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内容提要：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一、引言：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国内外有关专家，包括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专家和国内专家密切联系与合作，通过面对面访谈与讨论、电话交谈与调查、传真问卷调查、电子交流与邮件问卷调查一起来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尽量使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能够参与到确认过程中来。最后，课题组一共得到98位专家的支持，与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们的答卷。从专业条件上，我们尽量使专家的专业领域能够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职称和职务上，我们选择正教授、研究员或政府有关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我们确认这些专家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所在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必须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所选择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学者或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考虑到中国未来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专家大有人在，我们尽量与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家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例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Thomas Raski就参与了我们的调研讨论，还寄来了他的最近研究成果。我们也与许多驻华国际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从他们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国2010年前发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视角的人参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确定了调查对象的京内外分布（表-1），这些专家在境内外（并不等同于专家的所在地）的分布为：境内专家81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吉林等），境外和境内国际组织专家17位（包括香港、日本、美国、瑞典、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的专家来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国资委、卫生部、劳动部等；研究和教学单位的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水利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等；外地机构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员、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境外机构和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匹茨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德意志银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瑞典皇家研究院等等。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有对问题的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于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数据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表-1 咨询专家情况

专家类别 专家专业领域 专家工作性质

国内专家 国际专家 经济 社会 环境 国际关系 公共政策 其他 政府 非政府

81 17 45 16 4 6 6 17 23 85

资料来源：2003年春夏调查与咨询。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数据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咨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合作，主要是由于专家通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咨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于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咨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仅需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咨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二、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点、可能性与领域

（一）、专家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

我们与专家们的合作是从他们最为关注的危机领域切入的。这次合作与咨询发生在SARS危机前后，危机成为热门话题，专家们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考虑得比较多。由于专家们的专业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关注的危机类型也不一样，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都站专家人数26.39%，在经济危机中，人们较为关注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在这里较为宽泛，包含了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谓的公共危机。环境生态以及能源危机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有14.58%的人关注此类危机。政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同为10.42%，国防危机为4.86%，其他为6.94%。从总体上，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图-1）á 。请点击：“人们对于危机的关注”。

信心危机并不在课题组最初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信心危机。他们认为信心危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认为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对企业虚假浮夸担心，以及对某些个人品质、素质问题的担心是潜在的社会危机。信心危机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会对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影响，尤其在市场化向深度发展的形势下，公众信心危机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专家们还关注社会公正危机、人类安全（这是联合国系统常用的一个术语，也是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它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有人将其称为公共安全危机）、台湾问题（有专家认为民进党虽然不会鲁莽到引发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台湾问题是重视和定时炸弹）、腐败和在富人中间滋生的自私心态和行为、教育、治理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严重滞后。由此在各个领域产生治理危机，如非典反映的公共卫生危机，频繁的工伤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件，普遍的腐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等）、外交危机（有专家认为特别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朝鲜核危机等问题。我国要保持20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应该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原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不要被朝鲜拖下水。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也有人为环境危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