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

今天的中国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获取了更好的营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营养的。与此同时,中国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了更多的人口。中国人民在人口剧增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好的营养,这是以往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无法实现的巨大成就。

1949年以后中国的食物与人口增长

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是如何解决了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吃饭问题?答案很简单:一靠知识与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几千年来,中国人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知识,尤其是过去两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发生的“知识爆炸”,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业进步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基础。二是靠制度的创新。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正确的农业政策、果断的实施措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①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有5亿4千万,1980年人口为9亿8千万,1999年人口为12亿5千9百万。1980年―1999年人口增加了2亿7千9百万,几乎是1949年人口的一半。

②根据1952年人均ＧＤＰ为119元推算,1949年人均ＧＤＰ大约为100元多点。1980年人均ＧＤＰ为460元,1999年人均ＧＤＰ为6534元,这二十年人均ＧＤＰ增加了6074元,平均每年增加近320元,大约是1949年人均ＧＤＰ的3倍。

③1980年以后中国的物质资源―――土地、水、空气、太阳基本上与建国前或者与100年前、1000年前相同。有人甚至认为比起过去物质资源的价值变小了。

1980年―1999年人均ＧＤＰ增长了6000多元,大约是1949年的60倍。1999年的总产出大约是1949年的70倍。如此巨变是怎样产生的呢?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办法抵消了过去自然资源强加于中国实际产出的限制。同时,我们极大地提高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我门没有找到如何去否定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办法,但我们的确已经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使自然资源低成本和充足的替代物。中国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远远超出了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这种进步表现为:更少饥荒的发生,日益增加的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儿童和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预期寿命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缩短,人口中识字率的提高等等。

我们强调四个主要因素对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突破了食物供给强加的限制这段非凡的历史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从1949开始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种提高为城市作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发展的聚集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过去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允许将一部分资源用于知识创新和传播。与这种资源的再分配相联系的是两种科研机构的迅猛发展―――大学和研究院(包括县级农业科技推广站)。第三个因素,与通常看法相反,是人口增长不是由于生育率的提高引起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引起的。进一步说,人口增长不受食物供给限制而是受到家庭决策限制。有限的食物供给强加给家庭的限制消除后,家庭对其反应并不是要显著提高生育水平。第四个因素是制度创新的作用。新政府、新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人口福利水平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之前中国的农业和食物

从人类自然演化的历史来看,农业是相对较近的发明。从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过度到种植业和畜牧业大约发生在一万至八千年前,估计那时中国人口约100万,可利用的资源大部分用于获取食物,并且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中国人口最早的数字据说出自治水的大禹。历代专家引用晋人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记载禹清点全国人口数合计为13553923人,其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可算是世界最古老的人口数字之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战争、疾病、饥荒、自然灾害频繁,中国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到了清朝初年人口只有1亿左右。后清政府采取稳定的农业政策,同时改进了人口统计的办法,全国人口从乾隆元年(公元1757年)的190348328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391102486人。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由于政府腐败、外强入侵、战乱连绵、自然灾害等等原因,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增长速度再次放慢,到1900年全国人口约为4 3亿,1947年人口为461006285人。总之,直到1949年之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很低的,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人口增长保持大体相同的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约89%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笔者没有证据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人可得到的食物数量。但根据解放前肖富德、陈达等人的计算,解放前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平均寿命在35岁以下。据此推测,1949年以前中国人人均可得到的食物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学者Ｆｏｇｅｌ估计,1725年英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2岁,法国1750年为26岁;十八世纪初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2095,法国为1657。1800年英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6岁,法国为32岁: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2237,法国为1846。Ｍ.Ｋ.Ｂｅｎｎｅｔｔ估计在1934―1938年之间,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秘鲁等国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为1800―――2000。(Ｄ.ＧａｌｅＪｏｈｎｓｏｎ2000)由此推算,解放前中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基本上在1800―――2000之间,不会超过2000。按每日所需最低限度的2200卡路里来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的营养状况是很差的。

更重要的是直到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率低下,人力耕作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在城市化道路上几乎裹足不前。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己有30万人,公元7世纪,盛唐的京城长安人口超过5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数量达到50万等级的大城市。但中国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的研究,1843年中国(不包括东北、新疆、西藏、青海和台湾)城镇人口2072万人,占总人口40500万的5 1%(张呈琮1998)。到1949年底,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 64%。而英国在1800年城市化比率就达到了12 1%。一般来讲,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民的农产品消费出现剩余,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才成为可能。

