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半个世纪的伙伴：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几乎是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有几所美国大学开设了汉学方面的课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研究），但有关当代中国历史的课程却很少见──有关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更不用说了。直到1949年中国确立了共产主义制度之后，美国政府、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才开始意识到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的专门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这一领域，关键性的激励来自若干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福特基金会决定在东亚研究领域投入三千万美元的资助；而国防教育法案也在分配政府奖学金时，将现代汉语包括在对重要语言的研究之内。［1］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困难重重。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在最初的三十年中，相关的美国学者一直得不到去中国从事实地调查的机会──而这通常被视为是进行成功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必备的条件。

无法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导致的不幸后果之一，就是使许多学者严重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这些事件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化、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2]困扰着那些中国观察者学术团体的最大的问题，表现在该研究领域自身的起源上。当代中国研究源于“了解你的对手”的冷战思维，其定位更多的是指向最新的情报分析和政策评论，而不是持久的学术贡献。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常常是以能否得到华盛顿政府提供的工作机会而不是以能否出版一本奠基性的著作来衡量的。

在这样的氛围下，在缺乏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美国新一代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家们完成的著作的质量确实是不同寻常的。几乎完全依赖得自中国官方的文件（随后通过在香港的访谈和红卫兵出版物加以补充），他们对科层制行为（bureaucratic behavior ）和政治动员的分析竟然很好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当然，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指出那些开拓性著述中的缺陷，这些缺陷的产生不仅仅由于缺乏实地调查，还与研究者理解这些有限数据的视角有关。在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由于对苏联研究中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模式的借用，将学者们的眼光都束缚在了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从而忽视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性。[3]其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突然开始，学者们采取了美国人偏爱的多元主义模式对以前的研究大加补充，开始强调社会利益的重要性。1989年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爆发革命之后，源于欧洲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开始大行其道。市民社会问题、市场发展和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已经登上中心舞台。但是，10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条探索路线也不太适合于中国的国情。［4］

战后第一波中国研究浪潮所作的贡献和存在的缺陷，在许多二手文献中都已进行过比较细致的分析，因此这里不再一一赘述。［5］我想要关注的是，自1979年1月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大陆对美国学者开放之后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我尤其想要探讨的是最近几年的发展。

二十年前，作为美国第一批交流学者中的一员，我来到中国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并带着强烈的兴趣沿着这一方向一直从事着关于中国的研究。［6］就在五年前，对于一些社会科学同仁不愿利用中国开放所提供的一些新资料，我有些失望。［7］先前那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比如Philip Kuhn ，Joseph Esherick和Philip Huang，他们的获奖作品都是在中国独有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基础上写出来的；而从事当代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在把握类似的良机面前却似乎有些犹豫不决。［8］令人高兴的是，这种指责现在已经派不上用场。今天的情况有所改变。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几位成熟的政治学家发表的专题论文表明，现在获得以前无法得到的资料的可能性已大大提升了。Dorothy Solinger对“流动人口”（这是后毛泽东时代对户籍制度的放松所产生的一种社会人口类型）的研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9］Solinger本人与流动人口进行的交谈，为这一重要研究注入了生命力。这些丰富的经验资料为有关城市市民身份的争论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带来了重要启示。

资深政治学家Roderick MacFarquar 获奖的最新学术著作，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权威三部曲的第三卷是另一个极好的例子。［10］虽然MacFarquar依靠的主要是公开发表的资料（特别是政治精英物的回忆录），但是如果他不能直接进入中国的书店、出版社和一些私人收藏室，那么这些资料也是无法获得的。结果，正是这些极其详尽的资料使得MacFarquar对毛泽东及其战友的行为和动机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实地调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让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档案资料。我在与上海总工会的一位中国学者合作进行一项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时，依靠的就是这样的资料。[11]虽然以中国的情况为其经验基础，但这本著作试图超越中国研究领域的范围，为那些研究好争论的政治科学的学者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相关结论。

利用新资源的不仅仅是资深学者，很多近期的论文已经使用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来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历史。Neil Diamant出版的关于婚姻法实行的著作，以及Mark Frazier有关工业管理的分析都是很精彩的例子。[12]

在改革时代，由于能够进行深入的访谈，并从国家工厂到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各种经济实体那里收集到第一手数据资料，促进了从事各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剧增，这些研究代表着不同的分支和学术焦点。由该领域的资深学者完成的主要成果包括Jean Oi ，MargaretPearson ，Andrew Walder和Victor Nee等人的著作。[13]Edward Steinfeld，Susan Whiting和Dong Guthrie等年轻的学者有的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有的即将出版自己的著作。[14]

当然，学术交流活动的增多不仅使学者们在获取研究材料上有量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外学者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个人交往。从中国来的那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政治科学学者在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接受培训，在我们最好的学院和大学中学习，这是一个有益的结果。[15]这些人不仅使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生机勃勃，而且也增加了我们与中国同行的沟通渠道。

