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互联网文明与中国制度转型

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分为“外生”和人们非预期，“内生”和人们预期的两大类。

人类历史几千年，绝大多数时段是在延续着以往的发展轨迹，在平淡、无奈、沉闷和保守中度过的。但是，却有少数一些时段，人们的生存、生活和思维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来的轨迹中断，进入新的轨迹，即人类文明形态的发生“转型”。当下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整个人类的文明形态转型的引擎，并从根本上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开始频繁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定义其制度性质和发展阶段。近年来，“制度转型”成为中国一个广为流行的关键词，解释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种种新现象。本文力求回答的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文明转型和中国现行的制度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

支撑人类历史的主要是文明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文明形态是最根本的，其次是思想文化形态，再次是制度形态。这是因为文明形态就是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即民众为了衣食住行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一般来说，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是渐进的，具有超越空间限制的趋同性和稳定性。思想文化形态是活跃的和多元的，即使在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形态也会发生突破。例如，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思想文化并没有停滞，时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和进步。至于制度形态，主要是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因为需要改变现实利益结构，所以通常和战争、革命等暴力形式的介入联系在一起。

但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分为“外生”和人们非预期，“内生”和人们预期的两大类。

人类文明形态受到“外生”的和人们非预期因素影响的事例俯拾皆是。如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至于影响人类的文明形态的“内生”和人们预期影响的事例，集中表现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人类的自觉和主动行为。自中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有三次：第一次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机器革命和动力革命彻底完结了中世纪。第二次是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和卫星为代表的能源和空间革命。原子能开辟了新能源，卫星实现了空间突破。人类利用能源和空间的范围得到巨大拓展。第三次是正在发生的互联网革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世界不断走向破碎和分裂，人类需要理性和公正地组合全球经济力量、思想力量和文化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发生互联网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联络，新的信息基础结构，人类自觉和主动地解构和再建自己文明形态的意愿，成为可能。

为什么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意义如此之大。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可以最终改变人类获取和分配资源的方式，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提供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系统的技术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惟有通过技术创新，方可以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和创造新的结构，实现“产业突变”和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改变的都是人们生存的时空状态，或者说是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时空范式。也就是说，相比较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技术创新改变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更重要，是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引发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工业革命所建立的传统的工业体系支撑着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美国著名电影《飘》，其副标题――“文化随之飘逝”，通过浪漫的爱情故事和充满暴力的南北战争，告诉观众的是南北战争不仅解放农奴，而且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化、历史的传承，具有创新能力的北方工业文明战胜了丧失创新能力的南方农业文明，最终在北美确立以工业资本和权力融合的制度。20世纪后期，因为信息产业革命和后工业产业体系的形成，逼迫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了至少近四分之一以上世纪的持续转型。

相比经济和政治制度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常常更重要。这是因为：思想是个体行为，理所当然的享有和身体一样的自由权利，从来是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最重要起因。人类历史上不论有多少次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人类还是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例如，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不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儒家学说，都以维护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作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思想文化最终影响和改变着制度的选择和转型。人类的文明和历史基于人类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当下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在解释中国的制度转型方面，很受西方的“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学派”强调的是市场为核心经济要素，以及国家的、法律的、社会的、伦理的、历史的等非市场因素对历史演变的作用。中国化的制度学派倾向自由主义。“历史学派”则强调每一种经济制度和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支持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特性。中国化的“历史学派”很容易成为“中国道路”特殊论和“中国模式”的支持者。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和大历史面前，“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学说都有太大的局限性，甚至苍白。如本文前面所说，究竟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还是市场、国家、暴力、政治、法律、伦理对人类生存和生活形态影响更根本？更深远？究竟人类文明的趋势是“趋同”“聚合”，还是“分散”“分解”？毫无疑义，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道理并不复杂，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的地位几乎是永恒的。至于人类文明的大势所趋，显现的是“趋同”“聚合”，而不是“分散”“分解”，这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尤其明显。特别需要指出，科学技术创新并非是完全受制于人类的被动工具，它本身具有生命力，存在着自我演进能力和不受控制的欲望，最终决定着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

互联网时代下的文明形态转型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经常是分离的。但是，却有在极少的时间里，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同时发生，交互作用。因为互联网技术革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时刻。

