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洪峰：人均GDP1000美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 要] 2004年来，国内流行着一种观点：人均GDP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非常关键的阶段。持这种观点者还把人均1000美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难以成立的非科学命题，有必要通过民主平等的讨论加以澄清。本文通过辩驳这种论调，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当重视理论建设，并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为和谐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1000美元 和谐社会 执政党 科学发展观

2004年注定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年份。是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经济跨上一个重要台阶。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当前和长远时期的战略任务提到日程上来。紧接着，11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全党逐渐铺开。上述三件事是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影响越发显示出来。2004年来，1000美元、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先进性教育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界、商界、学界、媒体和市井百姓莫不侧目。政经舞台上的大事接二连三，政治话语密集推出，一时让人眼花缭乱，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能否破解事件和话语背后的讯息？这值得人们深思。

一、人均GDP1000美元批判1

把1000美元与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先进性教育摆在一起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一些官员、学者、媒体看来，1000美元与上述政治符号已经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出发点，后者是前者的派生物。他们的认为：

第一，人均1000美元是个关键时期，或者说是道坎儿，也可以说是分水岭。持这种说法者，中央高层有之。2004年2月，中央某领导指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持这种说法者，专家学者有之。2004年9月5日，某知名经济学家说，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持这种说法者，广大媒体有之。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布后，各种媒体纷纷以第一时间争相报道，1000美元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莫不知晓。在强势话语的主导下，1000美元开启关键阶段的说法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很少有人去质疑这种说法，遑论否定。

第二，为什么说人均1000美元是道坎儿?综合政经学三界的种种说法，其依据是:

（1）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将会上升，影响国民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土地、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优势。低廉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发达国家纷纷将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资密度增加推动发展中国家总体薪金水平的提高，原先的劳动力低廉的相对优势逐渐削弱，外来投资可能逐渐减少，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2）人民生活的要求更加多样化。人均1000美元意味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提升，恩格尔系数明显降低，人们的消费重心开始由吃穿等生存型消费结构向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结构转变，奢侈性消费也会显著增加。在这一阶段，人们要求居者有其屋，出行由车代步，由此推动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对文化教育等精神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由此又推动教育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的持续扩大，各个社会阶层或群体的边界日益明朗，每个阶层又会产生出自己的消费倾向，由此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所有这些为社会的整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社会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在人均1000美元阶段，社会利益分化不仅不会收敛，反而加剧。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于它们之间的合作和共生。利益主体可分为阶层主体和区域主体，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阶层冲突和区域冲突（尤其是城乡冲突）。在发展中国家，上述矛盾和冲突本来就长期存在，进入1000美元之后，由于诸种因素的作用，这些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激化。

（4）人们对于参政热情升温，对于政府要求增加，对于民主政治诉求越来越多。进入1000美元之后，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这不仅为人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提供了充分的闲暇时间，使人们有条件也有可能参与政治生活。

第三，由第二点可以推导出人均1000美元与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先进性教育密切关联。人均1000美元带来社会不和谐，所以就产生了消除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均1000美元带来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多样化，带来公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提升，由此挑战政治集权，所以执政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以应对挑战，化解危机；先进性教育是改善党的执政能力的最新尝试。

可见，依靠上述逻辑把1000美元与诸多政治话语联系起来，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被主流话语所蒙蔽，更不能被某些人假着国际经验的噱头所吓倒。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呢？若说一点没有，这不符合实际，但是不能把这种联系无限夸大。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外部的，并非必然的。

第一，人均1000美元与利益多元化和社会分化加剧没有必然联系。只要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就会出现利益多元化。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多利益主体的社会，与该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第二，人均1000美元与经济波动和衰退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发展的态势主要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措施以及该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以我国为例，在人均1000美元之前，经济波动还少吗？所谓的拉美现象，主要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所致，与人均GDP没有关系。

第三，人均1000美元与社会不稳定没有必然联系。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错误的发展政策和恶劣的外部环境都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人均GDP很低，社会却保持了超稳定的状态。拉美国家的不稳定与该地区错误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政治腐败和独裁有很大关系，与人均GDP水平没有关系。

第四，人均1000美元与政治参与热情增加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人均1000美元意味着社会的富裕化水平提高，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富裕水平与参政水平并不呈正相关的关系。苏联解体前，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该国的参政水平并不比中国高多少。中东富有的产油国，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但参政水平依然低下。各国参政水平受到历史传统、国际环境、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并非唯一因素，更非决定性因素。

第五，人均1000美元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没有必然联系。资源的消耗水平与社会富裕水平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只表现为一种总体趋势。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能源消耗水平不一定相同，如日本的能耗就低于美国和西欧；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能源消耗水平也有可能高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例如，中国的人均GDP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还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由此可见，能源的消耗水平与该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相关，在根本上与该国的政经体制有关。

二、假问题引发的几点思考

人均GDP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性阶段显然是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这样的假问题竟然大行其道，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人们对此欣然接受。这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吗？

（一）公众不能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牵着鼻子走，改革需要进行认真的理论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表明，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得益彰，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推动改革不断冲破禁区，开拓新境界；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又不断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提供源头活水，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获得新进展；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又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一波一波推进，改革开放也一浪高过一浪。两者的良性互动应被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然而，近年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有步入歧途的危险。一些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主张打着改革开放的名义粉墨登场，一旦这些理论主张被公共权力机构采纳，形成公共政策和法规，并付诸实施，将严重危及人民的利益，引起人们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总体失信。因此，公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能做冷漠的缄默者，不能丧失思考力和辨别力。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反思改革的思潮，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严重弊端既为这股反思浪潮提供了经验参照，又为之推波助澜。若干领域改革的失利让公众擦亮了眼睛，使人们开始关注改革政策制定背后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博弈。2005年围绕中国大陆是否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热烈争论，反映了公众对改革开放的主要智囊集团――经济学家群体――的信任危机，知识、资本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由此冰山始露一角。

在全社会性的反思浪潮下，公众自然不应当被人均1000美元所唬倒。199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天平日益倾斜。在资本、知识、权力成为稀缺资源的当代，劳动力越发贬值。以出卖劳动力营生的广大工农阶层在分配格局中日渐边缘化，沦为弱势阶层。与物质领域的边缘化相比，工农阶层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失势更是一落千丈，计划经济时期曾有的主人翁感情和地位几乎荡然无存。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和各类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活动中，难觅工农的声音。公共政策的制定、改革成果的分配被操纵在强势阶层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今天，知识、资本和权力越来越紧密地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对付一盘散沙的工农大众，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空前强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不强不足。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下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但是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停留在口号阶段，和谐社会的建设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这个口号能否深入人心，被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认可并付诸行动，换句话说，这个口号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公众对和谐社会的热望为这个口号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但是，这还不够，和谐社会的口号还必须具备充分的法理依据，这个依据要解决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目前来看，党内和国内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主要有：

1.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寻找改革依据几乎成为人们的习惯思维和做法。综合有关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主要是：阶级斗争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和谐社会的理论2；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建成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就必须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方面，为这条道路提出完整的总体构想和行动纲领3。

2.中国共产党的和谐社会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若干和谐社会思想。毛泽东提出统筹“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邓小平提出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要建设一个“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等方面的论述。

3. 中国古代的社会和谐思想。《诗经》中已有“小康”一词。两千多年前，孔子开始用“大同”、“小康”来表达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相对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社会。大同社会也好，小康社会也罢，都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社会理想模式。

4. 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总理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他指出：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