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上海发展的人文制约

进入了新世纪，上海依靠有利的基础设施、地理环境和人文优势，又借世博会东风，正杨起满帆，快速远航，还声称欲“与国际大都市接轨”，似乎踌躇满志，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但是存在着众多不利的因素，如物质资源配置 “硬件”上的制约，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象上海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提升到了知识经济阶段，又身临全球化的时代氛围，社会进步则极大地依赖着所从事社会实践的广大市民的主体素质的状况，市民素质的欠缺必定导致被实践客体的低劣结局。上海发展的定位还在于是“服务型”的城市，那么就更直接又密切地与市民人文素养相关，因为服务的本义是与人打交道。“接轨”的口号激励着上海市民寻找自身精神面貌上落后的处境，以便测量出待接“轨道”之间的差距何在。要不然，大话空喊高调唱遍，则不免落入“夜郎自大”的笑柄，还将害人误己。 本文所探讨的正是本地域文化、市民性情等的精神性“软件”的欠缺状况，兹列出如下：

一) 性灵受制

在上海市景象征的外滩，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叫做海关钟楼，在它的顶楼有一口大钟，大钟日日夜夜地每相隔15分钟准时播出报时声响，这个声响是用国人半个多世纪来最经久灌输了的调子：《东方红》的主旋律传播的。更意味深长的是，在上海的意识形态传播的重点场所――几乎每所高等学府里，都有个硕大的“毛”石雕像，有形又无形地“统率”着每位知识人士。这些主宰的“声”和“影”时时刻刻、清清楚楚地警示着世人，在这座城市里，它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旋律是什么，这主旋律凌驾于一切生存空间和活动领域之上，不管他或她是什么年龄，职业，阶层，信仰，都得接受――就象每个人既然“带”着自己耳朵就不得不灌输进这钟声一样，因而这主旋律是不受任何竞争、不容选择的“神”。它是否符合现代精神文明的要求？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需求？满足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国人百姓来说，是绝对不许怀疑，也是没有资格去讨论的――这是由钦定的法律所钦定了的。而人们所能做的，只能采取迂回的“战术”――去质疑这座城市的“包容”性格。

国内媒体常吹嘘，上海有所谓“海纳百川”的品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闻的抄作，鼓噪哗众而已。仅举“小事”一例足可反驳，某人欲锻炼身体，修炼什么功夫之类，则定会受到管制的。作为纯粹关乎个人心身健康的功法修炼，完全是点滴“水珠”而已，却不为虚假的“大海”所容纳，何许遑论“百川”耶？

就单说全社会关注的“中心”――经济建设来说吧，在某些领域板块里，也并未能实行对内外资本开放，如金融、邮政、通讯等领域均是如此，成为一个个封闭的权势得益者小王国，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作威作福。

至于说到公民权利的信仰、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罢工等等的自由，就象与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无甚两样，统统归类之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放任放肆，一律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动辄以大棒相胁迫，而早就拒之于千里之外。在媒体上的言论管束，上海还甚至严厉于其他地区，由此愈加造成本地媒体上的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空洞且呆板。

不仅如此，连市民正常的个性生存活动需求也遭到制约。在全上海的各个国立学校中，各年级学生的所接受的军训、政治洗脑课程不比其他地区少，据说现今在上海的中小学里，在学生的课余时间，甚至连本地方言都被禁止通用了。更有甚者，在上海的某些著名民营企业里，那些老总也学起兵营的模式，搞起“军训”来，以达成“步调高度一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整肃属下的员工。所以人们不禁要问：一座有“海派”之称的城市，在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里，到底有多大的“容纳”雅量呢？

因此，要讲“海纳百川”，绝非简单地认可为，只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搭建个什么“平台”罢了，以为就此可以多多招商引资、吸引四方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然后只需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运转就足够了。一个地方的宽容气度和开放性，很大程度上应表现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宽宏大度，能容纳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见解、批评、建议、学说和思想理论，形成事实上的、远非空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氛围。特别有价值意义的是，该多多聆听本地区的社会成员中，那些地位卑微、权势弱小、离群索居、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想法，让他们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因为自古来，无数天才的洞见、创意和智慧往往来自这类人员之族。辩证法的精神告诉人们：事物发展、变化、进步的根源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性，而外部的各种条件只是事物发展的催化因子。那种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的做法，是舍本求末的、缺乏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短见。

