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心安：社会阶层分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前的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生了十分明晰的分化，一些新兴阶层成长起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阶层正在发育成型。社会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乃至产生比较尖锐的利益冲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不能空洞地笼统地讲群众基础,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如何面对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利益差别、分化、调整、流动、重组，在传统意义的“工农联盟”基础上，形成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协调发展和政治联盟，对于长期保持执政地位至关重要。

一、阶层分化要求执政党的阶级阶层分析理论与时俱进

任何政党都是以特定的阶级或阶层作为自己的基础的。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政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依托。一个政党能否成为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有赖于“两个基础”的增强与扩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有很多科学原理，特别是关于阶级起源、本质、发展与最终消亡的历史逻辑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阶级状况的分析，为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建立革命政权之前的阶级状况与建立政权之后的阶级状况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逻辑，但不能简单地照搬当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或旧中国的阶级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主要用来“指导革命”的阶级分析不能照搬用来“指导建设”，革命时代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和阶级斗争，而建设时代强调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巩固执政党的基础，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从阶级斗争到阶层和谐”是我们党阶级阶层分析理论与时俱进的关键。

按照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我国1978年以前主要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他人员一般都纳入社会闲杂人员或者“剥削阶级的残留分子”（如“地、富、反、坏、右”）。这种社会结构在近2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分化调整，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方法已经很难清晰地描述中国社会状况。根据各个社会群体占有或者占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差别情况，有学者认为，目前已经大致分化成了十大阶层。除此之外，也还存在一些边缘阶层，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正处在发育阶段。

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变迁，要求我们在党巩固执政基础工作中转变理念，从“在阶级对抗中找同盟”的思维转变到“在阶层和谐中求共赢”的思维。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生产资料占有权的阶级关系，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群体，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

二、阶层分化使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复杂化

因阶层分化而导致的执政基础复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的同质性特征越来越弱，异质性越来越强，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首先来看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过去讲的工人阶级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包括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也包括掌握实权的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办事人员。20多年来，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和职业的明显分化，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已经难以给人们清晰的阶级阶层意识。党政领导干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机关办事人员与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阶层地位拉开了差距，一大批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了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队伍，而另外一部分工人和职员由于多种原因成为“下岗工人”，转入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队伍。

其次来看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生活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是改革最早的受益者。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阶级本身也分化成多个阶层。大部分农民仍然以农业为谋生手段，属于农业劳动者阶层，除此之外，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不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一些农民通过考学、进城务工等方式跳出农民阶级，当然也有些农民成为征地后无业的游民和“打短工者”。

2.阶层位序排列与传统的阶级位序排列有比较大的差异，一些阶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有些错位

在改革前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习惯地把工人阶级称之为“老大哥”，把农民阶级称呼为“工农联盟”框架内的“农民兄弟”、“农二哥”。整个社会的阶层位序排列基本上是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其后是社会闲杂人员和“地富反坏右”，所谓的“工、农、兵、学、商”并不能反映当时的阶层位序。

目前按照占有、拥有或者占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多寡情况，把社会阶层位序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是符合社会实际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与传统的阶级位序形成了错位，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由于占有资源比较少，阶层位序比较低，前四个阶层由于占有三种资源最多而成为社会主导阶层。从政治地位上说，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似乎要高于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但从经济地位上分析，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种错位现象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

3.阶层分化中的阶层利益冲突初步显现，阶层的心理隔阂初现端倪

阶层分化过程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组合的过程，或者说是各阶层争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某些阶层利益受损并引发层间冲突。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阶层差别更加明显，各种力量、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近10年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阶层发展很不平衡，使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如何处理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搞清楚这些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寻找出化解矛盾、消除冲突的办法，为社会营造一个平稳发展的环境和机制，是执政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各阶层的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大。日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更新观念；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社会隔膜心态，各自从社会阶层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问题，使某些阶层之间对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产生巨大的观念冲突，从而导致社会阶层之间互相不信任。

