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岗：论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军事力量需求

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的近代资本主义大国争霸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出现，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日益发展和强大的事实和前景的背后，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了中国以何种方式发展和强大的焦点之上。坚持走和平与发展并重的道路，是我们党立足“世情”、“国情”作出的正确战略抉择。但是和平与发展，不仅依托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对和平的主观诉求，还在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能否为世界所“和平”接受。“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中国的发展并非与军事绝缘，对于一个正以积极的姿态融人世界并迅速发展、深受世界影响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军事力量之“盾”。

一、世界经济史表明，世界军事与经济存在结构性互动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军事力量支撑

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1]这个新的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下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以及建立和形成于世界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外交、军事等全球性战略格局。

世界经济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形成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以国家意志力采取殖民方式迅速向更广泛的世界范围扩展。资本主义生产下的低廉商品“重炮”，与先进技术驱动下的“坚船利炮”，犹如两把重剑，不断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打开通途，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相互盘错的列强殖民体系。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体现为：纵向――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扩展和掠夺，横向――列强殖民体系之间的利益冲撞和消长。与之相对应的世界军事格局，在纵向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列强瓜分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抗，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在横向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重新瓜分世界――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战争，直至短短30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东西方间的冷战拉开序幕，世界经济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割裂为两个部分：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面临着苏联兴起和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外在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内部经济危机不断，资本主义扩张性的发展需要让位于生存性的安全需要，西方世界处理内部利益冲突和殖民控制手段相对“软化”。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和协定，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白益加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凭借二战赢得的国际威望和社会主义“老大哥”身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推行“斯大林模式”，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并成立了“经互会”，建立一个以苏联为中心，与资本主义市场并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实现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设想。与此同时，世界军事格局主要体现为以美苏争霸为中心，以“两极”格局力量消长为特点，以消耗巨大的军备竞争、政治对抗和地缘争夺为主要内容的全面较量。在世界经济与军事关系发展史中，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正如基辛格所说：“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期构成实力的各因素却‘各自为政’。”[2]经济发展的安全需要，成了军事对抗需要的次生品和附属品。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彻底挣脱冷战束缚的世界经济有如脱缰之野马，冲破意识形态壁垒和军事防线，进一步将各国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两个平行市场”时期半个世界的，还是“两极”解体后全球化意义的“中心―外围”结构，都是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并不排除其体系内，像日本、联邦德国这样具较大规模的二战战败国的经济复兴，也不排斥亚洲“四小龙”等一些小规模经济体的腾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第三世界，要想改变其相对地位，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南北间的结构冲突不会彻底消失”。[3]与经济上的“中心―外围”结构相对应的世界军事，则形成了以美国为首，“一超多强”的战略力量格局。

纵观世界经济与军事力量格局的历史演进（见图一），可以看出：第一，存在着结构一致性。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也是世界军事力量结构质变和部分质变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结构的质变和部分质变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世界军事力量结构的支撑和维系。第二，世界经济结构的质变点，总是发生于世界大战或世界性军事对抗力量平衡破裂之机。这就又回到了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的论断上来了，只不过这里的社会已经超越了传统理解中的国家之社会，而成了世界之社会。世界经济中，后兴大国的崛起无不得益于世界性战争或“冷战”。第三，如果将现实世界经济秩序分为过程性的交往活动规则和结果性的力量格局框架，那么，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二战后的发展表明，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并不排斥具备特定条件优势的后发国家的兴起；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表明，在力量格局框架层面，由于战略活动空间需求的上升和膨胀，后兴大国崛起无不承受着来自“中心区域”现存大国的相斥。军事力量成了新旧大国间维系生存和发展空间，保持“张力与压力”或“应力与压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由此可见，定位于“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有份量的一极”，而非以新“极”取代旧“极”的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既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总体结构，也没有“质变点”的“暴力”需求，也即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可以在接受世界经济现行运行规则下实现。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与亚洲“四小龙”对于现存世界格局的影响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与日本、德国在“两极”制衡时期的复兴有着完全不同的国际背景，这必然会更为谋求世界性或区域性主导地位的现存“中心”大国所牵制。从国际战略空间的容纳能力看，历史也只证明到，像日本这样经济规模的国家（占世界GDPl0％左右），其崛起能够为现存的世界主导性大国所“和平”接受。如果再考虑到日本经济崛起阶段所处的“冷战”背景和美日军事同盟的关系，以及日本受国家规模和历史问题所制约的国际影响力，我们所说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可能要缩短，质量可能要降低，阻力可能会更大。从美国，还可以包括日本，将中国视为潜在战略对手进行遏制和干扰所倚重的军事手法看：在西面，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向中亚、中东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和控制，挤压中国西翼战略空间和能源供应地；在东面，利用台湾、钓鱼岛和大陆架、海洋经济专属区的划分等问题，觊觎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企图封锁中国战略出海口；在南面，利用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与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结盟和保持军事存在，从而对中国形成三面战略合围之势。种种迹象表明，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已经并且将日益突出地成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支柱。

