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当代中国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历史透视――政治领袖心态的案例分析」正文
「内容提要」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从这时起,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凸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倡导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岸之间进行了有限的接触。虽然蒋介石未能在民族大义上迈出关键的一步,但毛泽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系列主张,为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中国政治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以他特有的缜密思辨和科学预见,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发布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一振聋发聩的伟大宣言。3年后,蒋介石在重庆命人捉刀出版了《中国之命运》,断言只有国民党主张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才适合中国的需要。毛文问世9年、蒋书出版6年之后,历史就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历史判决印证了1944年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预言:“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光明代替了黑暗,进步代替了落后,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还占踞着一群海岛,水天相隔,加上美国插手,使得毛和蒋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画上句号,而是围绕着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演绎着。
一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跃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达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是年底,蒋介石退守台湾,将台湾与大陆之间100多公里的海面间隔视为“海上屏藩”,负隅顽抗。从这时起,如何消灭踞守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成为毛泽东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应当说,解放台湾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战略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战略决战的推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蒋介石在无法挽回大陆颓势的情况下,将企图把台湾作为其统治重心和卷土重来的基地。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强调中国人民将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非法侵犯,亦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至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并首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这当然反映了此时毛泽东的战略思考。
作为解放战争的延续,以武力解放台湾,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这时的思考和实际部署的一个重点解决办法。事实上,在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就把解放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在军事上作了相应部署。而此时的败军之帅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则以“反攻复国”作为其既定方针,这也成为蒋介石集团自欺欺人、赖以维系孤岛人心士气的精神支柱。此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并非毛泽东的唯一选择,他还积极探索政治解决,即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会谈涉及台湾问题时就曾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他还说:“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较多的时间了。”显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不仅表现在由于是跨海作战而增加的军事难度上,而且已预见到美国将插手台湾,存在一个国际干预的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并不只局限于武力解放,而是开始探讨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虽然随后开始的新的国共谈判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未能达成协议,使和平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毕竟已作为一种新的思路提了出来。
如前所述,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后,国共两党处于以军事对抗为主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使用武力。“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一开始就是作为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期的作战任务提出来的。1950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华东前线台湾战役指挥部,准备8月发起攻台。由于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侵占台湾,我攻台战役没有实施。美国在我解放战争后期原准备放弃台湾,即采取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对台政策改为重新以武力援助台湾并派出第七舰队游弋于台湾海峡。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在美国继续推行的反华反共政策的庇护下,蒋介石对大陆仍坚持“巩固台湾,伺机反攻”的方针,并进行频繁的军事袭扰。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台湾并入了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安全”体系。海峡两岸仍处于严峻的军事对峙之中。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从长计议解放台湾的问题,并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期间,一方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万隆会议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实行和平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氛围;另一方面,海峡局势也出现了缓和的契机,经过调整,台湾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愿意看到新的战争爆发。同时,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和军事企图有所限制,以避免更深地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抗。毛泽东看到“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2]1955年4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开始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解决台湾问题。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台工作方针,以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这时恰逢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临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为此,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国际影响。5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在美国撤退在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3]在这前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阐述了和平解放台湾、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1957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关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第一次公诸于世。
中共方面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动议的诚意,为海外人士所关注。1956年7月间,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蒋经国主政的赣南公署高级参议和《新赣南日报》总编辑的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香港到北京访问。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特别关注。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三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统一祖国的真诚愿望。会见时,曹聚仁提出:总理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明确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他还表示: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4].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来京的曹聚仁时,也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大前提是坚持一个中国”。毛泽东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台湾可派代表到中央参加政务领导等等。曹聚仁回去后,将中共方面的千金之诺向台湾方面作了如实的通报。此后曹聚仁曾多次来京商谈,为沟通两岸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章士钊到香港,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章士钊赴港带了一封中共中央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着重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办法。其要点是:(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特别写道:“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注:早在1949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进兵浙江之时,毛泽东就曾致电三野粟裕、张震,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这一指示被严格执行,奉化蒋氏“丰镐房”祖宅、墓地、祠堂等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后来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措施,也得以幸免。)澄清了有关蒋家墓宅遭破坏的谣传。随后又诚挚地写道:“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希请珍重。”表达了对和平统一的殷切期望。
蒋介石得到中共中央的信件后,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反复考虑,始于1957年初在台北召见了许孝炎。蒋对许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这个选人原则显然是出于保密的考虑。许根据蒋的要求提出三个都在香港的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现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最后选定宋宜山。这是因为:宋宜山是蒋介石的学生,忠诚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重要将领,被俘后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看守所,必要时可以探亲的名义作掩护;同时宋是湖南人,认为比较容易同湘籍的中共领导人打交道。从人选的选择上,也可以折射出蒋介石对此行的重视。
1957年4月间宋宜山由香港经广州抵达北京。周恩来安排了见面谈话,具体事宜则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商谈。李维汉代表中共方面请宋转达如下几点意见: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这反映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主张,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充分照顾了台方利益。宋宜山返港后写了一份1.5万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现在看来,宋宜山并不完全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复杂心态。他在报告中除叙述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外,还描述了沿途及在北京参观的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和工业蓬勃发展、市场供应良好的景象。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这次试探是重视的,但并没有从苦撑待变、反攻复国的迷梦中完全清醒过来,因此当他看到宋对大陆景象的如实描述时,立即触动了他那根老而又老的仇共神经,忿然认为宋被“洗了脑筋”。他对许孝炎讲:希转告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他立法委员的薪金可以按月汇给(注:1972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章士钊追悼会,台湾方面竟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销宋的立法委员职务。)。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态度,使得这次国共两党的沟通未能继续下去。
二
毛泽东倡导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