如果说工业革命颠覆的是支撑人类文明的动力基础，这次互联网革命，是有史以来在现行法令无法管束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最大规模实验，网络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每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琐事、身份认同、人际关系和国家政治事件，导致世界变小、变扁平，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群体之间更加平等。互联网文明推动的是在更加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主要依赖国家、民族、宗教的传统组织，这势必加速现存的社会组织、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淘汰和调整。在历史上，可以与互联网革命媲美的就是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在1445年的活字印刷技术创新和在欧洲迅速传播，成就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等运动，并为实现现代知识的大众传播提供历史性的物质基础。

尽管不断加速和扩张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持续地改变着人类文明的时空秩序的基础结构，还普遍存在人们对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性后果估计过低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承认，全球范围内的数十亿“网民”所推动的全方位“大众化”，正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新潮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众化”的九个方面：

1.信息资源大众化。自2008年以来，至少有四个标志性“创新事件”值得注意。一是云计算。IBM、雅虎等大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云计算中心。虽然云计算存在能源消耗巨大等问题，但是，云计算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快速和大规模地制造、处理和分享信息。人类多少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在信息、财富和教育三角构成关系中的不平等，任何人只要在三角关系中缺位，就难以进入社会主体和主流。如今作为物理过程的云计算提供了人类平等享有信息的可能性。二是大数据。简单来说，大数据就是人人创造数据，人人分享数据，人人消费数据，数据成为日益重要的资产。可以想象，可能在30年后，甚至可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总统，从他出生时有多少斤重，他的DNA，性取向等都不用去搜索和追溯，直接就有数据。三是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就是移动数据终端的普及。现在借助智能手机，人类已经进入彼此交流的三个A状态，即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点)、anyway(任何途径)。四是“微信”。“微信”可以定义为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即时发消息、传文件和图片、留言和视频聊天的通讯软件。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微信”和“美国版微信”的WhatsApp，实现了用户数量的持续迅速增加，形成数以万计的横向的和互相交叉的小团体，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一代的注意力。在“微信”面前，人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加入进来，或者自我放逐。微信技术所进一步推动的商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信息爆炸，导致任何政府和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日益困难。

2.教育大众化。受教育权利，特别是高等教育，曾经是一种特权。如今，教育正在成为公共资源，大部分知识几乎都可以在网上获得。美国名牌大学名教授的课程全部上网。公开课可以全球共享。2012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题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深度报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开放网络课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代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正在被改变，教育资源显示出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趋势。MOOC对现有的大学教育体系的冲击是强烈的，甚至具有颠覆性。2013年，American Interest杂志预测：“未来50年内，美国4500所大学，将会消失一半。”现在最难当的职业是老师，学生逼迫老师讲出有原创性的思想。思想是信息源，不等于信息。在中国，作为开放网络课程(MOOC)平台的“果壳网”，目前近2万名学习者，“果壳网”组织学员们在23个城市举办了见面会。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2万名学习者极其微小，但是，它在中国潜力巨大绝对不可低估。

3.传播媒体大众化。互联网技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突破，彻底改变了传统传播方式的速度局限和地域限制，以及单向性的和广播式的舆论传媒渠道，创立高速和便捷的传播渠道，传播媒体的大众化、平民化、交互性，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导致传统传播媒体的神秘性和尊严的削弱，与传统传播媒体相联系的政治、艺术和体育的明星偶像地位也急速下降。

4.语言大众化。互联网革命导致了民众全面创造一套新的语言系统，不再注重修辞和文法，反规则、碎片化、自由、无拘无束、嘲讽、质疑等成为常态风格，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不仅如此，网络语言已经走下网络、全方位地进入人们生活，渗透到一些年轻人的日常交际用语中，甚至影响着大众媒体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中国，此次互联网所推动的语言大众化，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带动精英，其规模和后果，都会超过五四运动的白话文变革和1958年的文字改革。

5.物质和文化消费大众化。现在，尽管存在贫富和收入差别，但是，人们在日常物质和文化消费领域的差别正在急剧缩小。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中的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拥有汽车等各种主要耐用消费品，甚至住房。在基本物质消费方面，希望显著有别于他人，已经相当困难，强而为之的往往是浅薄的暴发户。同时，包括歌曲、影视和旅游在内的文化消费，迅速普及，成为一般民众消费领域和欲求领域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