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科：现代性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前一段时间，中国学界对“后学”倾注了不少的热情，以期借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避免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历程中所引发的负面后果与危机。不过，一些冷静的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当今中国，尤其是现实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仍然面对的是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无有大变的政治传统，在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公民还没有真正享受过“现代性”果实的情况下，“后学”者们大谈“后学治世”，这无异于过去有人曾梦想着一下子从专制的“封建社会”迈入“共产主义”，梦想着以此去避免和克服罪恶“资本主义”毛孔再流工人的血和汗。如果这种“后学”由于主观或偶然的原因进入官方主流文化，那么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是致命的，很可能又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再度被延误几十年。

中国哲学界关于“回归”现代性的呼声，在2003年底由中央党校主办的“北京青年哲学论坛”上再一次被一批年青的学者们郑重地提了出来。到会的大多数人士都认为，“当代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处于前现代社会，因此当代中国迫切需求现代性”。为回应这种呼声，笔者想围绕现代性与当代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以期更多的同行加入到这种讨论中来。

现代性的含义

顾名思义，对现代性含义的理解离不开对“现代”和“现代化”的意义追溯。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理解，所谓现代，从历史时期上讲是指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过程。

学者们一般把笛卡尔尊为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格尔第一个有意识地对现代性问题进行论证，自马克斯?韦伯以后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1。从已故的维特根斯坦到今天仍然在世的哈贝马斯和吉凳斯，“现代性”是许多思想巨人们思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从各自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出发，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或肯定的过程当中，赋予“现代性”以不同的含义；因此，“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人们难能（实际上也难以）从单一的层面对其加以理解，我们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现代性”概念，也无法用“现代性”去言说叙述自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用学者们的不同论述，多角度地去对它进行体味和观照，从不同语境来显露它的意义：（1）从社会层面上讲，人们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伴随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诞生。马克思是这种社会的最激烈批判者，他用自己的观念所建构起来的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要克服现代性社会的矛盾。（2）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进步的观念是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3）“现代性”即“现代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把它等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性重组和制度性变迁......就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质，主要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进程”。2这个层次上，它遇到的对手和敌人就是曾被炒得很热的“后现代主义”。（4）所谓现代性说到底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个体主义、市场经济等这些普世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西学”。（5）......(?)

综合考虑以上几种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人们不难发现，对现代性的讨论离不开西方以自由为精神核心的启蒙以及作为启蒙果实的民主、“科学”。3现代性（modernity）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要超出中国主流文化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所倡导，且至今仍在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四个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有鉴于此，我认为，学者们很有必要对现代性与所建设的“现代化”之间关系做一些深层次的、反思性的思考。

现代性与现代化

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学者们惯于用“现代化”去阐释“现代性”，用“现代性”来促动“现代化”。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这里的“现代化”是指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不是“工具”、利器”意义上的现代化。这一点对于有人文背景知识的学者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科学”的挤压，人们一直对现代化进行着“片面”的理解，最典型地莫过于对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片面强调和迷信。勿庸置疑,现代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的确是有着明显的关联性，但又不完全相同。作为现代性层面上的现代化，它在更多意义上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文明，相当于国内有人早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多年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许多技术出身的官员们，他们过分地看重和迷信“四个现代化”，认为中国民族的振兴和希望在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以为“四化”实现了，中华民族自然而然就迈入了现代民族之行列。从逻辑上分析，这种观点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设了一个类似康德所说的独断论式的可怕命题。那就是，我们的政体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在只要拥有先进的科技之器就可以现代了。事实上，对于许多接触过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开明的官员来说，他们已经深切地领悟和洞察到：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四个现代化”、经济的繁荣固然重要，但最为根本的现代化应是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民主化；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政体在这片浸淫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方算完成，中华民族才有资格步入现代政治国家的行列。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诠释。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层面来说，历史学家们在考察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现代”的时候，并不是以其在某一个时期或特定阶段所具有的经济产量或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作为标准；而是根据这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已经从一个游离于人类普遍历史理性之外的“孤家寡人”转而顺应历史理性从而获得持久的发展力，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以人们熟知的俄罗斯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为例，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俄罗斯虽有过苏联时期在斯大林集权方式下锻压出来的工业化成果，也经历过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经济、军事上与美国的短暂抗衡。然而，如果把这段“辉煌”放在俄罗斯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来看，一切似乎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只是俄罗斯民族经历过的一场碎梦，因此，它并不为研究俄国史家们所看好。在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们的眼里，只有当叶利钦和普京执政以来，通过重新恢复和运行俄国杜马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从而将俄国引向政治民主化，被中断几十年的俄国现代化进程才得以被重新续写起来。4同样，以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为例，美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她被思想们看作一个“新世界”、一个远远超过了欧洲的“现代国家”。但是她的“新”与“现代”之处，并在于当时美国人的物质生活，而在于其“一切制度”，在于她是“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5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及的“原则”，实际上就是指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人类理性”6的主导下为人类自身所设计和创制出的政治安排。

