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生：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体制创新的需要

2007年的6月，是高考的季节；是中国一些不满20岁的少年人生最为重要的关头；是许多母亲一世最忙碌和忧心的30天；是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朦胧起步。但是，羊爱枝，一位50多岁的母亲，向总理发出的求救信，使在中国大地酝酿了10多年的黑奴工问题突然在瞬间爆发，一条在中国中部及西部省区洒满血泪的黑奴工之路才被逐渐揭开！有人说这是非法用工，更多人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倒退，是一场叛乱！但无论如何，它已经使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蒙羞；使七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文化受疑；使正在崛起的中国之路遭难！

然而，最让人揪心的，不是还有成千上万的童奴还在被四处隐藏，不是地方政府坏事变好事的强盗行为，更不是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制度、文化和人性的声讨。而是，中央政府头脑一热，从建设亲民的和谐社会出发，在国家和地方设立专司其职的监管机构。看看国家土地监管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电监会、保监会，甚至证监会等，能不让人揪心吗？如果以此为教训，把主要针对贫民百姓的和谐社会建设，转向针对官员和制度创新的和谐社会建设，则真正可以将坏事变好事！

再观中外历史和现实，国家制度有共同性。没有这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就不能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看，中国今天所急需的不仅仅是人们追求已久的民主政治，更是基本国家制度的创新建设，其中，最为迫切的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

一、中国国家安全涉及的主要部门存在的重要弊端

1．军事

※中央控制和指挥军队的原则受到影响

近年来，四川汉源、重庆万州、广东汕尾和广西博白等地发生的群体事件里，不仅有大量武警赶赴现场，而且出现了开枪流血现象，汉源还迫使一个师的解放军处于待命状态。

按有关政策，省市县的书记有权调动一定数量的武警维持社会安定，但这种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恶果之一是：如果地方领导隐瞒和谎报信息，养成调动部队的惯性，特别是地方政府又给予当地武警多方面的持续支持，会不会出现当地武警更多听命当地领导的情况？

一旦暴力手段被地方化，中央权威就会受到威胁，地方政府使用暴力手段搞地方主义就成为可能。任何容许地方政府有更大空间以暴力手段来对付突发事件的举措，都会导致中央权威的弱化和公民权利的被侵犯。

当地方调动军队处理突发事件时，不管效果如何，由此导致的后果和责任还是要让中央来承担，受到最大影响的却是中央政府和军队的声誉。

唐山的一个民营企业家杨树宽，可以装备4辆装甲车、十几只枪和一万多发子弹，光天化日之下，敢在闹市区武装炫耀。设想一下，拥有强大经济势力的地方政府装备一定规模的武装还有什么困难呢？杨树宽可能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缩影。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

※腐败大大影响了军队的专业精神和战斗力。

对于战争，军队的腐败较之经济腐败可能更为致命；对国家安全，没有哪个腐败对国家的破坏能比军队腐败更具摧毁性。

改革开放的忍耐政策和军队经商，把腐败的种子撒向了人民军队。1998年军队与企业脱钩后，或明或暗的军队经商情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理所当然，军队腐败就成为社会和党不断腐败的有机组成部分。

今后，对中国国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是台独。一旦国家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把对台湾斗争置于首位，那么，大范围的战争动员就变得不可避免。自然，在动员过程中，会有庞大的资源导入军队部门。那么，谁能保证在这个长期而广泛的动员过程中不会产生严重甚至是致命的腐败呢？更为严重的是，现在谁（包括“敌方”）都知道中国大面积的腐败，谁都会用腐败的手段来影响和弱化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伊拉克亡国就是例子！

原海军副司令员王首业，查缴贪污的现金就1.6亿，还有120套（栋）房子，一个南京军区歌舞团的演员、一个为他生养一个儿子的情人要300万的分手和抚养费，他不愿意才引发该情人连写79封举报信。这样的人连做男人、做人都不配，竟然官拜中将。匪夷所思的是，王首业竟保住性命、得了个死缓。几千年中国历史，亘古未有！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一支腐败军队战胜不腐败军队的先例！军队开始腐败，往往是亡国之兆！

