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到改革――一个动荡曲折的探寻中国现代性的世纪

1952年南美玻利维亚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2002年10月，值此革命半世纪之际，在这经历了独裁、战争、各种社会运动以及民主化等曲折而激动人心的事件后，在这切。格瓦拉流血牺牲、萨克斯初次兜售、试验他的“震荡疗法”的充满传奇的国度，为纪念这场革命举办了一个以“二十世纪革命之回顾：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为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刚刚在民选中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和原总统以及多位政府部长，一些著名学者以及众多来自各国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笔者有幸受邀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此文即为此而作。原稿系法文，将由会议组织者译成西班牙文出版。应《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之邀，笔者将这篇发言译成中文在此发表。原稿中一些法语社会科学术语的传统用法若采直译，可能会令中文读者感到不解。这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术语辞义翻译中所存在的巨大障碍。由此又联想到不同文化和理解上的困难。这在在显示出此次会议所触及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所不在。因为多数与会者对中国现代史缺乏了解，文中不得不作扼要的背景介绍。但有些论述并不仅就中国革命和改革经验而言，也涉及笔者对革命与改革作为不同社会、政治变迁方式的一些一般性看法，包括对其它国家的革命与改革的某些观察与思考。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纪。各种重大的事件相继发生，将历史区隔成不同的阶段。但从一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用两个关键的词汇“改革”与“革命”来把握和理解。这百多年的历史构成了一个交替着改革与革命的巨大历史循环。在这循环中，中国不断地继续着其目标：探寻和构筑其现代性。

一、改革与革命

从改革到革命

众所周知，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那著名的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进入其现代性阶段的。因众多原因：与久远的辉煌历史相联的骄傲，一个过时陈旧的政治结构，保守的精神状态等等，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缺乏敏感，反应迟钝。它大部份的精英将西方的入侵视为一种旧式阶段性的边陲蛮族侵扰的新插曲。他们只是在中国深受西方的重创、在不断的战争失败后才逐渐调整了这种认识，认真对待起这新的威胁。从19世纪60、70年代起，部份精英投入到一场试图摆脱积弱、重振中国的运动中去。但这场运动却以1895年中日战争里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此次失败极具戏剧性和象征性：多少世纪以来日本曾是中华文明虔敬的学生，但在明治维新后很短的时间里它却以自己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打败了它先前的先生。对中国的精英来讲，这一震撼自然是巨大的，刺激了他们至那时尚显肤浅和不迫切的政治改革意识，诱发了一场由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年轻皇帝启动、并由几位年轻士人领导的改革。遗憾的是它只持续了百日，在保守派的反击下“早产”失败，几位士人为此失去生命，其余的人则被迫流亡。象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保守派虽然扼杀了改革，但在变革的压力下却于20世纪初拾检起某些改革的措施。但这一切似乎都为时已晚，那被瘁然中断的改革已孕育催生了新的埋葬王朝的力量和运动。1911年的革命终结了清朝这最后的皇朝。一个延续了2，200多年的皇权制度崩解了。

但历史的进程与那些革命者们的预想恰恰相反，这场革命并未给中国带来民主，也没有给它带来梦寐以求的富裕强盛。从这场革命中诞生的共和政治只徒具一种表面形式；旧的国家秩序的崩解将中国拖入了一种失序状态。一段时间内，无政府状态统驭了中国，由那些具有野心的军阀们燃起的内战峰火连绵不断，烧遍了中国。这种状况反过来助长了外国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作为一种悖论，上述情境恰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展的一个历史机会。由共产国际造就、领导并在经济上扶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1年建党，并与国民党在20年代建立了联盟以对付军阀势力。这联盟因共产党人试图控制局势、而国民党则实施旨在消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影响之政策而于1927年破裂。当共产党人被驱逐出城市后，依靠一部份乡村人口的支持，开始在乡村展开游击战争。他们创立了一系列活动基地，并将这些基地转换成一种“微型国家”，试图“从农村包围城市”，这后来被称为革命的“中国道路”，成为共产党人斗争的主要策略。虽然他们取得了某些最初的胜利，但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军事围剿还是最终将他们逐出其基地，他们逃离到更边远荒芜的地区，这就是那著名的“长征”。

当日本人在30年代加速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正处于绝境中。他们国家所遭遇的侵略却给了他们一个重新调整行动方向和保持影响力的机会，以及一个进行自我政治辨护的新话语。从那时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将自己定位于民族的捍卫者并极力主张一个与国民党联合的对抗外敌的新的民族同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得以储积了后来与国民党较量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实力。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时，中共已拥有一支50万士兵的军队和200万民兵，管理着8，000万人口，而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它只有几万士兵，仅仅管辖100万人口。

然而我们却不能将共产党人在1946年到1949年内战中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其军事上的强大，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要比共产党强大的多。共产党人的胜利具有多重原因。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中共赢得了知识分子和城市阶层的支持；以平分土地的名义，大批农民被动员起来，构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主体。当然，俄国的帮助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不应被视为决定性的，因为在内战中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也是巨大的，但却未挽救其最后的失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军事形式进行的革命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以政治和社会形式表现的革命之结束。在随后的30年中，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造就一个“人间天堂”，共产政体不停地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实践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化大革命”则成为这种激进政治的顶峰。1966年到1976年间，上亿人遭致不同的迫害并导致成千上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如此众多的因素导致人们对革命的厌弃，社会开始试图摆脱国家对其令人窒息的控制，从而追求其独立的活动空间。

