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东：从结构－功能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特征

〔摘要〕：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政党发展的路径起点，共产党秘密活动的方式、俄共建党模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功能发挥的主要以意识形态－武装斗争模式为特点，造就了政党结构的革命党特征，从而也内在指明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结构－功能；中国共产党；革命党；执政党；困境

一

以结构－功能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特点，是认清当前执政党发展的一条思路。革命党与执政党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当然其功能与结构在系统层次是相同的，以功能来说，按照政治学功能主义学者阿尔蒙德的理论框架，政党在政治体制内的功能大体包括目标制定、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政治动员与社会化、政治录用。但是，政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政党建立的方式的不同，其功能的重点与表现也就不同，进而政党结构方式也就不同。政党结构指政党有机体基本要素构成政党的组合方式，即诸要素以何种方式组合成一个完整整体，可以从组织要素、构成方式、政治角色三个方面去考察政党结构。对于政党结构而言，政党组织是政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发挥功能的载体。在政党成立初期，一般都是一个机构承担了多种功能，比如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都集决策、执行与监督党内三大功能，即横向结构分化不足。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具有创建革命军队的功能。在政党结构的初步形成时期，外部政治环境、本身的制度与组织、财政资源制约与决定了政党结构的分化。政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分化的，比如权贵型政党，从原来只有无组织的少数议员精英，到形成组织化的大众型政党。从单一组织到多层次的组织设置，比如中国共产党，从原来只有几十人的组织发展到几千万党员的组织，从原来只有几十人的中央组织发展到成上千万人的中央、地方、基层等多个层级，从原来横向上只有执委会机构到增设监察或纪委等多个横向平行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政党组织结构关系对党员干部的活动和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博弈的结果。政党组织结构，不仅影响着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而且决定着政党成员之间的活动领域与权力互动关系，甚至关联着政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特定的组织结构往往设定了党员活动的总体环境，建构了党组织内部团结的基本形式，决定着政党领袖的选择机制及其领袖间的权力运作，直接影响政党的政治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政党结构是各个组织部分相互构成的方式，限定、表明组织之间的关系与职权范围，带动组织运行。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构成方式是指一定的制度连接，给予各级组织关系或者个体与组织之间关系以角色与分工、权限。

学术界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特点，主要是意识形态斗争思维、阶级斗争思维、立场路线斗争思维、破坏思维等两极分析思维，即典型的敌我分析思维；权力高度集中，政策领导、政治动员为主，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等。为何革命党有这些特点，怎么发展而来的，从政党结构－功能的角度系统梳理，可为当今执政党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二

大凡外生型政党，尤其反现国家政权政党的成立与发展总要论证自己存在的价值，说明其代表与如何代表哪个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从而表明自己的性质、纲领、目标，以及在上台执政之后要实行的大概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说政党建立初期，是以“为何需要它”的面目出现的，注重于政党意识形态的构建，即论证它的合法性，表明自己的独特型与标新立异，以吸引广大民众加入自己的政党，或者促使民众支持其政策等。政党大都有一个首要目标，不同政党有不同的首要目标，同一个政党不同时间也会有不同目标。这些首要目标一般包括夺取政权或者参与政权、争取选票最大化，职位与权力最大化，争取党员的代表性与参与性最大，为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最大化。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取向的政党成立初期，一般是以为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最大化为目标。首要目标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政党的活动内容与方式以及政党结构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以反现政权的面目出现的，这就决定了其生存与发展条件：（1）理想与目标的高度吸引力及其阐释现实生活的能力，（2）一大批献身于政党事业的积极分子，（3）严密纪律型组织的秘密活动，（4）深入群众，（5）创建自己的军队。如果缺少这五个条件的任何一个都会危及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以结构－功能的理论视角看，第（1）（2）（4）（5）条件是革命党需要具备的功能，第（3）条件是对政党结构的要求。理想与目标的高度吸引力及其阐释现实生活的能力，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共产党生存的首要条件。共产党成员一般必须在意识形态层面达成一致，成为党内活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容易引起党内分裂。由于一些政策、意见分歧往往与立场、路线联系在一起，并且秘密的活动方式限制了共产党内的民主争论范围与民主运作，容易导致把分歧看作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这样就会把党内争论看成敌我斗争。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倾向虽然给党内生活带来一定干扰，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斗争使党内纯洁程度高。而由此带来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就容易把一些意见与政策取向一致的人看作派别，导致党内意见与政策争论不够充分、民主，不易形成妥协，使其容易形成党内集权的氛围。在党外，阶级分析方法的应用，意识形态的宣传，很容易简约党员与民众复杂的认识过程，找出敌我友对象。对此，政党结构的分化与创设就有了约束性框架。