2．外交

※部长定位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影响、全球利益的全球国家。不管是和平崛起，还是经济外交和多边主义，甚至台湾问题以及北京共认识和中国模式，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外交和内政并举的国家，外交事务愈发沉重，外交功能愈发复杂。但外交部长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部长和中央委员，与被赋予的责任不相称！

以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有限，对全球事务基本没有发言权，即使在被包围和孤立的时期，外交部长也曾经由总理兼任，大部分时间也都是由元帅、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参与或影响决策的人担任。如今，国务院序列排名第七的公安部长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是否在说内部的监管比外部的开拓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部门越来越职业化。职业外交家对推动中国外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正因为是职业外交，其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交思维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外交思维是不能替代国家思维的。因此，不应在职业外交官里选拔外交部长。

美国有些时候在有关国家利益问题上，对华决策故意不让国务院的中国通或者对中国相当了解的人参加，就是为了不要让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太多的制约。因此，美国的国务卿，鲜由外交人士直接出任！

※不能始终完整地尽职于国家利益

中国的外交政策，形式上是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决策。但很多情形是外交部决策，最高领导层背书。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国家主席提出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倡议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随后，美国派出以外交官为首，主要由军方人员参与的代表团来华谈判，外交部愚蠢地以国家主席倡议为由，将中国军方排除在对应的代表团之外。因而出现了允许美国派100多人，携带大量检测设备到我军事基地将间谍飞机拆回运走的方案。在遭到强烈反对后，又谈出赔偿100万美元的协议。最后，闹出美国立法机构只同意给3.4万美元的国际笑话。

朝鲜核危机，从定位为中国问题、美国问题到国际问题之间的摇摆；伊拉克战争，从劝和、同情伊拉克到被迫承认现实的演变；台湾问题，从一个中国、一中各表到未来一中的退让…中国付出的不仅仅是使馆被洗劫、公司债权和国家外债的消失，而且是树立大国形象机会丧失，更是一统疆域的决心、大气和魄力！

最揪心的当然是台湾问题，为什么不能判断台湾独立是民进党和陈水扁的一贯理想和追求。早知如此，还不如坚持一个中国以及和所有国家建交的原则。台湾问题的无路可退和极度被动，外交部居功至伟。

3．情报

※机构众多而涣散

现存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中国外，只有越南、古巴和朝鲜，古巴和朝鲜较封闭，只有越南开放。既然是共产党执政，党和党的交往，完全可以通过政府来进行。保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既没有必要，还影响形象。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不再是革命党而是唯一的执政党，应革命和战争时代之需而产生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按党政分开的原则，其功能和任务，完全可以由政治局常委挂帅的全国政协及其专门部门来承担。

军队，至少各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都有情报部门。这些部门，曾经是最神秘、屡立奇功的部门，但也是最早最深涉及商品社会的大潮、开军队腐败风气之先的部门。如今，军队的情报部门，可以说是最没有水平和战斗力的单位，相当程度上还利用其特殊身份，继续干扰社会、腐蚀和毒害战斗部门的团伙。

赖昌星的成长、壮大和成功出逃，就是情报机构众多而涣散的结果。曾经的广东，情报部门鱼目混珠、乌烟瘴气、真假难分。他们立了多少功不知道，但在毒害社会、政府和党的风气方面的“贡献和增色”肯定不少。

另外，既然有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这样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还要单独设立610办公室呢？

※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拆台

朝鲜进行核试验，由于中国朝鲜问题特使李冰已经背叛祖国，外交部可以没法预先知道。但与朝鲜劳动党保持经常联系和密切交往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怎么可以没有信息作出预先判断呢？

