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兰：群氓的智慧还是群体性迷失

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以其特有的方式将人与人连接起来，使个体聚集为群体。网络中的群体互动，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判断。虽然这两种判断有所冲突，但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提醒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群体互动的结构、机制和效果进行深入思考。

一、群氓的智慧：社会化媒体的核心意义之一

在关于互联网的各种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典型的判断：网络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促使群体智慧形成，这种群体智慧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关于网络群体智慧的代表性观点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用“群氓的智慧”来表达这样的认识：“群体被看做一种自适应的技巧，适应于任何分布式的活系统，无论是有机的，还是人造的。”他以蜜蜂、蚂蚁、鸟群等动物的集体行为，以及整个生物界的进化为依据，揭示出这种自适应带来的群体智慧的意义。他还指出网络是群体的象征，无数的个体思维聚在一起，形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性……成为学习、适应和进化的沃土。凯利这本书完成于Web2.0产生以前，当时他已预见到今天网络社会的情形。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詹姆斯•富勒在《大连接》一书中也指出，社会网络可以让个体更有智慧，或者成为对个体智慧的补充。它可以捕捉和容纳人们相传的、不同时间的信息，还可以通过计算将成千上万的决策汇总起来，不管个体成员的智慧如何，网络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作为社会网络研究的专家，他们把群体智慧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社会网络本身，虽然这种观点并非针对互联网上的群体互动，但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网络的复制和延伸，以其观点推论，互联网上也能形成“群体的智慧”。

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一书中认为群体创造价值，而产生价值的源泉之一则是“认知盈余”，即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可以集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共同创造的项目。《维基经济学》的两位作者，虽然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群体协作，但也揭示出这种协作背后的群体智慧，以及群体智慧产生的源泉。

(二)关于互联网带来群体智慧的原因解释

对于互联网会带来群体智慧的乐观判断，往往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1、社会网络铺垫群体智慧的基础。研究者们在谈及互联网带来的群体智慧时，都或多或少关注到互联网中个体之间的连接模式，而且把这种模式放到“社会网络”视野之下。互联网上社会网络的连接特性，一是对等和开放，这为个体自由参与提供了基础，也为信息与智慧自由流动提供了多种路径；二是《大连接》书中所说的“自退火”，即它能使自身出现的间隙自动闭合，就跟伤口自我愈合的情形差不多，从结构上保证网络的完整性。

尽管互联网上人与人的连接最初是对等的，但最终形成的社会网络却并不完全平等。《完美的群体》的作者兰•费雪指出，社会网络本身是一个自适应系统，它会遵循幂律法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心节点。幂律法则是马太效应的另一种体现，意味着少数网络节点拥有很多的连接，而其他节点上的连接却很少。这种逐渐形成的中心节点，有助于加强网络的连通性与稳定性。当然，一旦中心节点遭到破坏，后果就会非常严重。一个连通性和稳定性很强的网络，对于信息大规模传递是极为重要的，这是群体能够产生协同行动的基础。另外，这些中心节点在发起大规模的社会行动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个体的互补产生群体智慧。群体智慧优于个人智慧的乐观判断，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当有许多人参与协商过程时，每个人都把他那一份良善和道德审慎带来……一些人懂得一部分，一些人懂得另一部分，而所有人在一起就懂得一切。

桑斯坦在解释协商群体能够运作并且产生良好的效果时，提到三个机制：群体等于其最好成员、聚合(协商可以聚合信息和观念，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比其最好的成员知晓更多，做得更好)、协同与学习(群体讨论中的贡献与索取将筛选信息和观点，使得群体达成解决问题的良好方案)。这三个机制的核心都是个体之间的互补，虽然它们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却也成为研究者支持群体智慧优于个体智慧这一判断的理由。

3、群体互动有助于激发利他行为。克莱•舍基认为，在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会有所节制，会表现得不那么自私。[1]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网络的个体没有利己动机，只是在互动环境下会将利他与利己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利他过程中也实现利己的满足感。如克莱•舍基所说，在反馈循环中，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可以互相放大。网络中的分享行为之所以如此普遍，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而分享也是群体智慧形成的一个源泉。

4、自组织机制使群体聚合从混沌走向秩序。凯文•凯利等对于群体智慧形成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组织”这个角度出发的。所谓自组织，即指没有外界干预，只有控制参量变化，通过子系统间的合作，能够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现象。自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在网络论坛这样的地方，可以逐渐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自组织，成员之间有长时间的互动，因而实现分工是比较容易的。但很多时候，网络中的自组织机制，是一种应激响应的结果，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却能自然地实现分工与协作，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确实发生了。这得益于共同的目标推动、四通八达的连接网络、成员的多元化、社会报偿的刺激。

在《认知盈余》一书中，克莱•舍基借用心理学家德西的研究成果，把个体聚合为群体共同完成某个目标的动机，总结为“自治和胜任感”，自治即决定自己能做什么和怎么做，胜任感指能够胜任自己所做的事。这两个动机，可以从更深层面解释自组织机制在网络中起作用的原因。

