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

如果我们把新闻生产视为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就是分析新闻生产过程当中的权力实践，这种权力实践主要通过信息传播的所有参与者和新闻机构组织内部实现1.基於此，本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领域的制约／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与以往常规的研究不同，本文并不主要进行制度分析，相反，研究重点在於通过深入细地描述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来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的特徵。

从理论上说，这个关乎媒介控制的权力实践问题是十分宽泛的。塔克曼（Gaye Tuchman）认为新闻生产依赖於将新闻专业理念内化为编辑部内部日常运作的常规行为，而外部的媒介控制力量则往往来自政府、大企业等相关组织2.也有相当一些学者研究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权力关系3，或者媒介的意识形态控制4.

那么，在如此丰富的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为甚么要研究与中国社会转型相关联的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90年代末英国相关的媒介与文化学者曾着力描述社会转型中媒介的制约力量，认为政治家、商人、媒介组织的所有者和他们的员均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起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影响作用5.由於这类研究大多更接近媒介与社会的制度分析，因此新闻生产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权力实践本身，却往往不经意地被忽略掉了。对於中国现阶段的新闻生产环境而言，由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介正处在巨大的变动过程当中，媒介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导致新闻生产中宣传导向与市场效益之间的矛盾突出，新闻价值标准模糊不清，编辑部的运作规则缺少制度化保障，新闻从业者个体与新闻媒介组织的身份认同涣散6.以上种种因素造就了当前中国新闻生产过程中，宣传政策、媒介组织运作逻辑、消息来源及其他社会力量与新闻从业者自身的权力博弈。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即考量这些权力实践和权力关系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的转型社会的临时特徵，还是中国社会的固有特徵？

本文取的是社会学家称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7.选择这样的研究策略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新闻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其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即被有关学者概括为「临场发挥」的特徵8.只有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微观的动态的实践行为（而非宏观的结构）之上──正是这些流动的「微小实践」9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和重大历史场景的社会过程，我们才能超越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理解和解释新闻实践活动中具有不确定性的权力关系的「深层游戏」（deep play ）逻辑，并将「支配的微观结构加以理论化」10.

本文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方面来分析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从中透视这些权力实践形态与社会转型特徵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关系。与西方新闻业不同，包括新闻生产在内的中国媒体改革的一切微观实践过程，都是在宣传管理的控制机制之下展开的，因此，这个领域的权力实践行为，构成了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层次；由於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具体实践单元，而其中最能够体现媒介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场域，就是通过「新闻判断」来建构作为新闻业共同标准的专业逻辑，於是我们把这个场域作为研究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关涉新闻生产实践过程中资源与利益分配的媒介组织与消息来源的关系；这三个层次体现出新闻生产过程中权力实践的动态的微妙情景。

文中使用的所有资料，均来自2000－2001年作者、合作研究者和研究助理在京沪粤等地不同媒介的参与观察，包括田野日记和深度访谈记录11.与「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相一致，这些田野调查资料把研究对象转化为动态叙事的故事文本，并构成对当前中国新闻生产实践与社会转型关系的厚重描述。

一、宣传管理：权力行使的互动系统

尽管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可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下使用「权力」、「控制」或「影响力」这样的概念，但是，在我们的分析框架里，只有将权力视为一种具有较高同一性的概念，才有可能在涵盖不同层面社会影响因素的同时，指涉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动态特徵──归根结柢，通过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考察权力是如何被接受、软化或抵制的。因此我们沿用科利佐娃（Olessia Koltsova）对当代俄国的新闻实践进行研究时用的分析框架12：1、权力是实践活动本身，其特徵在於「行使」（exercised ）多过「控制」（possessed ）；2、权力不单意味着单一的压制，而且是可以生产的13.

以此为起点，我们把作为实践活动本身的权力视作新闻活动的生产和约束机制。在这里，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被简约为一个互动系统，其中某些资源足以改变整个新闻生产实践活动的情状和走势。

宣传管理在中国新闻生产实践活动中，就是这个互动系统中权力行使和运用的重要场域。宣传管理中的权力是通过新闻生产的主体的实践而得以表达、实现的。

美国社会学家布里德（Warren Breed）在关於编辑部内部的社会控制机制的研究中，揭示了新闻生产的权力行使方式14.其中很重要的是，来自业务上司的权力行使过程，使得具有专业规范特性的社会控制得以实现。而在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下，行政命令往往代替了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控制机制15.一个实例是新闻审稿。尽管实际操作中审稿通常由编辑部的新闻主管进行，但最终如何定夺一篇报导能否刊载或播发的所谓终审权，则视题材而定。在某中央级媒体，遇有重大题材，往往部门主任审完了，还要主管新闻的副总编和总编审，有时候，「还得中宣部、公安部、高检、高法等部门合审，有些特殊题材，涉及特殊人物，甚至可能惊动副总理、总理、政治局常委」16.