三、应对阶层分化、巩固执政基础的基本思路

阶层分化带给执政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对阶层分化，巩固执政基础涉及甚广，笔者认为，当前应该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掌握阶层分化的态势

当代阶层分化、重组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社会比较快速地由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三大变化引发的阶层分化、重组并没有完结，表现出一些新的动态和苗头。

其一，阶层分化仍在进行，一些新兴阶层还在发育，阶层结构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其二，各个阶层的规模还会有比较大的调整，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农民阶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规模在一段时间内会相对稳定，但其生活保障水平会有所提高。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

其三，目前一些阶层的“阶层意识”比较淡薄，甚至无阶层意识，缺乏“利益共同体”意识或者阶层群体意识。但是随着阶层分化的明显化，各阶层会逐步形成对本阶层共同特征的认知和比较共同的价值观。

2.控制阶层分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一是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阶层利益冲突。在阶层分化中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放任这种利益冲突的加剧是危险的。共产党执政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要求执政党把社会公平始终作为党和政府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着眼点。尽管对于一定程度的社会阶层分化不应采取过激的措施，但采取漠视的态度是有害的，必须利用经济杠杆、法律制度、政策调整等手段来有效地调节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资源占用格局，以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二是尽快促使阶层利益分化、利益冲突转到阶层和谐发展的“拐点”。阶层利益关系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阶层分化不明显――阶层分化、利益冲突明显化――阶层利益冲突加剧――阶层利益大调整――阶层利益冲突减弱――阶层和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尽早达到由冲突加剧到冲突减弱的拐点是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近年来反复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就是要求社会各阶层公平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从而协调利益关系，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通过制度改革保障阶层边界的开放性，通过阶层流动来缓解阶层冲突。我国社会目前还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掌握主要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分布在社会主导阶层中，而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于社会的中下层。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下阶层的人们都想通过各种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封闭的，而且是制度性封闭，就像户籍制度树立城乡身份藩篱一样，那么很多中下阶层的人就会日渐积累对社会的不满。必须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依靠制度改革和完善立法消除任何限定某些人参与竞争的制度性障碍。

3.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防止产生社会阶层心理对抗

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产生的社会意识多样化是正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放任社会阶层之间隔膜心态的发展，必须防止产生阶层对抗心理。这是执政基础建设中的无形工程。

一是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在承认当前各阶层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同时，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倡导符合社会发展进步态势的主导价值观，引导各社会阶层求同存异，使积极、健康的意识形态成为真正的主流。

二是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围绕社会大众的利益，在阶层之间倡导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真正体现“主权在民”、“人民至上”，使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是确保社会中下阶层发表呼声的媒体平台。从新闻媒体发出的声音来看，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明显不对等，媒体传播的信息大部分是强势阶层的声音，而弱势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被大众传播事业边缘化了。从这两年房屋价格飞涨中就可以看出：控制新闻媒体的，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大亨，少数专业人士动摇了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维护公正的良知，在利益驱动下为官鼓噪或为商呐喊。最可怕的是官、商、学的利益勾结，或者商、官、媒的利益结盟，掌控媒体，左右舆论，误导视听。地产商想多赚钱，政府官员想多收土地出让金和税款，媒体想多得房地产广告费，共同鼓噪拉抬地价和房价，而真正的社会大众的声音，很难正常地在媒体上传播，只能寄希望于极少数有大众情结的“好官”、有良知的学者和少数有职业道德又胆大执著的记者，替社会基础阶层或者底层的群体发出某些声音，也寄希望于中央的控制房价政策能冲破各种利益阻力得到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对党的执政基础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必须加以改变。执政党的党报党刊不仅仅要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更要传播中下阶层社会大众的声音，成为“群众喉舌，政府鉴镜”。只有这样，主流意识形态才能扎根社会大众，执政的基础才能牢固持久。

（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教授、理论研究室主任）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