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地方治理危机

4日，西南某地官场发生匪夷所思案件，局长居然在开会期间试图枪杀书记和市长。中国社会深刻的地方治理危机，不能再被忽视了。

中国政府很难了解社会真实情况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深刻地方治理危机。与西方比较，中国经常会出现“干部倒、国家倒、社会倒”的局面。在西方，社会、企业组织化比较高，具有独立和自治的性质，并且公务员系统也是独立的，因此即使政府出现了问题，社会也不会解体，能够自治。中国直到今天，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全能政府”，所管理的面实在太广，并且政府的法治程度仍然比较低，一旦干部出现问题，政府就会出现问题，社会就会出现问题。不能想象没有政府的中国社会会是怎样的。

从民意表达来看，民主政体不管如何虚伪，社会意见通过媒体、选举等机制不断表达出来，政府可以了解社会大趋势。当然，精英层是否能够应付或者如何应付，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国，政府尽管具有很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往往了解不到社会真实情况，造成错误的判断，导致治理危机。

在目前的体制下，如何改进地方治理局面呢？

首先，要敢于起用地方干部，明确基层干部的上升途径。较之机关干部，县、乡一级干部，没有上升管道。一个明显的因素是地方能人与上级组织部门的关系很难建立。尽管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干部任用条例，但大多数干部提升靠的是朋友圈，且往往是机关干部的朋友圈。县市级干部往往从机关下来，他们和上级机关是有有机联系的，本来就同属一个朋友圈。北大、清华毕业的干部，比较容易形成朋友圈，很难和地方大学毕业的干部形成朋友圈。

其次，选拔地方干部制度要公开透明，避免因任用制度不公而导致的腐败和懒政。一线地方干部离上级实在太远。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一线干部尤其是那些埋头苦干、不搞关系的干部，往往没有管道被上级“伯乐相马”般地发现。这里牵涉干部政策的公平性问题。那些搞关系的往往“优”于不搞关系的人。出现“懒政”不难理解，不用通过努力就被提拔，大大挫伤了实干的干部。地方老百姓是有判断力的，只是在提拔地方干部时，有关部门只看上级，不看社会。

不同领域的干部要适当调配

再次，任用干部标准要可操作化、具体化和细节化，避免不接地气。邓小平时代，干部录用实行“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那时的标准非常具有操作性，录用了一大批实干型干部。之后的干部录用标准逐渐僵化和机械化，出现唯年龄、唯文凭、唯经验等现象，真正实干的人很难得到提拔，导致了庸人政治，干部队伍没有士气。

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弊端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但还没有形成制度化和反映在政策层面。尽管年龄、教育和经验等综合考量非常重要，但不能过于一刀切。在乡镇一级，可以实行工资待遇与级别相对分离的制度。很多镇委书记当得很好的人才，不见得一定要当县委书记，很多很有才干的乡镇书记也不适合当县委书记，但他们应当可以享受县委书记的工资待遇。这样可以激励大量优秀的乡镇干部。

第四，不同领域产生的干部要调配适当，以免失衡。就党政关系而言，1980年代改革后，党政分工，书记和市长之间出现分工合作趋势，但现在两者界限越来越不清晰。党政不分工，党委也经常抓行政业务，结果导致政治没有人管，或者管理不力，很多地方就出现黑社会左右局面的趋势。从上级委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只看级别，忽视他们的工作经验背景，结果下去之后经验不足，不适应。

党政机关、学校、宣传口、团机关等领域的人，如果派往地方，就要适当使用。此外，考察干部地方经验，应当考察他们走向社会头几年的（即离开学校之后）的基层工作经验（乡镇），而非从机关到机关、从上级机关到地方的临时工作经验；要增加具有一线工作经验干部起用的比率。

第五，要注意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的干部调动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中国国家大，情况复杂，干部在不同区域的经验很重要；也尤其要注重提拔在落后地区工作的干部。但经验表明，从落后地区来到发达地区的干部不宜直接当一把手，因为会影响地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运作。从落后地区来的干部需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地方。等他们一了解就走了（上调）；如果是“平调”（也就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工作。这种调动的干部应先当二把手，熟悉情况后再当一把手。

第六，需要考虑如何缩短上级政府与一线干部之间的距离，尤其是县委书记与省委书记，甚至是总书记之间的距离。一定要建立县一级干部和省级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省级党校开办县委书记、县长培训班时，省委书记要亲自抓。中央党校也要加大培训县委书记、县长的力度，而且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政治局常委要定期给培训班讲课。通过这种方式培养起来的政治荣誉、政治忠诚是其他方式所不能取代的。

第七，寻求新方法来制约和避免地方主义，平衡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一旦外来官员抢占了本地的所有资源，必然导致本地官员（或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的反弹和反抗。但如果没有外地官员，本地强人就会出现地方主义，例如“土豪”。外地干部满足了上级政府的需求，但满足不了地方的需要。外来干部能够避免地方主义，但地方认同不够，并经常被本地干部架空。派外来干部的目标如果是避免地方主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地方干部权力和责任高度不协调

例如，可以实行党领导下的政府内部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和司法。垂直领导的地方纪委已经独立于地方；同样，法院、检察院也都是垂直领导。公安体系的纪检部分也可以由上级纪委委派，以阻止地方黑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这些举措都能够遏止地方主义形成。但社会经济管理方面的干部，必须由了解地方的干部来担任，他们来自本地，熟悉情况，由他们来行使权力，地方治理会比较有效。

对执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逃避“脱离社会”的铁律。现在地方面临精英太多的状态，尤其是来自上层的干部太多，外来和本地干部竞争，经常出现紧张局面。广东乌坎的冲突与其说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地方和上级精英之间的冲突。上级派来的干部过多，政权失去重心，即权力中心往上移动，权力的基础不再是社会而是上级。但管理社会的责任仍然在下面，所有具体的事情都要地方来做。因为中国特有的动员机制，上级政府控制了人、财、物各种资源，但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地方承担责任但缺少资源，就出现权力和责任高度不协调的现象。

如何吸纳和消化地方精英（人才）对政权的冲击，一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第一种办法是控制高层精英的数量。数量过大竞争也就激烈，精英竞争过于激烈，必然对政权内部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同时，高层精英过多，政权重心向上移动，脱离社会需要。控制高层精英规模的传统做法有二。其一，理论上，皇帝的长子具有继承权。其二，只有皇帝一人的位置可以继承，皇帝家族内部的其他人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他们的位置不能继承。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欧洲那样的贵族，即政治家族。政治家族的缺失有利于中央集权。

第二种方法就是向社会开放，即考试制度的安排，使得所有平民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政权。汉朝实行举荐制度，造成了高层权力者的“朋友圈”，圈子里互相推荐，结果政权自我封闭，造成危机。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开始制度化，到明清高度制度化，即使是皇族，要进入政府，也必须通过考试。这使得政权具有了高度的开放性。尽管皇权不开放，但相权高度开放。中国传统官僚体系无疑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这种做法使得平民子弟有机会进入政权，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让政权具有很大程度的“人民性”。这种做法也大大减少了地方精英对政权的压力。

从历史上看，因为地方人事任命不当所引起的不稳定甚至大规模的抗议（革命）事件并不少见，所以绝对不能忽视。如果问题一直积累下去，必然造成不堪设想的结果。历史的教训要引以为戒。

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