由此可见，作为媒介的直接管理者，来自宣传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构筑了边界明确清晰的新闻生产的有形控制空间。除了针对具体事件的「宣传通知」、相关的审稿制度和由宣传管理部门直接下达宣传任务等外，还包括各种并不一定见诸文本但在新闻机构内部尽人皆知的边界，比如，对批评报导的行政级别的限制，对新闻媒介异地监督的限制，等等。面对这个有边界的控制空间，一般的媒介会尽量取退让的办法。笔者曾对某城市新闻界十多名中层干部和资深记者进行访谈，他们对於这类新闻生产中有形的权力控制空间，都持大致相近的看法，即尽可能以退让的姿态应对：「不管你是想实现自己的专业追求，还是想挣钱，学会避开宣传政策的雷区，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功」17.一位媒介学者认为这种退让的态度与新闻机构的人事制度有关，因为所有新闻媒介的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宣传管理部门任免，因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专业诉求还是市场诉求，一旦遭遇宣传制约的瓶颈，媒介主管「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乌纱帽」，退让自然就是唯一的选择18.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闻生产的权力行使过程中，媒介组织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控制空间。这一无形的控制是由宣传制约当中的意识形态、行政命令、社会关系和人情等杂因素交织而成。调控这个无形空间的是社会学家称之为「非正式」的制度，它与表达在法律、规章、宣传纪律中的「正式」制度有相互补充、相互抵触的依存和张力关系19.在某个以舆论监督着称的新闻部门，一位实习生问部门某主任，为甚么对××地方的批评很少涉及，主任回答这个地方「一是×书记的家乡，二是本媒体×领导的家乡，自然反映得少一点」；实习生再问，难道会有这样的规定吗？主任笑答：「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20.一位记者抱怨，「问题是没有哪个记者能记住这么多无形的条条框框。」他说他一年中，有过两次因为批评报导惹恼主管领导而导致总编、副总编、部门编辑和他本人都要写检讨的情况。他说：「这种事儿让我更加聪明、胆小和本份。如果再犯错误，那一定是我没想到，而不是别的。」21

但这并不意味着宣传管理一路畅通，或者媒介在宣传管理的控制空间内一味退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向是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规避、软化和抵上级政令的有效方式，媒介行业也不例外。由於媒介自身经济诉求在市场竞争中显得越来越强烈，而太多来自宣传部门的要求，无疑会大大制约媒介的市场能力，因此，一些媒介就会取相应的变通办法。在一个党委机关报内部，有人总结「在一个集团里把不同报纸分割，母报对上，子报对下；在一张报纸上把版面分割，一部分版面对上，另一部分版面对下」，以此来做到所谓的「两老满意」22.

这一类的变通方式，是十分有效的规避手段，既不冒任何抗拒宣传管理的风险，完成自上而下的宣传任务，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媒介自身的利益，尽管所谓的利益包括专业诉求和市场诉求两个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抵触的层面。

规避对无形空间的宣传制约有效，并不意味着媒介在面对有清晰边界的宣传控制的有形空间时就完全无所作为。事实上，打「擦边球」的情况在各个媒介内部都时有发生。某媒介的一位宣传主管在访谈中告诉我们，在接到主管部门的各种「通知」时，宁愿自己在审稿时严格把关，也不愿意层层传达，因为「怕太多限制了编辑记者的写新闻的主观能动性」23.

必须注意到，有时候主动与宣传需要挂?，也是拓展业务能力和寻求市场卖点的有效途径。一位多产的报社资深记者告诉我们，他的诀窍是要懂得在版面十分紧张、内部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需要发稿，「要灵活地利用这节那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比如，在六一儿童节时写一组关於儿童玩具市场的问题报导，「有时候，应景文章做得好，事半功倍」24.

二、媒介组织：「新闻判断」作为权力实践中心

在新闻机构内部，新闻生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记者编辑和各种资源的权力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判断」是权力互动的目标和结果。事实上，「新闻判断」即是从业者对於新闻信息是否值得报导的评估，其核心在於「共识」25.「共识」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源自包括新闻专业训练以及在新闻从业实践中的专业控制在内的职业社会化过程。在布里德的研究当中，编辑部内的权力关系，体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资深、地位高的编辑会在业务指导、指示中，将组织的价值取向传递给每一个新手，而每个新手又都有专业的和物质的动因而遵从组织内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规范和标准。布里德所揭示的实际是一个体制内权力运作的常态26，这种常态是形成「共识」的重要前提。

那么，在中国现阶段，编辑部的内部权力运作，却远远不是布里德所描述的「常态」，更多的时候，权力互动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体现出来。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新闻改革质疑甚至打破了一些原有的成规，但新的游戏规则却仍在建构之中。在这种新旧共处的情况下，在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中，「共识」不具有静态的实在，而是渗透在实践的运动过程之中。以下一个实例可以充分说明「新闻判断」是如何通过权力互动在编辑部内部形成「共识」，以及在不同的情景下又是如何飘忽不定。在某电视台新闻栏目内部，每天播出前一小时，部主任、几位制片人和当班编辑审片，会在一起讨论片子，其他编辑有空也会在旁边听，多听几次，大体可以揣摩出一些道道。但是，当不同制片人的「新闻判断」无法达成共识，编辑们就无所适从。一个制片人当班时，要闻特别多，「除了政治局常委的事一样不少以外，他还喜欢把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时政内容加进去」。另一个制片人则不然，总争取把要闻做得越简洁越好。他认为「要闻不是重要的新闻，而是要人的新闻，因为不值得多报但又不能不报，所以用三言两语来处理」27.

这种情形也存在於其他新闻机构之内。更重要的是，「新闻判断」的基础是由行业内部共同的专业经验日复一日培养出来的新闻价值共识，而它的背后，则是一整套影响媒介秩序新闻价值观与新闻社会功能的外在因素。其中宣传控制、专业控制和以市场诉求为目标的商业控制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在媒介组织内部的权力实践中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一位曾在海外主流媒介工作的省级电台新闻部主任认为，新闻判断的标准首先是受众关心的程度，他觉得他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了解我的听众和怎样开拓这个听众市场」。但他同时也认为「媒介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有些新闻类节目尽管赔钱，但他觉得「有助於树立媒体和新闻节目的社会形象」。当谈到记者与主管部门在新闻观念上的矛盾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没甚么可协调的，听领导的」，可又说：「但长期听领导的会让记者丧失动力，变得没有自己的想法。」28这里所显示的矛盾正是「共识」的匮缺，也是在改革过程中无法产生「共识」的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