对于这一点，我们也不妨借用韦伯当年在感叹和忧虑统一后的德意志民族能否成为现代国家时所做的论述来证明。7面对当时德国所处的境况，韦伯指出，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由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政治统治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那些已经开始掌握经济权力从而跃跃欲试期待着接管政治统治权的阶级，却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以掌握国家的航向”。8韦伯之所以产生这种担心，原因在于，一个民族发达与否，不在于其外在强盛，不在于经济军事的发达程度；而在于其内在强盛，在于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韦伯所谓的“政治成熟”就是指领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阶级，不但有能力把握本民族的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利”利益，而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它考虑之上，也就是能把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普遍利益放在某一个阶级本身的利益之上，从而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只有当“政治成熟”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国民才能通过政治参与形成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的高度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向心力，进而形成一个现代“政治民族”。与“政治成熟”的发达民族相比，“政治不成熟”的落后民族，即“非政治民族”，往往通过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为代价去片面地去追求外在强盛，为了求得社会一时的“超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韦伯认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政治不成熟”无异于慢性政治自杀，因此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政治市侩主义”，将在政治上不成熟、奉行“政治市侩主义”的德国资产阶级阶级称作“政治侏儒”，认为它患有“民主恐惧症”，排挤其它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和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舞台，使后两者无法成为德国的政治领导阶级。9韦伯对德意志民族政治不成熟的担心与忧虑，不幸为被后来的德国社会发展所证明。因为正是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最后直接导致希特勒的上台，使其将德意志民族再次拖向世界大战的泥潭。

面对韦伯早在100多年前发出的这些感叹和忧虑，我们不难发现，过去有些人对“四个现代化”的片面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有再度滑向韦伯上面所说的由于对“外在强盛”的过分追求而引发的“政治不成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正是类似这样的政治不成熟，曾不止一次地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复着同样的低级错误政治体制僵化，权力集中，以至于类似封建”专制体制下发生的黑暗事件（如，“焚书坑儒”、“火烧阿房宫”、“文字狱”、“宫廷夺权”、“贪污腐败”等）都曾以这种或那种“现代”的方式被再次上演，从而使得社会政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得用“血”的代价去换取。回想二十世纪中国重演过的一幕幕历史悲剧，我们不能不醒悟，“现代性”之“现代”不在于“利器”之先进与“现代化”，而更在于“政治”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的政治的保障和约束，“利器”之现代只会沦为“落后”政治用以玩弄权术，用以为了达到治人之目的而进行舆论控制和生命涂炭的高效机器。

中国人民对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也被书写在了大陆第二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规划设想之中。许多人至今清楚地记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令许多有识之士遗憾的是，当初的这种美好设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续写成历史现实。更让人担忧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向其它任何改革一样，存在着向两个方向“改”的可能。一类是顺应人类历史理性的改革，将中国引向政治的现代，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改革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借现代之利器去巩固“专制”、“集权”之统治，或撷现代思想之名辞去点缀和装饰旧有之观念，从而为原本要行将就木之道统或主义提供了赖以继续在历史舞台上进行表演的理由和托词。

历史是不能被重写的，但历史却是能够被设计的。在促使中国的政治改革沿着符合人类历史理性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堕入后一种情况这一点上，对“现代性”的认识与接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与中国政治之现代化

既然现代性之现代主要是指“政治现代化”，那么我们就该从现代性入手来讨论和谋求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大陆成功地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民主政治在局部地区也有了成功的范例，迈开了走向现代政治国家的第一步，但是这些成就似乎并没有能成为中国政治走向现代，中华民族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的契机和生长点。从理论观念上讲，许多人机械地理解和套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等经济发达了、经济条件成熟了才能搞政治建设”；有些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学者）由于盲目地信守人类社会的五分法仍走不出“社”与“资”的争论。从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上看，从民间到官方，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沿承和强化着自秦汉以来那一尘不变的“集权专制”与“话语霸权”式的政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