二、当代世界军事格局的力量对比表明，不存在产生世界经济结构“质变点”的暴力条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只能通过“和平”途径

与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区域”内“美国为首，美欧日三极并存”的格局相对应，当代世界军事力量格局也带有鲜明的等级结构特征，“顶尖”操控“中心”，“中心”支配“外围”。发达国家不仅占据了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而且拥有世界70％-80％的军费开支。如果再考虑军事技术因素，处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军事能力总和将超过世界80％以上。当然，这是静态的总体性描述。事实上，世界军事力量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矛盾交错的复杂系统，不仅存在“中心”与“外围”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存在“顶尖”与“中心”之间支配与反支配的矛盾。

第一，处于“中心”顶尖地位的美国，一方面要借助联盟战略支柱的力量，加强对世界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面临“中心”国家内部日益突出的离心倾向，不得不防范“多极”苗头对其“单极”霸权的挑战。“联盟”被视作“美国安全的基石”。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北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美通过土耳其操控）、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美澳、美韩、美日等几个亚太双边条约组织和所谓的“安全关系”，完成了沿西欧经中东、东南亚到东亚的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包围。冷战结束后，这些联盟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废弃，相反，又有了新的发展，转而成为以美为首的“中心国家”称霸世界、控制世界的工具。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5]同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基础，美欧日在对第三世界的国际事务中捆在了一起，以维护和扩张由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但是，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联盟内部的合作基础弱化，而利益的同构性冲突和战略空间冲撞，使得联盟内部，特别是欧、日与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性因素有所上升。美在《1994-1999财政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方针》中就已提出：“把日本和德国纳入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体制中，是冷战的胜利”，但“要阻止它们不向我们的领导地位挑战”，“防止出现一个新的对手”，[6]联盟又成了美控制“潜在对手”的重要工具。事实上，美正是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技术和力量优势，增强盟国对其依赖性；通过吸收对其更具依赖性的新盟国，维持联盟内部的力量对比优势；通过在联盟内部玩弄“均势”，分化对其霸主地位的冲击。

第二，处于“中心”区域的其它发达国家，一方面要依靠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力量和影响来维持对“外围”国家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改变在“中心”区域内与美之间的“主仆”关系，存在“多极”趋势对“单极”格局的冲突。虽然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总体的综合国力也占据了世界的大比重，但就单个国家或构成综合国力的某些要素而言，与一些处于转型期或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相比并不具优势，因此，不得不将自己捆上美国的联盟战车，谋求“势”的领先。特别是自科索沃战争起，美在军事技术和实力上的领先优势，使其盟国意识到美国这把军事“保护伞”一时半刻还离不开。但是总的来说，随着苏联这一外患的消失，西方国家内部冷战时期由于对付共同敌人而被掩盖起来的各种矛盾已逐渐凸显出来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同为发达国家的水平型分工，使得美、欧、日间的贸易战“明争”不断；同处垂直分工链的高端位置，又使相互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而“暗斗”不止。特别是欧洲在走向“一体化”进程中，积聚了与美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使得北约内部的西欧国家已日益不满与美之间在政治军事同盟中的“主仆”关系。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也是其军事“独立化”的进程。而日本在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进程中，虽然相当时期内还脱离不开美国的扶持和影响，但与美之间的经济冲突始终不断，随着日本国力增长和对美全球战略的贡献和影响日增，政治独立和军事自主的趋势也已显现。最近，日本就不顾美国政府的压力，与美制裁下的伊朗达成数额20亿美元、开发阿扎德甘特大型油田的协议。可以说，美国全球战略所依托的“两翼”――北约和美日联盟都潜在着脱离其的可能。

第三，处于“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满于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从属和依附地位；另一方面又在以美为首的“中心”国家利诱、威胁和分化面前陷于“囚徒困境”的艰难选择。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除俄罗斯、中国、印度等规模较大的国家外，由于国力所限，军事能力在“中心”国家的联盟面前是极其微弱的。因此，尽管不满于所处的附庸地位，但在西方集团的利诱、威胁和打击面前难以持久地联成合力，并被分化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拥有特定地缘区位或其它优势的小国，它们一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支配，但又得以利用其对大国均势的影响，寻求发展机遇和空间，因此在安全上主要采取向美国或其它地区性大国依附的策略。第二类是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像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它们在军事上要么已经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要么正处于控制与反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