1949年以前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的进一步证据是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率缓慢。据记载,1912年中国人口为40581万人,到1947年的46101万人,年人口增长率为0 37%,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年增长率0 415%大致相同。可以认为,从1949年的5 4亿人口增长到1999年的12 6亿,这种人口急剧增长是与食物生产的迅速提高相伴随的。

食物增长的贡献

农业对中国1949年以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运行有什么样的贡献呢?通常来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从1949年起步的。1949年以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这意味着食物供给比起人口并没有更快的增加。同样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足以允许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的程度。可以说1949年是中国人口和农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缓慢,有些时期甚至出现减少的现象。从最早有人口总量记载的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1949年,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 89%,人口预期寿命不超过35岁。1949年至1997年总人口从54000万人增加到123626万人,增长了124%,年平均增长率为2 7%,接近世界人口2 8%的增长速度。1999年城市人口的比例上升到30%以上。

是什么使农业生产率如此快速提高呢?具体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物技术的改进,包括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和传播,改良种子并结合使用化肥和杀虫剂,消除休耕地,采用轮作制,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筑水坝、水库、灌渠,扩大灌溉面积,充分利用人畜粪肥,提高复种指数等等。以水稻为例,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每公顷比常规稻可增产稻谷1500公斤。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99年8月获“国际杂交先驱科学家”奖。还有,中国在1949年后修建了淠史沆灌渠、红旗渠等水利工程。另一方面是机械技术的推广,包括:除了使用犁耕地,镰刀收割等传统人力耕作方式以外,积极引进机械化作业方式,收割机、脱谷机、插秧机、打捆机、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在田间村头随处可见。一般来说,耕种期相对长些,收获期则较为短暂,机械化手段的引入保证庄稼成熟时被及时收割,免遭风雨雾的侵害。据统计,1999年中国拖拉机1293 5万台,联合收割机22 7万台,农用运输车和农用机动三轮车达647万辆。全国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40356个。再者是资金的保障,政府建立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人均食物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工业化和迅速的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食物产量的增加是维持人口迅速增长必需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减少了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份额,并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

时至今日,仍有人强调高质量土地的有限供给阻碍了食物生产的进一步增长。综观人类历史,土地并不是限制食物生产的重要因素。假定已存在直到最近的知识状况,首要的限制因素是劳动力。在历史的大多数阶段,劳动力限制了家庭可以生产的食物数量。西汉年间人均土地达30多亩,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一个人是耕种不了那么多土地的。传统上中国农村家庭仅能生产足够自家消费的食物,很少有剩余用于交换。直到最近,中国农村家庭才出现卖粮难的情况。西方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发达国家依靠提高单位产出来提高总产量,而可耕种的面积基本保持不变。发展中国家过去依靠扩大农用土地增加产量,但在最近几十年,提高单产越来越成为主导的因素。中国政府已确认中国耕地总面积为20亿亩,按现有人口算,人均不到2亩。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132亿公斤,1999年50838 6万吨,50年增加4 49倍,与此同时人口增加了2 4倍。粮食的增加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总土地面积没变,人口增加了,人均土地减少了,而人均粮食却提高了,这说明土地不是稀缺资源。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是新知识的结果,而新知识主要来源于农民的生产经验(走精耕细作的道路)以及对不断增长的人口的一种反映,即必须扩大食物生产。

知识进步与传播的作用

比起遥远的过去,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我们的产出却增加了许多倍。1949年至今中国产出的巨大增长首先归因于与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增长相伴随的知识进步和传播。知识进步从何处而来呢?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个仅仅是人口的增长;另一个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以及我们把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知识创造成为可能。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ｅｒｅｍｅｒ(1993)用令人信服的证据(其中使用了中国人口数据)做出结论:人口规模越大,越能导致更多的知识创新。首先,人口越多从新知识推动的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的收益也越多。第二,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重大意义的发现或添加新知识。在过去50年里,伴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城市的扩展,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政府建立了大量的研究机构,专门用于创造和传播知识,包括大学、研究所和农业科技推广站。

在1949年以前,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业生产,如衣服、道路、住房和制造工具,更不用说搞科学研究了。1946年普通高校在校人数为15 5万,1949年为11 7万。1949年以后高等学校在校人数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规模也迅速扩大。

1949年以后,有更多的经费可用于科学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用于研究的支出大幅度增加。1990年高校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为143151万元,1999年为1029460万元;1999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为1460 6亿元,政府资金为473亿元;(1995年分别为962 5亿元、248 7亿元)1999年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研究经费收入总额为537611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