再者，充分保障公民行使各项权利，使得市民有丰富而活跃的自主思想意识。这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生活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人之所以高贵于万物，就是因为有着主体性的高尚灵魂和自由独立的人格主导着行动态势。因此说：“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人的灵性丰富、高级而发达，而并非只是物质上的生存资料占有数量有多么大、四肢躯体有多么的健壮发达，体育奖牌能拿得有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进步应该着重体现在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性质上。

另外，现代性社会之进步呈现一个基本事实，是“分殊化”倾向――社会不再有严密的统一性，而是表现为松散而多元的发展态势，社会中成员的个性意识和独特天赋充分得以实现，作为地方特色的文化、民俗、风情也应尽显多彩多姿的光芒，这些该由地方特色的文字方言来表达方显得韵味和传神，就如港澳珠三角地区通行粤语，福建厦门通行闽南语那样。

现实的状况是，作为一个国内较为现代性的城市，上海市民的德行境界还是停留在人类社团生存基础性道德约束的“七不规范”上，当然，比起内地居民的品行来，要做得好些。但是有着教育设施良好、师资雄厚的大都会，是不应象闭塞落后的内地，市民生活的文化品位本应该提升到较为高一级的层面，应该有着“大气”的人格品质和境界，但是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又显得与外地人无甚么高低。由于长期来市民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整束，因此实际生活中难以见到有精神性高品位的内容，缺乏崇高性的动姿，诚如鲁迅所说：中国只有/"官魂/"与/"匪魂/"，就是缺乏人格独立意义的自主灵魂，这正是对国人/"逃避自由/"的写照，也适用于当今的上海市民。

上海人不怎么关心国家宏大的执政要事，远离政治理想的憧憬。做起事情来喜欢按照社会习俗所约定的“合理性”去照办，不会顶真于政策条例所规范的逐字条句，上海人称为不去“顶撞”，而是“识时务”、“讲实惠”，或用更典型的“海派”叫法：“领得清”，它一方面避免了政治生活执著的狂妄急噪，另外一面，则是采取势利的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往往还是一种女性化的特殊主义的人缘亲近的模式，回避普世主义的准则。譬如对于人间的纠纷，要么采取“事不关己”的看客态度；要么以人缘亲近主义的“仁义”来代替行使判断是非准则的“正义”。

上海人特别赞赏的是“头子活咯”、“会做人”，即善于钻空子、编织“八面玲珑”式关系网的生存之道。“老实人”是上海市民最为寻常的称呼，指对着善良且耿直的人；而“书呆子”则是上海市民嘲讽高贵品行极为贯用的词语。上海人在工作和交际场所，习惯有话不明说，喜欢在“划翎子”和“接翎子”之间传接暗示信号，以炫耀世故练达、“城府深”，且可掩盖自己的潜意识――既不敢直面人生的态度，又流入了“圆滑”的生存观。当今一部分上海人流行起/"捣浆糊”的艺术，其真正的意图是借用词汇或行为规范的模糊不确定性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实质表明自由精神的匮乏。上海的普罗大众与人文精神及知识精英是处于绝然二分的：市民所能懂得的“知识分子精神”，就象在鲁迅先生笔下，S城里的人将“自由”理解成“柿油”差不多。在这里，“启蒙”精神往往为“反启蒙”所覆盖。多少年来在对市民的宣传中，对于“自由”的批判足够多了，自由女神早就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记得十多年前，电视剧《围城》播放高潮时候，沪上的市民洋洋自得地嘲笑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原来是那么的丑陋！”。

男女的婚配最能体现出青年人的风貌，当然这也是文化大洪流中一支突出的洪峰急流。上海的女人一般是不会就因为动了感情便嫁人，她们着重考虑的是一场婚姻给她们带来的物质享受和生活前景，使得在周遭人群的物质攀比之风中“扎得起台型”。在沪上，婚嫁流行的是“傍大款”，也就是女人尽力追求以财产的豪富者为婚配最佳对象。不管是来自农村的“外来妹”，还是在外资企业就职的高级白领，在婚姻爱情价值观念上，大抵 “旗鼓相当”，分不清有多少高低的人文素养差别，就是因为通向“上帝”的道路已经堵塞了――确切地说，是被无数的欺骗和谎言填满了，导致人的神圣性阙如，尽管沪上的男男女女常常会求神拜佛。