实现政党功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点：以目标制定或者说是其政党价值目标为中心，通过利益综合与表达为手段，修改与完善意识形态的内容，论证政党的正义性以及政党存在或者执政的合法性，制定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而政治录用与精英输送则是把本党的精英人物或将社会优秀分子纳入党内，将这些信奉本党意识形态、忠实于本党组织和执行本党政策的政治人物推举到公共权力职位上去，执行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能让民众真心感受到自己的利益与需求所在，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由于没有现有政权的宣传与社会化设备的支持，必须以秘密活动为主，下基层，深入民众。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先以个别的党员活动为主，然后吸收一些同情或信仰党的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以原点的形式向四周扩散党的组织设置与影响力。这样，党的基层组织与党员的生存与广大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组织结构上约束党员干部会脱离群众并不是特别重要。在此基础上，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目标制定功能。目标制定就是指政党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和承载者，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提出有关社会发展总方向或基本的政策主张，并以此教化、感召和激励党员和大众遵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向着特定的方向共同努力以改造社会或改变公共政策。为此，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成为政党内部实现斗争的原则。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了党内团结的需要，在立场的统一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要求严格。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需要理论的中国化。但是，这存在着理解与误解、解释、无知等差异。这种党内的理论话语权最初由党内的元老，后由共产国际支持的青年理论知识分子所掌握。掌握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就有了支配党内权力首要条件，从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解释权，来统一党内思想，推行自己理解的路线政策方针。对于政治录用来说，政党活动关注政党精英人物的产生过程和推选机制、精英人物的特殊才干和背景、政党制约这些精英人物的机制和纪律及其效果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是党内领导集团的干部输送与更迭问题。一个政党的生存关键要有一批献身于政党事业的积极分子与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那么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与领导能力怎么保证，党怎么发挥其政治录用与监督功能呢？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斗争，把那些没有阶级斗争思想，把对马列主义坚持不下去的人淘汰出局。因此，政治录用中监督政党精英人物产生与纪律的实施，可以通过政党的另一功能目标制定功能的实施过程中，附带完成了政治录用的部分职责，笔者称之为意识形态淘汰机制。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反政权的政治角色，加入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生与死的选择，并且没有价值资源的优先分配，即使党员的功利投机的思想不多，也最多只能在未来掌权的预期中实现。而生与死的选择，只有通过自己的真实努力，深入群众，与群众一体化，形成自己的领导能力或者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有利于党组织与党员对生存的选择权。笔者称之为自然环境淘汰机制。

一般来说，保证党员的素质与决策的正确，要有政党结构的合理支撑。从组织要素看，但是由于历史与环境的原因，再加上共产国际的干涉，党的组织结构不健全，职能部门配置的不合理等，党的专门监督机构设置常常是变换不定，而路线斗争、意见分歧代替了监督功能，导致监督机构缺失，党内制度创新很难形成以权力制衡的发展路径。而党内决策、执行、监督常常是合一的。从我们党对党内监察机关的设置与名称的变更以及职权的扩大或缩小，就能看出党的监察机关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党的五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才决定设立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大党章把监察委员会改为审查委员会，职权缩小、模糊，即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因此，党所处的生态环境与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政党功能发挥的途径，进而影响了政党结构的分化。从制度要素看，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个人或集体行为与思想的不确定性，节约民众的认识成本与参与成本。党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与决策制度及其监督制度等很难建立健全，也很难运行。从政治角色来看，大量民众不断进入党内，很多党员来自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些来自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单纯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很少，并且这些人的思想是混合的，夹杂着封建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习气等。没有相应政党组织结构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却为何能很好地发挥了政党功能呢？笔者认为意识形态淘汰机制与自然淘汰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结构的不合理，部分代替了政党设立专门组织部门、创设与完善党内制度来监督、教育党员干部的组织努力。

创建与领导军队是外生型的反现政权的政党生存的前提条件。西方的内生型政党，一般从现政权中的体制框架下发展而来，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因此一般不存在创建与领导军队的功能。中国共产党结构的分化与创设，就有着军队组织运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发挥的首要特点就是意识形态－武装斗争模式，限制与影响了政党结构的分化。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与苏共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理论的争论。这些理论如何解释中国国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在党内存在着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基本上以一方的争论失败为结局。失败的一方常常失去了影响党内主导决策性意见的话语权，意识形态斗争成为统一党内立场的一种途径，意识形态斗争的严肃性与扩展性常常使党内意见分歧、下级对上级的不服从、个人与组织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敌我矛盾，因此，个人对领导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个人对组织的服从，使党内一些组织与制度设置存在着集权的内在特质，个体党员无法形成组织的力量对同级领导组织及其成员、上级组织及其领导成员进行监督。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关心的是理想与信念问题，纯洁性，保证党员立场一致，才能团结，对外一致，保证党员的思想高度紧张，容易快速分辨敌我。执政党意识形态要照顾各阶层的行为思想观念，而这些行为思想主要是利益不同所引起的，利益多元化是趋势。因此，意识形态的刚性，不适宜靠意识形态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由于掌管意识形态的主体是执政党，掌握利益资源分配，也是从意识形态中获得利益的群体，自身很难超脱。但是，革命党本身掌握的价值资源很少，意识形态斗争的涉及利益范围小，功能单一。无需从政党结构上分化出组织要素，改变组合方式，对政治角色重新定义。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功能的主要形式，党必须掌握军队。党的主要活动就是领导军队，随之而来政党结构的分化就受到军事活动的影响。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党军合一的武装实体，毛泽东称中国共产党为武装团体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组织。军队的组织属性深深烙在了政党结构之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的领导中，从组织要素来看，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