学术上的交流活动还有助于中美学者间的合作项目的发展。在采取这类行动方面，Luce基金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一领域里近年来最出色的学术成就就是由中美研究者合著的一些著作。Kevin O'Brain 和李连江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村民政治行为的研究就证明了这种合作形式的成功。[16]

近来在学术上有关中国研究的最大进展就是这一领域不再被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控制了。一度局限于台湾和香港新界的人类学家现在已经开始对大陆地区进行探索式的研究。MayfairYang和阎云翔分别在城市和乡村进行的社会网络研究，景军对农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以及EllenHertz 对上海股票交易市场的研究都表明这一趋势大受欢迎。[17]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历史学家们也被诱惑着超越1949年这道分界线上去审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成果，是William Kirby 进行的国民党国家资源委员会及其对20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工业计划的影响的研究。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Jeffrey Wasserstrom 有关“五四”以来学生运动的著作，他借助于对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而获得相当的洞察力。[18]另外，金秋关于林彪事件的著作也表明，一个（知情者）对过去事件的想象能够为有关当代事件的研究带来灵感。[19]

同样令人振奋的是，政治学家如今能够方便地进入1949年以前的领域了。Iain Johnston有关明代战略性政策的著作、David Strand关于20年代北京街道政策的研究，以及Julia Strauss对国民党统治下政府机构的分析都是这一趋势的征兆。[20]

这些跨时间、跨学科的研究进展，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们所代表的学术复杂性上，而且还在于它们有望改进我们对现今当代中国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回应，这就是：如何解释现今这种表面上的向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复归，这种复归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后毛泽东时代的特点。约50年前对当代中国研究范围的划分，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前的历史这一基本两分法的感性认识的一个反映。1949年所代表的这种戏剧性的断裂似乎是在为一种（与纯汉学相对立的）新的社会科学辩护。

1959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后不久，费正清（John Fairbank ）阐释了隐含在当代中国研究这个新领域背后的理论依据：“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之中……。对历史学家来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拐了个弯、换了种角度，那么中国过去的一切看起来也就迥然不同……。我们现在必须研究共产主义，除了中国以外，还要研究苏联。”[21]

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0周年了。但是，不论是中国还是她的研究者们现在也许都在怀疑，试图割裂与传统联系的努力是否被证明是有效的。从对30年代上海传统的世界性怀旧情绪到寺庙的整修和各地民间信仰的复活，1949年前影响的痕迹在当代中国处处可见。伴随着这种地方传统重新焕发生机的是对地方多样性的强调。人们再次对地方方言、历史、民俗及烹饪等产生兴趣，这通常是地域差异增大的潜在的重大暗示。对地方本身兴趣的兴起的政治含义，就台湾来说或许是最显著的，但是决不仅限于此。

为了弄清这一显著趋势的意义，社会科学家们需要进行细致的历时态空比较分析。我们要弄清楚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到底对中国大众的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存在的话，就必须要对当代格局和具明显可比较性的早期现象之间的异同进行详细研究。而且如果想要确定不同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是或者不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在前进，我们就需要对中国国内的各个地区进行对比，而不仅仅是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这就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几十年间流行的中国观测模式中走出来，那时是把1949年看作是一个明确的分水岭，认为它宣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整合的体制的到来，这不止是相对中国纷繁散乱的过去而言，更是与苏联甚至美国相比。

改革时代，“传统化”和“本土化”这对孪生倾向正以迅猛之势席卷中国，如何对它们作出解释？这是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在中国出生的政治学家积极参与其中，这对迎接挑战大有益处。某种有关中国历史的严谨学问以及对地方多样性的深度了解，可能比求助于近期的社会科学时尚更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既然我们自己不断增多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那么多进行精确的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机会，那么与其被其他学科牵着鼻子走，还不如充分利用那些机会，这样我们会做得更好些。如果我们能为跨时空的连续性和变迁问题找到确切的答案，那么中国研究领域将会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从一些核心期刊目前正在进行的成功的交叉学科研究中，我们早已能察觉到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苗头。例如，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关注不同政体下的机构改革问题。20世纪的中国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实验场所，因为她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权变更――从帝制王朝到军阀政体，从通商口岸到战时政府，再到国民党统治、毛泽东时代和革新后的共产主义体制。另外，中国在积累和保存所有这些统治当局的档案文件方面是很有办法的，利用这些资料，不同政体下的机构设置（例如福利措施、人事管理、税收征缴、反腐动议权、劳工关系、工业政策等）得以成为近期以及即将展开的一些学术研究的方向。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为中国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由此能够为拓展社会科学的论争作出更为有意义的贡献。鉴于当前在美国政治学家中流行的“新制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当代欧美个案之上的，强调的是连续性（或“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因此真正获自于一系列多种多样的体制比较的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