台湾问题的脆弱、艰难、复杂和被动，平民百姓指责国台办可能毫无道理。但对民进党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出现的多次重大判断失误，自然会想到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失职。

国家主席专机上被装上窃听器，驻悉尼大使馆布满窃听装置，这是外交部的失职，还是国家安全部的责任？两个关键位置，正军职的将军成为台湾当局的间谍多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出现的最大间谍案，谁之罪？如果从职业看，应当是军队情报部门。但从他们犯罪的程序看，因为主要是和披着台商外衣的企业家接触，似乎又是国家安全部的失职。

美国两次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同的情报部门得出的预测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这些预测送到国家最高决策层，不但无用，还会扰乱视听。如今的伊朗核危机，与中国的战略发展和未来政策息息相关，自然而然，各个情报部门给出的预测不会完全一样。谁来综合整理，以给决策人一个清晰明了的建议？

拥有情报机构，是现代国家一个通用现象。美国国土安全部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和中国搞合作，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提出对等的类似要求？

二、中国面临的全局、长远而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1．着眼具体问题的现有监管机制

目前正在进行的股市大跃进，孕育着巨大的风险。股市一旦暴跌，导致崩溃，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灾难，会对国家安全问题造成巨大冲击。谁能承担得起？将是人祸、是罪过！负有监管责任，问题层出不穷的正部级中国证监会难辞其咎！

正部级的、世界少有的银监会成立以来，为何监守自盗的数量和额度都比没有银监会时多了呢？曾经造成百年巴里银行倒闭的亏损，只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被行长卷走资金的1/20，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亏损的1/25，中国银行不仅能屹立不倒，而且第一负责人还毫发无损。

209人死亡，6人失踪，29人受伤的辽宁孙家湾瓦斯爆炸，是建国以来死伤最惨重的煤矿事故，正部级的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只能建议追究高官的行政责任、中低官员的法律责任，而没有更高官员的政治责任。为降低事故，采取关闭小型煤矿的办法，是最简单、落后和不科学的方法，事故的隐患并没有消除。

中央政府派出的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已经快1年，可举目全国，不仅没有一个地方出现大众热切盼望的商品房价格下降的趋势，而且还适得其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一把手到关键的司局长、处长都涉嫌犯罪，已经说明该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但是，至今，它依然照样运行。

据说，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保险公司，资产即客户资金的50%―80%，甚至全部都瓜分掉，一部分进入经纪公司或个人，一部分进入机构和个人，这不是掠夺而是骗财。对时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电力，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为什么都有民营企业的影子呢？世界少有的正部级电监会、保监会，怎么最终就监管出民怨沸腾、骂声一片呢？

据说，中央政府还在积极准备成立新的监管机构。但每出现一个新监管机构，就使一个领域的腐败火上加油，就腐化一批人。

2．台湾问题

有人说，台湾问题，已经从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问题的位置退下来。这是卖国的论调，是开脱责任的托词，是最有害的思维。

台湾孤悬海外，时刻提醒着中华民族曾经的耻辱、伤痛和泪水。对美国，台湾独立，符合其最大利益；对台湾朝野，和平独立，是最大理想；对大陆，和平统一，是国家利益的最优化。但从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到如今的主动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美国化，台湾问题不仅是宵小国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敲诈中国的手段，而且变成中国的命门和死穴。

一个毫无外在制约、具有无限扩张性的美国，加上一个内心极度不安、不自信、没有道德传统的日本，再加上一个想依赖美日的力量在自保的同时推进独立运动的台湾，使得美、日、台同盟的雏形已经浮出水面。实际上，美国倡导的“民主同盟”、“亚太安全同盟”及 “美日协防台湾”等的演进，都有战略上针对中国崛起，战术上防御台湾的安排。

一个2300万同文同种的同胞正在进行的民主实践，不管它疯狂本土化旗帜下的“去中国化”有多令人心碎，极端民主口号下的和平独立叫人多么义愤填膺，但民主在我们同胞深根发芽的事实还是会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