虽说在上海的一般家庭里，家长对于子女的职业前教育投入是很多的，但就是因为超越性的途径受到阻碍，因此人们不会重视为自身人格素质的超升而祈祷，如何使得个体“灵魂”扩张从而趋于完善之类。据沪报载，上海市民的阅读兴趣仅仅着眼于功利性的，如养生，美容，股票，房产，电脑，求职等内容，而极少关心超越功利的，如文学艺术学术政治宗教等事情。即使是从事“宗教活动”，也只是将“福、禄、寿”变成为神祗，拜菩萨，仅仅为了消灾祈福升官发财而已，本质上即为世俗的功利境界的反映。

生命哲学家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的缺失会导致生活意义和价值的跌落，上海人何曾不是这样？且看那些在私营企业里，特别是在内资的小企业里干活的年轻白领们，常常满负荷运转着自己的身体拼杀于单位里的劳作之中，超时加班相当普遍，工作单调且压抑，然而逢人便是夸耀自己的财富收入，他（她）们何曾有过异化的意识？有几个人懂得“异化”这个名词的词义？

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人是以超越性的本质存在于世间，这个超越的重任通常总是由男人来担当的，既然超越的通道严重受阻碍，于是人们便看到了如下的悲哀情景。

二) 男人受抑

历经半个世纪多的左倾化酱缸中浸泡腌制，上海的民风已经充分显示“赤化”。在这座城市里，传统的“中庸之道”已向“左”偏转，与近世来盛行的低贱者的“均分之德”交融成一股合力：统吃掉强健的雄性生命力量。多少年来，劳动报酬分配形式的绝对平等成了一个行政和道德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各级体制内，男女“同酬不同工”以及“同工不同才（能）”现象，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不仅如此，还提供额外补偿的措施，指使垫补女人的先天生理欠缺，为女人的自尊充气。

男女之间的利益和地位本是互动的联合体，互为牵涉一体的。沪上的女人被授予额外“贴补”，当然会呈威翘雌，男人必然受窝囊气，压抑成男人的失落。人们便发现，在这座号称“海派”的城市里，缺乏的是成大器的英雄好汉和闯劲，那么何处存有“大海”的胸襟、胆略与卓识之称谓？在此，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在起作用，当年十里洋场上，上海人前辈的男人冒险精神已经大为退化，“上海爷叔”早已离走。直至今日，在官方传媒的意识形态里，个人的“冒险”则始终是个负面性的词汇，远比孔圣人的“过尤”为甚，“冒险家的乐园”则绝对是罪恶渊薮，历来成为左倾教义批判的对象。

倒是在这块崇尚中庸和谐、“稳定压到一切”的土地上，女人正享有得天独厚的青睐。都云：上海高产小男人?岂不知，作为“另一半”，上海的女人早已被棒为天下少有的至尊呢！既然事先已经占据着至尊的位置，男人何作为成大哉耶？于是乎，女人们正以其所“成功”、“成功”之道、“做人”嘲弄起男人来，甚至以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优势调教起男人来：如何“适应环境”啦，如何“跟上级相处好关系”啦，如何领会领导的意图，“善解人意”啦，如何与上下级沟通好，与群众“打成一片”啦，如何安安稳稳“做人”啦，“不求有成，但求无过”啦，不“冒尖”啦 ???・・・。男人最可悲的不是在冲锋陷阵时候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而是必须穿上女人的三寸莲鞋使之脚骨畸形，肌肉萎缩，还得尊照指定的“莲步”蠕动，耳朵边不时响着女人的“作”声“打拍子”，如同喝下自己的爱人和慈母配制的慢性毒酒，漫漫步向心灵衰亡，只留存下无用的身躯空廓。

在沪上，正由于超越性行动的愿望屡遭外在阻截，以致于展示人的内心精神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群也呈现出：“文坛阴盛阳衰现象”。倘若沪上女人的文学成就确实是大得很，足以取代男人的历史成就，倒也罢了，