有禾苗，而田块中间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