从革命到改革

1976年毛的去世给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中共改革派借助民众的不满成功地将激进的毛派逐出政坛，并从70年代末开始将中国导上改革的道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仍然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演变着。改革和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和自由空间，这古老的大陆好像充满了活力和希望。然而，所有那些正面的成果都不是自然成就的，中国的未来也并不必然是灿烂辉煌的。事实上，20多年来，这场改革总是伴随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围绕着改革的方向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线：一种是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改革路线，另一种则是强调自由和民主之必要性的改革路线。当局和各种知识分子之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就此不断地组合分裂，不停地较量。尽管这些冲突较量常常以自由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它们总是在结果上促使改革向自由化的方向迈进。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如此，当运动被镇压后，当然也因世界在90年代发生的巨变，官方再次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以挽救其脆弱的统治合法性。从此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基本课题

对历史的解释总是构成历史的一部份。怎样诠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是个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汉学家中都引起广泛争论的重要话题。笔者认为，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中国人试图回应西方的挑战并寻求建设一种中国现代性文明的过程。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这个过程一方面发生过许多断裂，另一方面也具有一种连续性。现代化的每一阶段都留下一些或多或少的正面成果，但也准备和孕育了超越其自身的要素。因具体的历史情境，某些目标在某些时期显得具有优先性和急迫性，但有一些最重要的课题则贯穿了整个过程。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精英和民众追求着民族的独立和富裕强盛，他们也梦想着一种能给他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新的政治形式。

为了避免落进一种历史决定论的陷井，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上面简短描述的现代中国历史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并不是不可避免和必然的。象在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类似情形一样，改革并不必然带来革命，而革命也并不一定导向改革。常常是缺少改革或更准确地讲是缺少必要深度和协调的改革而导致革命。当然，行动者的鲁莽，缺少政治智慧和能力，也可能是造成改革或革命的合法性丧失的原因。如果一个改革不能进行到底而半途而废的话，它通常会为一场革命的到来准备条件；而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革命后有效地转换成某种形式的改革的话，它也常常将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合法性。历史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大政治家能知晓把握这样的机缘。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例证。

对现代中国来讲，核心的课题就是如何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在政治上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一直是首要的任务。国家与社会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新关系？怎样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维持一种社会公正的需要？在一种过时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摧毁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态度之间，什么才是建设一个现代民族认同的合理方向？一种妥协的方式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现代中国的精英和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国家问题

直到19世纪中国的国家形式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形式，其中政治、文化和社会相伴、混合而运行。士人绅士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扮演着一种中介角色。当入朝从政、履行官方职务时，他们是国家的公务人员；退休还家后他们便成为社会士绅。国家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士人运转国家机器并保持与社会的联系。虽然帝国政体中的许多制度是高度分化的，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现代国家类比，但文化和政治却未象在具有凯撒与上帝分离传统的西方那样分化。中国的文明是个非宗教性的文明，在前现代阶段比许多文明更具理性色彩；但它却未达到现代文明的理性状态，因为它从未从根本上跨出决定性的步伐，而恰恰是这种阶段将现代性文明与其它所有前现代文明区别开来：这就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工具性的分离。在中国，皇帝既是政治也是文化价值系统上的最高主宰，他是天子并依据天的意志履行其任期和职务；人民视其为“父”，但有权在其变得腐败邪恶、丧失其合法性时“弑父”，将其推翻。

随着现代性被导入中国，这种“宇宙──文化──政治”（cosmo-politique-culturel）一体的秩序结构渐渐地解体。1911年的革命摘掉了皇帝头上的皇冠，摧毁了皇权制度，成为这秩序解体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远在这之前，从19世纪中叶起，在那些对外界的变化具有敏感的士人中间，一些人就开始对新的中国文明形式的思考。最初提出的系统性观点是所谓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就是说将中国的文化作为主体性的，而将西方现代文明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要素来看待。这种哲学统驭了整个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成为那个想建设一个现代中国文明但却不想动摇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之主导思想。

但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失败使其丧失了合法性，却赋予孙中山的革命设想以合法性。孙氏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新计划建诸在其三民主义思想基础上，这种思想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一种得益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远大于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其民族主义主张是要达到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民生主义）主张主要是想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民主主义主张则意图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1911年的革命以此为目标，但事实上这三重目标几乎都没有达成。如上所述，国家政权的崩解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导致了一系列军阀之间的战争。还有，正象毛泽东自己分析的那样，它也造就了一个有助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成功的情境。事实上，共产党人所从事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另一种“军阀战争”；与军阀们不同的是，这些游击战具有一种道德意义和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蓝图设想。这可以解释相对于军阀们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力量所在，而前者则单纯是为攫取权力而战。缺少一个能有效组织国防和动员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政权，这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致命弱点。

独立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缺失则是另一同样严重的弱点。30、40年代的对日战争耗尽了新建国家的资源并进而毁坏了其合法性；国民党政府在战前为国家和现代化建设所付出并已结出果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