在网络互动中，自组织机制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将进行一定的讨论，但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二、群体性迷失：另一种可能

与“群氓的智慧”对立的观点，是在网络群体心理作用下，个体会丧失理性，会导致集体性的或愚笨、或疯狂、或盲从的现象。

(一)关于互联网中群体性迷失的代表性观点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到欧文•詹尼斯的群体盲思概念，即群体可能助长轻率的一致以及危险的自我审查，因而不能综合信息、扩大讨论的范围。桑斯坦也对群体智慧一定优于个人智慧的乐观看法进行反思，分析了群体协商失灵或失败的各种可能及其原因，也谈到“群体极化”对于群体协商结果的影响。他指出，在群体极化现象中，群体成员典型地选择与协商开始前他们倾向一致的更为极端的立场。

群体极化这个概念被中国研究者广泛引用，成为分析网络群体互动负面影响时常用的理论框架。例如，陶文昭在《互联网群体极化评析》一文中，引用桑斯坦关于群体极化的论述，分析中国网络论坛的两种现象：一是网民之间激烈的争论，二是网络政治派别的分化。又如，相喜伟、王秋菊在《网络舆论传播中群体极化的成因与对策》一文，也借用桑斯坦的理论，分析中国网络舆论的极端化现象。

但是，不少研究者对群体极化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有关群体极化的心理学研究指出，群体讨论会强化其成员的最初意向，会使偏激者更加偏激；同时，群体讨论也会强化其成员的共同态度和平均倾向，[2]群体极化未必一定会产生消极结果。尽管网络中确实存在群体极化现象，但是滥用群体极化概念，或者把群体极化等同于群体的极端化，甚至把它视作一定是恶的，也许都有失偏颇。

在相关研究中，与群体极化概念同样被广泛使用的，还有集体无意识概念。例如，毕宏音在《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变动中的群体影响分析》中指出，网络舆情表达存在着类似于勒庞和荣格所阐述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又如，蒋艳艳等人在《新媒体影响下后现代传媒环境的道德重建》一文中提出，新媒体很容易出现集体无意识状态，导致“网络暴民”等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许多场合中，集体无意识概念是被误用的，因而有必要厘清它的本来意义。

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是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荣格在《本能与无意识》一文中也指出，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集体无意识，把它称作“集体的”是因为与个人的无意识不同。本能是一种集体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反复发生的现象，它与个人独特性没有任何关系。原型也和本能有着同样的性质，也是一种集体现象。由此可见，集体无意识概念的本义，并非特指集体行为中的盲目和非理性。它揭示的是人类某些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而有些研究者却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某种行动的结果。为了避免对经典学术概念的误用或滥用，本文将群体互动产生的非理性、盲从、极端等现象称为“群体性迷失”。

群体极化、集体无意识等概念，也往往与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联系在一起。这也表明，一些研究者把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现象的发生，主要归结于网络群体互动。尽管这些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过分关注群体互动而忽略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也会使研究走向偏狭。某些时候，网络互动未必会带来群体智慧，而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群体智慧概念也有被误用或滥用的可能，这是必须承认的。

(二)关于群体性迷失的原因解释

从相关研究来看，对于网络中群体性迷失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群体心理。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聚集成群的人们，感情和思想会转到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其心理特点是冲动、易变和急躁，易受暗示，易于轻信，情绪夸张而单纯，也会出现偏执、专横、保守的倾向。勒庞对群体心理的分析，成为研究当今网络现象的参考依据。他不仅揭示出群体心理的负面影响，而且指出群体既可能有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个体难以达到的崇高。一些研究者还从“沉默的螺旋”、“从众心理”的理论中，找到解释网络群体性迷失的理由，即强调群体压力对个人心理产生的作用。

信息遮蔽。桑斯坦指出，造成群体协商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信息的影响；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群体注重所有人或多数人持有的信息，而忽略少数或一人持有的信息。[3]从互联网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多数人信息对少数人信息的遮蔽，很容易产生马太效应，使少数人的信息被忽视以至沉没。信息遮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个体对不感兴趣或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进行遮蔽。这种选择性心理会使人们依据个人偏好来进行信息选择与传播，产生如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无论是多数人信息对少数人信息的遮蔽，还是个体自己进行的信息遮蔽，都会使得人们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并表达态度。这样的判断和态度，也就难免会产生偏差。个体的判断偏差，可能会得到群体的广泛传播，影响到更多的人。如果这种遮蔽发生在那些“权力中心”的身上时，影响就会更大。

匿名效应。许多研究者将网络互动带来的盲目与非理性，归结于网络的匿名效应。这种匿名会使某些个体的自我约束感下降，并在群体氛围推动下出现冲动与盲目的言行。但是，Web2.0的应用，尤其是SNS中普遍推行的实名制，以及由熟人或者各种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约束，将使匿名变得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